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讀李鴻章傳記，對其生平事蹟略有所瞭解。該傳記中不乏古今中外、社會名流對其一生的評價，褒貶不一。其長處與不足也都加以闡述，但整體來說對其一生只之貢獻，以及才能予以肯定。
眾多評價之中，我尤為推崇梁啟超對其一生的評價：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
每當我想寫《李鴻章傳》讀後感時 ，腦子裡總會閃現出一些零星的片段：既有其少不得志的彷徨，又於其中年的意氣風發；既有其晚年的心力憔悴，又有其臨終前的壯志未酬。他的一生是輝煌的，也是屈辱的。為了挽救大清，他力挽狂瀾，強勢鎮壓太平軍，捻軍，從而維護了大清朝的相對安定。他效法西洋，出訪歐美各國，開展洋務運動，辦學堂，造船廠，志在強大中國。他與眾列強唇槍舌戰，以一人之力周旋於列強之間，雖籤眾多不平等條約，實則力不從心，無奈之舉。我甚至認為，李鴻章無絲毫利己之心，處處以江山社稷為重，其一生矜矜業業，不辭辛苦，至死不渝。
既然其位高權重，又一心為公，為何卻壯志未酬，反而國力日趨衰退呢？為何能擊潰佔據大半個中國的太平軍、捻軍，而無力驅逐列強呢？為何被世界公認的一位偉大的外交家卻總是簽署喪權辱國的條約呢？
他的思想是狹隘的，是典型的儒臣，嚴格恪守儒臣的綱常倫理規範。與其說是愛國，不如說是忠君，甚至到了愚君的地步。儘管他打破了部分舊思想，接受了新鮮事物，推崇洋務運動，但是他卻無法跳出封建思維的禁錮。
一個儒家文化的飽學之士，他哪裡知道，生產技術的變革會推動思想的變革，思想的變革會更好的推動技術的進步。他也不知道，西洋的火車已經衝破了西方君主的特權而走上了君主立憲，而洋人的大炮居然沒有打破大清皇帝的專制。他更不可能知道，引進西洋的先進技術不僅僅是要提升大清的工業實力，還承擔了衝擊中國幾千年封建思想的重擔。
開展洋務運動，與其說是引進先進生產技術，不如說是用西方已開化的思維對抗中國千年的封建，並且是以一個李鴻章式半開化的思想，對抗幾千年來萬萬人的禁錮，因此其成敗或許早已是註定的。儘管洋務運動失敗了，但在如此官僚的封建君主專制時代的中國也算是了不得的嘗試了，如此龐大的官僚系統也僅有李鴻章一人敢嘗試而已。
他以鐵腕手段，不計一切代價的鎮壓農民起義。他的“成功”確實和他的努力分不開，可是為什麼他卻打不過任何一個瓜分中國的列強呢，尤其是中日甲午海戰，當時的整個北洋艦隊已經具備一定的實力，最後卻落的個潰敗，甚至有臨戰而逃的戰艦。農民起義軍的武器裝備不如列強，這是一個事實，但這不是能二者的關鍵區別。我認為二者的關鍵區別是，農民起義軍和當時的清政府軍都是當時的封建思想指導的，甚至不知道在為什麼而戰。似乎在戰爭的前期，農民起義軍比清政府軍更清楚戰爭的目的，至少起義軍能第一時間獲得戰爭回報。儘管這是一個狹隘的指導思想，但是在起義初期，起義軍因此也較快佔據一定的優勢。而當起義軍獲取到戰爭回報後，就會和清政府一樣安享於現狀。當戰爭進入到膠著狀態時，才是戰爭指導思想較量的開始。最終作為當時正統思想的儒家思想又開始作祟了。起義軍內部由於沒有系統思想的指導，軍紀渙散，甚至會隱隱約約的感受到叛軍、逆臣、逆黨這些儒家思想所不齒行為的譴責。而反過來在有號召力的李鴻章鼓動下，這種思想恰恰能提升清政府軍的士氣。另一方面，當時整個清廷的所有幕僚對於鎮壓起義軍基本保持一致的態度，因為起義軍和清政府是不能共容了，二者必有一死，所以，從利己的角度分析，清政府內部給予李鴻章鎮壓起義軍的阻力會很小。
而當李鴻章懷著此種抱負用於對抗列強諸國時，卻顯現出了弊端。第一、當時清廷效率低下、毫無建樹的官僚體系與西洋高效、崇尚自由的君主立憲制是無法相提並論的，整個中國封建思想系統與西洋的民主、自由也是無法抗衡的。當時的中國和西洋，就像是用藤條捆著四肢的羔羊遭遇到了自由、兇猛的野獸，更何況思想的禁錮比捆著四肢還要可怕，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第二、清廷內部對待列強的態度與起義軍不同。對待起義軍，整個官僚系統幾乎一致同意鎮壓，因為沒有商量的餘地。而對於列強的瓜分，清廷的官僚們卻一直在幻想委曲求全或者通過妥協來換取片刻的苟且偷安。我甚至有必要懷疑，清廷的幕僚之所以對列強委曲求全，是因為他們能從中國的歷史中找到歷朝歷代對待起義軍的手段，而找不到對待列強的策略的緣故。在這樣的一個大變革時期，歷史賦予了李鴻章改變民族命運的使命，可惜李鴻章卻沒有突破常規思想，開拓創新的魄力。也正應了時勢造英雄，而英雄沒有造就時勢的悲催啊！
對於一個處在世界劇烈變革，列強虎視眈眈的時代，支撐著一個破舊不堪，國力日益衰落的王朝，遊走於列強之間，為國忍辱負重的老人來說，李鴻章稱得上是一位偉大的外交家。在那個時代，沒有一個人比李鴻章更煎熬，因為他為那個王朝肩負了太多的責備。他的一生也都在不斷的探索國家富強的道路，也在終其一生的實踐著。
縱觀李鴻章其一生，為國鞠躬盡瘁 卻終不能實現富國、強國之志。在他所處的那個大的時代背景下，確實對這樣一個在滿洲清廷身為漢臣的他來說是有很大難度的。
但是，縱觀古今中外成就偉業的重臣，哪個的環境又會比他好的多呢？
在一個動盪的年代，位高權重，能夠執掌大權40餘年。雖有高處不勝寒，卻能遊走於清廷各派之間；雖國力衰弱，卻能周旋於眾多列強之間，這足以體現其處事之智慧的高深。臨終還能得到了朝廷的褒獎，最終能善始善終，他是幸運的。而這也正是他的不幸，身處一個動盪的年代，又執掌大權，朝野相傾，居然沒有成就一番偉業，實屬遺憾。他之所以演繹了一幕歷史悲劇，其個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為了強國，他效仿西洋，開展洋務運動，卻只學得皮毛，不得精髓。在推動洋務運動的過程中畏首畏尾，實行“官督民辦”的策略。在一個官本位的封建時代，官大於天。層層官員貪腐，侵佔民資。最終民資不敢進入，致使洋務運動釜底抽薪。
列強對其有所顧慮的北洋艦隊，一場海戰全軍覆滅，更有其將領未戰先逃，這不得不說是李鴻章的用人不善。
在外交上，依靠一個列強去壓制另一個列強，完全沒有外交自由。弱國無外交，在其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其在清廷內部遊刃有餘的處事之道完全不適用於國際外交。
英國軍官查理·喬治·戈登，協助李鴻章打敗太平軍，李鴻章也對戈登的軍事才能表示佩服。正值整個中國被列強瓜分，清廷已無力帶領國家走出困局之際，戈登勸解其擁兵自重，重振國體，並承諾願意追隨其左右時，他卻膽顫心驚，斷然拒絕。
綜其一生，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各個方面的才能來看，他都不夠足以應對當時中國的困局。他始終恪守人臣之道，從不敢越界，其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在儒家的世界裡，他堪稱完美。他似乎也在追求一個自己完美的終結，而這個完美也僅僅是對他個人而言，對於國家，殘缺不全。儘管他有諸多的不足，但在當時眾多的清廷官員之中卻無望其項背者！
最後引用梁啟超的一段話來結束本文吧
“今後內憂外患的風潮，將要比李鴻章時代嚴重數倍，今天想要再找一個像李鴻章這樣的人也幾乎不可能再見到了。想到中國未來的前途，我不禁毛骨悚然，不知道最終是什麼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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