張曉川︱李鴻章與馬克沁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總統弗朗索瓦·菲利·福爾(François Felix Faure,1841-1899)是十九世紀末一位具有傳奇經歷的總統。在他任內發生了赫赫有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其意義自然不言而喻,在國際上,當時法國與英國因非洲問題交惡,而與俄國建立了比較密切的關係,這也可謂影響到了日後乃至於一次世界大戰的國際格局。當然,他本人也以一種戲劇性的浪漫方式結束了生命,即所謂“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在總統任期內,福爾因與情婦幽會,突發心臟病不治。

张晓川︱李鸿章与马克沁

法國總統福爾

這位總統任期內的法國,也與中國有很大關係。首先是甲午戰爭之後的三國干涉還遼事件,這也是上面所說的法、俄關係靠近的結果。其次,是在“瓜分狂潮”中,開始強租廣州灣,不過正式簽約《中法互訂廣州灣租界條約》時,福爾總統已經“花下死”了。第三,也是福爾本人親自出面的是,他在愛麗捨宮與到訪的李鴻章進行了會面。

张晓川︱李鸿章与马克沁

李鴻章向福爾呈遞國書

一張李鴻章觀看機槍試射的照片

1896年,李鴻章出訪歐美諸國,在法國國慶節前夕,由德國經荷蘭和比利時來到法國。7月14日,也正是“法國改立民主節期”,即國慶當天,向福爾總統遞交了國書,隨後受邀參觀國慶閱兵,晚上則出席了總統專門準備的盛大晚宴。關於李鴻章的此次歐洲之行,及其在各國的外事活動,當日西方媒體的報道甚為詳盡。

张晓川︱李鸿章与马克沁

《西洋鏡》系列的第十五輯《海外史料看李鴻章》

近來出版的《西洋鏡》系列的第十五輯,《海外史料看李鴻章》一書,即摘譯了其中不少報章文字,並配上了插圖,以饗讀者。此書225頁上方,為李鴻章會見福爾總統的照片,其右上角有毛筆所寫的文字“六月初四日遞法總統國書圖”(當年中歷六月初四日即西曆7月14日)。該頁下方的一副,說明詞則是“李鴻章在法國總統的陪同下觀看法國軍火商的馬克沁重機槍實彈演習”。這張照片較大,人數眾多,李鴻章和另一位中國官員坐著,其側站立者中有一位正面朝向鏡頭者,體型略似福爾,而詳細比較臉型的話,實際上並不是。

张晓川︱李鸿章与马克沁

解說有誤的李鴻章觀看機槍試射圖

李鴻章世紀末的環球旅行,參觀了不少武器裝備廠和軍事展示活動。原因之一當然是西方各國認為其掌握了大清的軍購訂單,皆以大客戶目之,自然殷勤引見,安排了大量的活動。另一個原因則是李鴻章本人,自從二十多歲離開翰林院,即可謂開始了“戎馬生涯”,此時雖剛從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任上離開不久,依然對各國武備饒有興趣,樂此不疲,毫無“惰容”。儘管因為年事已高,腿腳不便,他仍然會乘坐輪椅等工具前往,並不影響行程。

在德國期間,李鴻章參觀了赫赫有名的克虜伯兵工廠和曾為中國打造鎮、定二遠鐵甲艦的伏爾鏗船廠,並多次觀看德軍演戲。在見了德皇之後不久,李鴻章攜漢納根、德璀琳等人造訪毛瑟兵工廠,每每“駐足細觀”“留心審視”,在此處他看到了“工人精造”,可以在戰場上作馬槍用的手槍,名為“寶休”。這就是在當年剛剛正式生產的毛瑟手槍(Mauser Military Pistol),為廠內工人費德勒兄弟發明。此槍在近代中國大放異彩,有駁殼槍、盒子炮等名,當然這是後話了。

张晓川︱李鸿章与马克沁

毛瑟手槍

在廠中,李鴻章還了解到“美人有麥心者,精於造炮”,毛瑟廠也以重金聘請之。此處的“麥心”即上文提到圖片說明中的“馬克沁”。他是馬克沁重機槍的發明者,雖然是美國人,但卻帶著自己的發明在歐洲闖蕩。晚清時期的中國人對單人不能操作、帶輪子的速射武器,往往一概以炮目之,故而以重機槍為炮,此前的加特林機槍也常被稱為“格林快炮”。所以李鴻章的這次歐洲之行,接觸機槍的次數不少,並不一定就在法國。

駐英公使龔照瑗

要搞清楚李鴻章坐看重機槍演示照片的關鍵,可能還是要從照片上的人物著手,尤其是李鴻章身邊的幾位。首先來看與李鴻章一起坐著的中國老人。一般來說,李鴻章出訪歐美各國時,除了跟隨出使的羅豐祿、李經方等人外,基本上就是清朝駐所在國使館人員,身邊便無其他中國人。比如在德國的大合照中,就有當時使德大臣許景澄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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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照節選近景,李鴻章(左)與龔照瑗

這張觀摩機槍射擊照片中的老者,能夠和李鴻章“平起平坐”,地位想必不低,應該就是中國駐該國的公使。當時,中國在歐洲的公使其實只有三位,分別是駐英公使龔照瑗(兼意大利、比利時),駐法公使慶常和駐俄公使許景澄(兼德國、奧匈、荷蘭),以及駐美國的公使楊儒(兼西班牙、秘魯)。經過比對排除可以發現,相片中坐於李鴻章側的中國老人,應當是駐英公使龔照瑗。

龔照瑗是安徽合肥人,和李鴻章是小同鄉,他與兄弟龔照璵(負責經營旅順港,但在甲午戰爭中棄地出逃)一起,都在李鴻章手下任事,同屬淮系的人馬。龔照瑗在1893年,經李鴻章力保,接替薛福成成為中國駐英、法、意、比公使。出使之後,他的身體一直很差,患有咳血之症,其實一心想請辭回國,就在李鴻章赴歐前不久,朝廷還准許了將駐法公使一職交由慶常代理,以減輕龔氏負擔的申請。在照片中,龔照瑗得以獲得與李鴻章同坐的待遇,恐怕也是因為身體不佳的原因。

张晓川︱李鸿章与马克沁

網友糾正所謂李鴻章(實為龔照瑗)看機槍圖(感謝吉辰兄提供)

龔照瑗和李鴻章的交集不僅發生在百餘年前的晚清,近年來關於兩人還發生過一次“龔冠李戴”的誤會,也與觀看機槍有關。即一段時間之內,有一張照片流傳於網上,照片上是兩位晚清官員(一年長一年輕)和三位洋人在一棵被機槍打斷的樹前。照片所配的文字大抵是李鴻章在歐洲考察機槍,因為其耗費實在過於巨大,故而打消了購買的念頭,錯過了武器的更新換代云云。不過,已經有網友指出,這張照片上的老者其實是龔照瑗,而非李鴻章,只是這一錯誤認識並沒有那麼容易糾正,現在網上搜索“李鴻章;機槍”,大量出現的還是這張圖。

张晓川︱李鸿章与马克沁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的中國歷史圖片陳列中的解說

當然犯錯誤的並不僅僅是中國人,比如在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的中國歷史圖片網站(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中,就有這幅照片,其解說便以照上年長中國人為李鴻章。這一說法甚至有可能就是從國外傳來的,根據現在可見的材料,這張照片及其錯誤解說較早出現在國內,是《中國火器史》一書。該書作者稱,根據“美國人編寫的一本《機槍插圖史》”上記載,李鴻章觀看了機槍射擊,並說其耗彈量太大太貴了,並配上了這幅“李鴻章在倫敦觀看馬克沁機槍的試射”圖。由於不清楚這本《機槍插圖史》究竟是何書(《中國火器史》所附參考文獻中亦無),所以也不能明指究竟是西人已然搞錯,還是在譯介過程中,國人畫蛇添足,誤將圖文強行匹配。

张晓川︱李鸿章与马克沁

《中國火器史》相關部分

根據網上糾正者的說法,照片中的中國人分別是龔照瑗和其侄龔心湛(當日跟隨其叔出使,是否照中年輕者待考),而外國人為馬克沁機槍的發明者馬克沁(Sir Hiram Maxim,1840-1916)與公司的西格蒙德·洛伊(Sigmund Loewe),這應該是正確的。另外需要補充的是,照片最左側的白鬍子胖洋人為阿爾伯特·維克斯(Sir Albert Vickers,1838-1919),維克斯公司創始人愛德華·維克斯之子。

张晓川︱李鸿章与马克沁

從左至右維克斯、洛伊、年輕中國人、龔照瑗、馬克沁

馬克沁在1880年代來到歐洲以後,發明了馬克沁機槍,是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款全自動連發武器。此後在與諾登菲爾德(Nordenfelt)排槍的競爭中,“不打不相識”,最後兩者合併成立了馬克沁-諾登菲爾德公司。1890年代,在阿爾伯特?維克斯的主持下,成立了維克斯-馬克沁公司,公司改進了機槍,並開始大量生產這種最先進的殺人利器。

恩斯福德的軍火展示

瞭解了這張照片以後,再回過頭看之前提到的所謂法國總統陪看機槍試射圖,則真相就易於明瞭。照片上站立於龔照瑗之側的白鬍子老人就是機槍發明者馬克沁,站立在馬克沁左手方向,正臉對鏡頭並拄著柺杖者,就是維克斯,可能因為體型上的相似,被誤認為是法國總統福爾,而站立在李鴻章右手的則是洛伊。如此一來,照片拍攝的地點也確認了,便是英國無疑。

张晓川︱李鸿章与马克沁

近景,左起洛伊、李鴻章、龔照瑗、馬克沁,最右側為維克斯(可能被誤認作福爾總統)

其實關於此次活動,《海外史料看李鴻章》一書中是有對應證據的,在其所譯載的英國《阿伯丁報》(Aberdeen Journal)1896年8月14日的一篇名為《李鴻章泰晤士河之旅》的報導中,有如下描述:

一行人在厄里斯(Erith)登岸,並在馬克沁工廠享用午餐。隨後驅車來到恩斯福德(Eynsford),參觀了馬克沁-努登費爾特公司(Maxim-Nordenfelt Company)。李鴻章在那裡和清朝公使會面,此外還有一大批乘坐專列趕來的拜訪者。在那裡,這位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十分細緻地檢查了馬克沁機槍的操作,並問了大量有關武器的問題。活動結束後,李鴻章一行乘坐專列返回倫敦。

其中“馬克沁-努登費爾特”即前文提到的馬克沁-諾登菲爾德公司,李鴻章觀看馬克沁機槍射擊之處在英國肯特郡的恩斯福德,馬克沁公司所在地。此外,在《李鴻章歷聘歐美記》中對這次考察也曾述及:

既而至安賜福。火車停輪,中國龔仰蘧星使率同隨員迎謁於車站……中西各官亦相繼至,同觀試放快炮。羅、曾二譯員夾侍中堂,以待傳譯。綵棚前,本己糞除清潔,冀試炮時眼界毫無障蔽。惟先未曾多派巡捕,鄉人皆蜂擁而至,頗形雜遝。俄而試畢,中堂極賞其神速,並謂糜金當不少矣。脫來西軍門笑曰:“然也。敵人之所糜,蓋不可紀極矣。”

此後並有介紹機槍打靶成效和傳譯每分鐘耗費十英鎊等語,茲不贅引。可見《李鴻章歷聘歐美記》中的記述,稍詳於英報報導,只是將Eynsford譯為較有中文感的“安賜福”。文中描繪的當日雜遝景象亦與觀機槍照中人群紛亂相符,亦可從中瞭解到照片中站立於李鴻章身後兩側的華人即負責翻譯的羅豐祿與曾廣銓。另外,網上隨著“龔冠李戴”照片一併流傳的“機槍發射太貴,中國買不起”的言論,也可以找到原型。當然此處可見,李鴻章主要是贊其火力迅猛,至於糜金一節,更類似於玩笑話,也符合李喜戲謔的性格。從清廷確實採購了機槍的情況來看,並不是完全消費不起的,傳言有時也只是傳言而已。

殺器與宗教

李鴻章在歐洲時,不僅對馬克沁發明的機槍非常有興趣,和發明者馬克沁本人也建立了良好的私交。他甚至和馬克沁夫人也有往還,只是討論話題多是家長裡短,更顯關係親近,英報記載:

這位大人非常喜愛孩子,是一位盡職的家長。特使大人的另一個優點是他對女士們相當客氣。星期五,他和馬克沁夫人舉行了很長時間的談話。談話當中,他問及了馬克沁夫人的家庭情況,這位馬克沁機槍發明人的妻子遺憾地說她沒有孩子。對此李鴻章同情地嘆了口氣,並問她是否相信祈禱有用。

撰寫報導的英國記者顯然對當日國人的思維方式和李大人的性格並不完全瞭解,所以用了“優點”一說。就李鴻章而言,作為“不孝有三”傳統下成長起來者,對無後遺憾的同情當為確確實實。不過所謂“是否相信祈禱有用”一說,較大可能是揶揄。至於這位喜愛孩子的大人是否心中閃過類似“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的“果報”念頭,則不作誅心之論了。然而,馬克沁恐怕也完全不瞭解這些,因為他居然興致勃勃地去向顯然只對武器感興趣的李鴻章宣講宗教內容。

馬克沁的宗教熱忱並不止停留在會見時的口頭交流上,認真的他竟然編了厚厚一冊書,要進獻給李中堂,以改變他對基督教的態度。這一行為不可謂不用心良苦、身體力行,而且在李鴻章看來,肯定與他機槍發明者的身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竟有些許黑色幽默的意味,上述祈禱得子的揶揄,有可能即是由此生髮出來的。

张晓川︱李鸿章与马克沁

Li Hung Chang’s Scrap-book書影

此書名為《李鴻章的剪貼本》(Li Hung Chang’s Scrap-book),全書文字部分接近四百頁,還有大量的宗教故事插圖以及李鴻章和馬克沁本人簽名的照片。由於是摘編性質的書,所以馬克沁頗有“學術道德”地配有參考文獻目錄,其中一大部分是宗教類書籍,另一部分為西方人留下的在華文字,其中有大名鼎鼎的莫理循、明恩溥等人的著作。本書的最後,則細心地附上了索引。除了這些和前言之外,正文共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介紹基督教的基本情況和歷史,乃至西方的科技及其與宗教共存的情況,其次是基督教,也包括西方人在中國的歷史與現狀,最後的部分為結語。

张晓川︱李鸿章与马克沁

書前的李鴻章肖像

馬克沁在前言和第一部分開始,就表現出對基督教和赴華傳教比較矛盾的心態。一方面他生活在整個基督教的傳統之中,沒有也並不可能對其作一完全否定性的反思,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技術人員和發明家,又更傾向於向中國人展示歐美或者英美先進的科技,而並不認為對華傳教本身具有什麼很高的價值。尤其是前言部分,馬克沁回顧了自己對宗教問題和傳教行為的認識。他說在數十年前就已經對相關問題有所思考,早在1870年代初,馬克沁就受邀多次參與過在美國的對華傳教工作宣講討論會。他對基督教和傳教者的傲慢與偏見深感不滿,並進行了回擊。他提出的一個悖論即為,既然歷史上的中國人充滿智慧與美德,並創造了璀璨的文明,卻僅僅因為不瞭解基督教而不信教,因此就被宣稱有罪,那麼過錯並不在中國人。現在有了傳教工作,但是中國人一時之間並不信教,就要下地獄,那還不如不傳教,是傳教士讓中國人處於知而不信的狀態,傳教士反而是罪魁禍首。

张晓川︱李鸿章与马克沁

書中的馬克沁肖像

當然,在這些文字中,更讓人感興趣的是馬克沁自述與李鴻章的交往。他說1896年李鴻章剛剛穿過多佛海峽踏上英倫的土地,就嚷嚷著要見馬克沁(I should like to see Hiram Maxim)。當李鴻章下榻波特蘭大街49號的中國公使館之後,馬克沁立即見到了他,經過其“老友”羅豐祿的介紹和居中翻譯,兩人相談甚歡,且幾乎天天見面長聊。不知是出於發自內心的誤會還是明知故誤,馬克沁自稱之所以受到這位尊敬而睿智的長者重視,是因為自己在宗教問題上為中國說話,批評英美的在華傳教。他說自己的相關言論被翻譯進呈給李鴻章,並由此上呈光緒帝,此番言論也為他帶來了一枚寶貴的雙龍寶星(decoration of Double Dragon)。鑑於談話中所見李鴻章對基督教仍有不少誤解,所以他決定編輯此書,為李及中國人詳細辨述。

张晓川︱李鸿章与马克沁

雙龍寶星

然而在中文材料中,對馬克沁的記錄則少之又少,不要說那本編者念茲在茲的剪貼本,即便是兩人親密關係的記述亦付闕如。那枚馬克沁以為得自於中國皇帝,代表無上光榮的雙龍寶星,其實也是李鴻章在出訪路上趕製的。在俄國期間,李鴻章受到了極大的禮遇,並且感受到西方各國重視勳章的氣氛,即哪怕“應差之禮官、朝官及內外部並伺候、護送文武”等等接待人員,“均以得賞寶星為榮”。故而李鴻章在路上緊急命令“自制寶星”,並電告直隸總督王文韶“趕製”一百九十條勳章綬帶,寄往柏林的使館,以便沿途散發,勳章執照則由總理衙門補開。抵達英國之後,李鴻章還專門上奏請示同等待遇,在英也如法炮製分發勳章,以滿足各國人“蒙中國頒賞寶星為榮”之念。馬克沁自然當屬其中一員而已,並無任何特殊之處。

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但是可以相信這本剪貼本很可能並沒有交到李鴻章的手上,但即便目睹,李氏也不會重視,其影響力遠遠不及馬克沁機槍。機關槍與剪貼本,馬克沁與李鴻章之間的郢書燕說,恐怕與吳稚暉的機槍線裝書論一樣,都是中西交往各說各話、方圓鑿枘的面向,或許可以並視為歐風美雨下近代中國錯亂與紛雜的有趣隱喻。

從參考書目中有1911年字樣可見,此書完整本編成時間應該較晚。1913年,坐落於大名鼎鼎的艦隊街(Fleet Street)的瓦特出版公司(Watts&co.)出版了該書。此時,編撰者心心念唸的李鴻章閣下去世已一星終,馬克沁也垂垂老矣,距其在戰壕戰的機槍聲中溘然長逝不過三年,東亞最大的帝國已經皇冠落地改了旗幟,而讓馬克沁的發明聞名遐邇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即將爆發。

時代並不會等候他的創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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