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導讀：

聯辦財經研究院專家、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在“2018第七屆中國上市公司高峰論壇”上表示，現在，中國社保繳費率偏高，這是沒有任何爭議的，建議在劃轉國有資本，降低繳費率的前提下社會保障實行全國統籌。

許善達在“2018第七屆中國上市公司高峰論壇”上演講實錄：

這個題目是我們研究院研究了好幾年的題目。在這幾年寫了若干報告，有幾項建議已出現在國務院有關單位發佈的文件裡面。落實情況還在推進當中，我想把研究的情況跟大家交流下，大家一起來探討。

為什麼要談《調整國有資本佈局》，我覺得，對於我們國家下一步的改革，我們也搞了三年了，還要繼續推進，上一次2015年底的供給側改革講的是“三去一降一補”，現在還要繼續推動供給側改革。推動的內容跟“三去一降一補”有一些變化。因為，前面講的有一些任務完成了，有些任務還沒有完成，還有一些新任務需要提出來。我認為，在新階段，調整國有資本佈局就應該是下階段供給側改革的主要任務。

為什麼這麼說？

首先，調整國有資本佈局的第一個任務是社保，劃國有資本給社保

現在，中國社保繳費率偏高，這個是沒有任何爭議的，是歷史原因決定的。過去，國家沒有社會保障，當時是計劃經濟時期，企業的社會保障就形成了企業的利潤，轉換成國有資本。等我們開始實行社保制度時，就用了一個現在交社保的人，不但要給自己交，還要給以前沒有交社保但現在要領社保的人交。所以，現在社保繳費率偏高，這是歷史造成的。

經過這麼多年，現在社保制度已很難再維持下去了。有幾個問題，第一就是收不抵支，繳費率比較高，讓現在就業的人既要繳一份自己的社保，又要給以前的人繳一份。這樣的繳費率，除本人要增加繳費的數量以外，企業的勞動力成本也增加了很多。所以這個無論對於居民收入增長，還是企業的發展，都有負面影響。

如果，我們認為原來計劃經濟時期，這個社保是形成了國有資本的話，那應該由國有資本補償原來的欠賬。這個意見寫了三四年。去年12月，國務院做了決定，劃轉10%的國有資本到社保。這個劃10%跟現在社保基金理事會的社保基金性質不完全一樣。那個雖然也叫社保基金，但是是備用的，就是在社保收支出現比較大的缺口，在沒有其他渠道的情況下備用的。我們現在要解決的就是降低繳費率，要籌集一筆新基金。

現在，國有資本的淨資產，目前的口徑，還有40萬億~50萬億元。劃轉10%就要劃4萬億~5萬億元。我們曾經測算過，如果把繳費率從現在全國的40%（最近降了一點，大概到35%左右），要降到20%的話，需要劃轉15萬億元左右的國有資本

但是我們認為，這個改革是國家下一步繼續發展非常重要的改革。

這個改革讓國有資本、全體就業職工都可以受益，在中國來說，這個影響非常大，國有企業的發展，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我們的職工是可以受益的。而且不僅是國有企業受益，民營企業的職工也受益，民營企業也受益，因為也降低了民營企業的社保繳費率。這樣的改革對我們國家下一步的發展，無論從經濟上還是政治上考慮，都是非常重要的措施。所以需要大力推進，要有強有力的領導，然後組織強有力的工作班子，來解決這樣一個非常複雜的改革。這是我們提出調整國有資本佈局中的最大一項。還有一項任務就是跟去槓桿有關係。這三年去槓桿是供給側改革的一項內容，三去一降一補。但是，對於去槓桿，大量的人認為一般講去槓桿，就是債轉股。這個看法有片面性，債轉股只是去槓桿的一個措施，還不是唯一措施。

我認為，調整國有資本佈局也是去槓桿的一個重要措施。

我們在一些城市做過調查，有的國有資本在一些不是很重要的領域，在經營在運轉。還有一些領域如果非常重要的，對國家影響非常大的，而資本金又嚴重不足。所以我們建議就是把國有資本從那些對國計民生，對國家發展影響不太大，完全可以交由市場來自行運轉的地方退出來。這個退出並不是說國有資本就做小了，而是把這些國有資本調整到國家非做不可的方面上，政府也沒有那麼多資源補充資本金。國有企業裡政府是股東，需要補充資本金。有很多國有企業，政府已經沒有能力，沒有這樣的資源去補充資本金，我們的政府有很多支出內容，沒有多少資源補充資本金。

負債率就很高，負債率高融資成本就高，有一些企業很難在市場上融資。我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比如大飛機商飛，商飛十幾年來就是國有資本投了多少錢，到現在一分錢收入都沒有。這樣的項目要讓民營資本投資的話，很多投不起的。十幾年投入沒有一分錢銷售收入，現在飛機能不能賣，別看訂單多，還沒有通過安全審查。像這樣的，我們國家不幹不行，民營企業又不願意，或者也投不起，國有企業就必須幹。

可是做這樣的項目，資本金又非常短缺，所以我們建議就是把國有資本的一部分，從那些與國計民生影響不大的行業退出來，然後補充到國家必須要做的領域，就是資金短缺的企業調整一下佈局，我們是這樣一個建議。

這樣一個建議有利於降低這些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減少融資成本，他的經營情況也會好轉。包括一些上市公司，如果經營情況好轉，利潤額又增加，他的股價還可以提高。民營企業也有這個問題，我們瞭解到很多民營企業，在他們的資本佈局上也有一些我認為不適當的地方，比如說有的企業主業是一個產品，但是掙一點錢去搞了跟主業毫無關係的事情，比如有的賣房子幹這幹那。結果他資產負債率很高，這樣的民營企業也應該有一個調整自己佈局的動作。

下一個階段，中國發展主要靠科技發展。供給側改革也好，新動能也好，高質量也好，經濟轉型也好，不管用什麼術語，核心一條就是要增加企業產品和服務的科技含量，只有沿著這個方向前進，企業才能站得住。再靠貸款擴大產能，這一條路已經走不下去了。勞動密集型企業基本上也開始萎縮，所以，以後就是要增加產品和服務的科技含量。

融資也好，或者用賺的錢來投入也好，都得往這個方向來走。但是，民營企業裡面也有一些企業不務正業。他們正業也在做，但是很大的資源，人力物力投入到一些非主業上了。這對我們國家發展也是一個不利的事。所以，我們下一步發展，資產負債率去槓桿問題，是需要一個長期解決的問題。我們瞭解到，德國的企業直接融資佔80%，間接融資佔20%。美國的企業，直接融資佔70%，間接融資佔30%。我們國家總的來看，統計上的數字，直接融資只有40%，間接融資60%。我們的企業間接融資越高，融資成本越高，越沒有能力投入科技研發。所以，這樣的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結構，是需要在發展中調整的，是發展不平衡的重要領域。

要解決這個問題有很多措施，比如調整資本佈局，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整體的國有資本，以及民營企業，都要在下一個時期來考慮資本佈局如何調整。能夠收縮戰線，降低資產負債率，降低融資成本，我覺得這是下個階段供給側改革中的一個重要方向。

所以從國家來講，我認為，調整國有資本佈局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解決社保，劃轉國有資本，降低社保繳費率，實現全國統籌，這是一項大的改革。

新一輪減稅降費舉措年內有望落地 小微初創企業有望普惠免稅

我國新一輪減稅降費已在路上，多項更大減負力度的舉措將密集發佈。《經濟參考報》記者從業內獲悉，相關部門正在緊鑼密鼓研討制定下一步減稅降費的方案，新政有望年內落地。業內預計，下一步減稅將鎖定增值稅和所得稅兩大稅種，小微、科技初創企業有望迎來普惠免稅利好。

事實上，近期高層會議已經接連釋放進一步減稅減負的明確信號。日前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明確，要加大減稅力度。推進增值稅等實質性減稅，而且要簡明易行好操作，增強企業獲得感。對小微企業、科技型初創企業可以實施普惠性稅收免除。要根據實際情況，降低社保繳費名義費率，穩定繳費方式，確保企業社保繳費實際負擔有實質性下降。

落地層面，減稅降費政策也在密集發佈。日前，財政部等四部委聯合發佈通知明確，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對國家級、省級科技企業孵化器等收入給予免徵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免徵增值稅等優惠。此前，財政部等部門還聯合印發通知，取消企業委託境外研發費用不得加計扣除限制。社保費方面，11月2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對用人單位和職工失業保險繳費比例總和從3%階段性降至1%的現行政策，明年4月底到期後繼續延續實施。

記者瞭解到，當前，相關部門正在密集組織專家和業內研討等，緊鑼密鼓制定新一輪減稅降費新政，下一步我國減稅降費的重點推進路徑已漸明晰。

增值稅方面，從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到深化增值稅改革、再到未來將實現的三檔並兩檔，事實上，我國增值稅改革一直在朝著完善稅制、降低稅負的方向推進。

今年5月1日起，製造業、交通運輸業等部分行業增值稅稅率下調1個百分點，增值稅稅率從17%、11%、6%三檔變為16%、10%、6%，但還沒有實現三檔並兩檔的既定改革目標。專家指出，增值稅稅率三檔並兩檔應儘快實施，16%的基準稅率可考慮下調，這在完善增值稅稅制的同時，也能實現增值稅總體稅負的下降。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財政研究室主任楊志勇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當前推出更大規模的可預期的穩定的減稅計劃，會更有利於穩定市場的信心。在他看來，需要區分和統籌看待減稅的短期與中長期效果，形成合理的減稅政策體系，減稅政策應該制度化。

楊志勇認為，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則，增值稅三檔並兩檔的目標應是基本稅率10%左右和低稅率5%左右。從進一步突出減稅效果來看，年內可再加大力度，16%和10%的兩檔稅率一次性再下調2個百分點，6%的稅率下調至5.5%。此外，企業所得稅也存在進一步下調稅率的空間。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表示，過去幾年的減稅中，除了營改增帶有一定的普惠性，其他減稅措施往往是特惠式減稅，即針對特定行業、企業，比如對中小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出臺一系列優惠政策。在他看來，下一步減稅政策，需要以普惠式減稅為主，同時結合稅制改革，在完善稅制的同時，實現稅負下降，而且應當有利於企業公平競爭。同時，減稅方式要實現從稅基到稅率的轉變，要較大幅度降低名義稅率，同時清理和規範稅基，使稅率和稅基形成新的組合，既能有效引導預期，又不會使稅收收入大幅下降。

北京國家會計學院財稅政策與應用研究所所長李旭紅表示，減稅降費，尤其是對小微初創普惠式減稅具有積極的意義。一方面，由於小微貢獻的稅收規模較小，減稅給財政帶來較小的壓力；另一方面，小微企業的數量眾多，減稅的影響面較廣，對於緩解當前的就業、經濟及現金流壓力等多個方面均會產生積極的效應。

她指出，同樣的一筆減稅資金，用在大企業身上，與規模宏大的資金量相比或許影響不大，但是用在小微企業身上，則有可能完全改善經營狀況。因此，對小微企業減稅可以用較小的資金成本產生較大的社會效應。此外，融資難是小微企業共性的國際難題，如果無法得到及時的融資，減稅是解決小微企業現金流問題的較好途徑。

在她看來，要落實小微初創普惠式減稅，一方面需要放低門檻，減少其稅收遵從成本，使小微企業可以用最便捷的方式獲得減稅，另一方面需要考慮到小微企業通常缺乏優秀的會計人才，對稅收政策的把握不準，因此，建議採用最簡單的稅額減免，或者是免稅期的方式，使政策能夠直接快速地產生減稅效應。

記者：孫韶華 實習生 秦悅文

姜超再次呼籲：市場化與減稅，是通往繁榮之基！

*本文作者姜超，來自海通證券，原文標題《支持民企發展，絲毫不會動搖——只要堅持市場化和減稅就有信心！》，華爾街見聞對內容有刪減。*

在過去的一週，國內股市出現了久違的反彈，而這一切都源於上週國家召開了兩個重要的會議，一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另一個是總書記與民營企業座談會，而這兩個會議都重點談到了民營企業的問題，而且極大地鼓舞了市場的信心。

那麼問題來了，首先我們要問的是，

為什麼民營企業如此重要？

因為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的重要支柱，佔據我國經濟的半壁江山。

按照政府的總結，民營經濟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徵，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民企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

根據《2017年民間投資與民營經濟發展重要數據分析報告》，2017年前11個月，全國稅收增速11.8%，而其中民營企業稅收增速是15.9%，而國有及控股企業稅收增速只有4.4%。

而從企業部門最大的兩個稅種增值稅和營業稅來看，2017年前11個月民企貢獻了增值稅的59%，而國企只貢獻了22.3%；民企貢獻了企業所得稅的43.3%，而國企貢獻率為31.5%。

而從各地政府公佈的稅收結構數據來看，山東、安徽、河北、江蘇、浙江、河南、江西等地的民企稅收佔比超過60%。

由此，可見民企確實貢獻了中國一半以上的稅收收入。

民營經濟貢獻了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

從投資來看，18年前3季度我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30.2萬億，佔總投資的比重為62.4%，而這一比重在15年時最高達到過65%。

從外貿來看，18年前3季度我國民營企業進出口總額為8.77萬億元，佔我國外貿總額的39.4%。其中出口5.68萬億元，佔出口總值的47.9%。

從消費來看，17年我國GDP當中的最終消費為43.5萬億，其中居民消費佔比為73%，而政府消費佔比只有27%。

因此，綜合投資、消費和出口的佔比來看，非公經濟的平均貢獻達到了60%。

民企貢獻了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

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美國經濟的一枝獨秀靠的就是強大的研發投入，其研發佔GDP的比重達到3%，而中國只有2%。從上市公司來看，17年美國上市公司平均每家研發費用為2億美元，而A股的企業只有1億多人民幣，兩者相差10倍左右。

但是，並非中國的所有企業都缺研發，我們發現同樣是A股的上市企業，民營企業的平均研發強度是3.3%，而國企只有1.7%。而在海外上市的中概股公司，主要也是中國的民營企業，其平均研發費用與美股企業接近，遠高於A股上市公司。

中國研發投入最大的企業是民企華為，17年總研發費用接近900億人民幣，而A股當中研發投入最多的是國企中興通訊，其17年研發費用為130億人民幣，兩者相差6倍。

國家知識產權局公佈了18年上半年發明專利授權量的排行榜，華為、中石油、OPPO分列前三，其中前十名當中有七家是民營企業。

因此，各種角度來看，中國創新的主力在於廣大的民營企業。

民企貢獻了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2017年，我國一共有2907萬家企業，其中民營企業2607萬家，民營企業佔比達到90%。

從就業來看，17年的全國城鎮就業人口為4.25億，其中非公有制就業3.4億，佔比超過80%。

因此，各方面數據顯示，我國民營企業從78年改革開放以後開始拉開發展的大幕，到現在為止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頂樑柱。

為什麼大家現在如此關心民營？不僅因為民企的巨大重要性，還因為當前

民營企業面臨著巨大的困境！

我們首先來看一組利潤數據的對比：

2018年前9個月，國有企業利潤同比增速高達23.3%，而民營企業利潤增速只有9.3%。而在上一年，國有企業利潤增速為45.1%，同樣遠高於民營企業的11.7%。

如果只看利潤增速，我們可能會感覺民營企業只是日子過得不如國企，畢竟利潤還是在增長的。但是如果我們看一下利潤金額的數據，18年前9個月民營企業的利潤總額為1.26萬億，而去年前9個月的民企利潤總額為1.8萬億，同比下降了30%。而18年前9個月國有企業利潤總額為1.5萬億，而去年前9個月的國企利潤總額為1.26萬億，同比增長了20%。

也就是說，按照利潤金額來測算增速，今年民營企業不僅是日子過得不如國企，而且是利潤增速出現了大幅下滑，為什麼不同的利潤增速算法顯示的差別這麼大？

而這個背後的一個重要解釋，叫做倖存者偏差。

統計局其實會定期調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數量，比如11年時就把規模以上工業統計的起點，從年主營收入500萬提高到了2000萬，使得當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量從10年的45.3萬家縮減到11年的32.6萬家，也使得11年按照利潤總額增速計算的同比增速明顯低於可比口徑增速。

因此，今年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和增速的背離，很可能是一樣的原因，也就是符合規模以上要求的工業企業數量變少了，而統計局公佈的利潤增速只反映了剩下來的企業在近兩年的利潤增速在增長，而那些消失的企業其實沒有被統計到，這其實就是“倖存者偏差”。

我們知道，過去兩年去產能發力，這個過程當中很多企業被關閉了，可能是殭屍企業，也可能是不符合環保要求的中小企業，但是從結果來看，我們看到的是規模以上民營企業的利潤總額同比出現了大幅的下降，而國企利潤總額同比還在增長，這說明從規模以上工業中消失的是大量的民營企業。

因此，民營企業所面臨的壓力不僅僅是利潤增速的下滑，而且可能是大量的在消失。

那麼，為什麼民營企業壓力這麼大？是因為

行政干預在增加，而市場化在後退！

中國民營企業在過去40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成長為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靠的是改革開放，靠的是市場化，因此只要是靠市場來決定資源的配置，其實對民營企業就是最為有利的。

但是我們看到，在過去幾年的很多領域，其實是行政干預在增加，而市場化在退後。

比如說去產能政策，從出發點來說，確實是應該做的，因為煤炭、鋼鐵等行業存在著大量過剩產能，不僅嚴重汙染環境，而且還帶來了過剩和浪費，所以去產能不僅可以改善環境，還能夠提高中國經濟的效率。

但是，採用什麼方式去產能，結果會千差萬別。

如果是用是市場化的方式，其實可以選擇讓破產的企業關閉來減少產能，或者是政府制定嚴格的環保標準，讓環保不達標的產能關閉、但是符合環保要求的產能可以增加，我們相信如果是市場化的手段，其結果應該對於所有的企業是一視同仁的。

但如果採用行政化的手段，比如說以往每年到了冬季採暖季，北方的諸多城市就會宣佈鋼鐵等行業產能限產50%，其他建材、有色化工等行業也要實施停產或者限產。由於是強行限產，那麼由於國企和政府關係更近，那麼民企相對而言更可能是被限產的那一個。

因此，環保限產導致了鋼鐵煤炭等上游行業價格高漲、利潤高企，18年前三季度鋼鐵行業利潤增長71.1%，建材行業增長44.9%，石油開採行業增長4倍，石油加工行業增長30.8%，化工行業增長24.5%，5個行業合計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的貢獻率為72.4%。由於上游行業的民企大量關停，剩下的主要是國有企業，結果導致了國企利潤高增，而中下游的民企利潤承壓。

再比如去槓桿，如果是採用市場化的手段去槓桿，哪些企業債務違約，就強行破產清算，那麼對國企和民企的影響應該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對民企的去槓桿非常市場化，非標融資該停就停了，該違約的就違約了，但是對於國企尤其是融資平臺，則是一直存在著政府隱性擔保、剛性兌付，結果就是雖然中國民企佔信用債市場融資的比例不到20%，但是在今年違約債券當中的佔比高達80%。

歸根到底，在中國，民企是完完全全的市場信用，而國企背後有著政府信用的隱性加持，所以如果我們政策調控越來越行政化、而非市場化，那麼就會對國企有利，而對民企不利。

支持民企發展，絲毫不會動搖。

而在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遭遇巨大挑戰的背景下，總書記召開與民營企業的座談會，對於我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有的人發表了一些否定、懷疑民營經濟的言論。比如，有的人提出所謂“民營經濟離場論”，說民營經濟已經完成使命，要退出歷史舞臺；有的人提出所謂“新公私合營論”，把現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為新一輪“公私合營”；有的人說加強企業黨建和工會工作是要對民營企業進行控制，等等。

對此，總書記明確表示，這些說法是完全錯誤的，不符合黨的大政方針。

首先，支持民企發展毫不動搖。

總書記說，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我們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我們致力於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寫入了憲法、黨章，這是不會變的，也是不能變的。任何否定、懷疑、動搖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黨和國家方針政策，都不要聽、不要信！所有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謀發展！

在改革開放以後，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我們黨破除所有制問題上的傳統觀念束縛，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打開了大門。黨的十五大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立為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明確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黨的十八大進一步提出“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黨的十九大把“兩個毫不動搖”寫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作為黨和國家一項大政方針進一步確定下來。

總之，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制度。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主體，也是我們黨長期執政、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中，我國民營經濟只能壯大、不能弱化，不僅不能“離場”，而且要走向更加廣闊的舞臺。

其次，民企困難有多方面原因。

對於當前民營經濟發展遇到的困難和難題，其實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是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等多重矛盾問題碰頭的結果。

從外部來看，國際經濟環境在發生變化，保護主義在抬頭，對出口主體的民企產生了衝擊。從內部看，我國經濟也在轉型升級，市場的優勝劣汰對部分民企也有壓力。同時，部分民企過去經營比較粗放，負債過高，環保、社保等方面不規範，所以在監管執法加強以後也面臨壓力。

但是另外一方面，總書記也提到了政策落實不到位的影響，有些政策執行的時候存在偏差，有些政策調研不夠，有些政策相互不協調，政策效應同向疊加，或者是工作方式簡單，導致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產生了相反的作用。

最後，大力支持民企發展壯大。

總書記提出，要不斷為民營經濟營造更好發展環境，幫助民營經濟解決發展中的困難，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為此，要抓好6個方面政策舉措落實：

一是減輕企業稅費負擔，二是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三是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四是完善政策執行方式，五是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係，六是保護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全。

而這六個方面就是當前民營企業關心的重點問題，我們相信如果能夠得到大力落實，就能夠緩解民企經營的壓力，改善民企的信心。

市場化與減稅，通往繁榮之基！

2005年、2010年，國務院相繼發佈《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非公經濟36條”或“舊36條”）和《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民間投資36條”或“新36條”），放開民企在基礎設施等多領域的准入，清理和修訂了阻礙民企發展的法律法規，但是為什麼市場再次關心民企發展的問題，與之對應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樣的政策對民企發展真正有效？

市場化對民企真正有效！

我們認為，對民企發展真正有效的政策是堅定不移地市場化，民企發展的很多困境都來源於市場化不夠徹底，而如果堅持市場化的方向，就可以改善對民企的信心。

比如說去產能政策，今年的採暖季環保限產就和以往有了很大的變化，北方城市的環保限產沒有再搞“一刀切”，而是根據空氣質量變化安排錯峰生產。如果我們更加倚重市場化的手段，比如制定好排放標準，那麼滿足標準的先進技術就可以生產，而無論國企和民企，這樣其實可以讓先進的產能重新生產，既可以穩定經濟，又可以降低高企的上游價格，還不會汙染環境，一舉多得，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我們欣喜地看到，在穩增長的預期之下，近期鋼價、煤價不漲反跌，其實主要歸功於環保政策的變化，這是有助於降低高企的上游產品價格，改善下游民企盈利。

再比如說金融政策，要想切實改變對民企的信心，一方面可以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民企的支持，通過政府和有關金融機構對融資困難的企業展開救助。但是更為重要的，其實是在於進一步市場化，如果能夠在國企和融資平臺領域打破剛性兌付，放開債務違約，那麼金融機構就會對國企和民企一視同仁，對優秀的民企才會自發地提供金融支持。

再比如說在資本市場，如果我們試圖管住所有價格交易和融資，那麼市場就會缺乏流動性，最終定價機制就會失效，而資本市場也會變成死水一潭。如果我們能夠放開對金融資產價格交易的管制，和對融資的限制，那麼市場價格就會走向分化，垃圾資產價格會下跌，而優秀資產價格會上漲，而資金也會自動流向優秀的企業。

減稅讓利於民，經濟繁榮之基！

而要想支持民企和民營經濟發展，減稅是最值得推行的政策。

中國經濟當前出現的諸多問題，比如房地產泡沫、債務率高企、產能過剩，歸根到底在於我們過去依賴於貨幣發展經濟。在經濟的起飛階段，靠貨幣發展是有效的，可以發揮我們過去廉價勞動力充足的優勢，可以模仿海外的先進技術。但是現在我們的人口紅利已經結束、城市化已經接近尾聲，如果還是靠貨幣發展經濟，只會是越來越多的債務和泡沫。

在人口紅利結束之後，我們迎來了工程師紅利，也就是人口的質量紅利，我們每年有800多萬大學生畢業。而以華為為代表的民營企業是中國經濟創新的脊樑，靠創新發展前景廣闊。面臨貿易摩擦的挑戰，我國擁有全球最有潛力的內需市場，13億多人口的消費升級，蘊含著巨大的空間。

而要想激勵創新，其實需要減稅讓利給企業；而要想激活內需，需要減稅讓利給居民。因此，減稅是通往經濟繁榮的基石。

美國經濟過去數十年的發展，充分詮釋了減稅的重要意義。在1970年代其靠貨幣發展經濟深陷滯脹陷阱，而在1980年代以後里根收縮貨幣、大力減稅，換來了經濟繁榮的40年，資本市場走出了股債雙牛的大牛市。

我們欣喜地看到，總書記把減稅降費列為扶持民企的六大政策之首，明確提出要推進增值稅等實質性減稅，對小微企業、科技型初創企業可以實施普惠性稅收免除，要根據實際情況，降低社保繳費名義費率，穩定繳費方式，確保企業社保繳費實際負擔有實質性下降。

而在減稅的實際政策方面，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證據，比如在今年5月份增值稅稅率下調1%之後，到今年9月份增值稅增速出現了負增長。比如10月份個稅起徵點從3500元上調到5000元，未來還會把教育、醫療、養老和社保等四大支出列入抵扣範圍。

由於增值稅是最大的稅種，如果未來還能進一步加大增值稅稅率的改革，簡化三檔稅率為兩檔，並且進一步下調增值稅稅率，我們測算每下調1%的增值稅稅率減稅金額大約在5000億，因此大幅下調增值稅稅率可以切實改善企業和居民的債務負擔。

最重要的一點是，稅收代表了政府掌握的資源，如果我們願意真心實意大力減稅，其實就是走向市場化的最為直接的證據。

我們相信，只要我們堅持市場化的方向不動搖，收縮貨幣打破剛兌，同時大力減稅降費，就有希望驅逐劣幣、獎勵良幣，走向靠內需和創新發展的繁榮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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