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善達 調整國有資本佈局是深化改革的關鍵之舉
許善達 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
許善達認為，現在改革有很多措施需要做，但是優先的應該是考慮調整資本佈局。
他進一步指出， 調整資本佈局，第一項是調整國有資本劃社保。
他認為，用國有資本降社保是國企也受益，民企也受益，因此降社保不是降國企社保率，是降全社會的社保率，這樣就使國有資本的盈利、資本的價值，能夠使全社會國企、民企都受益，而且使得國企的職工和民企的職工，包括農民工都受益。
中國社保繳費率高是共識，現在社保靠一般財政給補貼，這種方案也無法維持。所以，國務院2017年底做出決定，要劃10%的國有資本給社保。但許善達認為，劃10%是第一步，實際上10%是不夠的。
而且2018年劃的數量離國務院要求差得很多，據不完整統計，10%的概念大概有四到五萬億，但實際上，國資委公佈的央企2018年只劃轉了幾百億，還沒有到千億數量級，離萬億差不多差兩個數量級了。
“這是需要加大力度的，但是這個改革的工作難度特別大”，許善達指出，因為現在各地的繳費率水平是不一樣的，不但各省不一樣，有的市縣也不一樣，各地發放的水平也不一樣，而且從省裡來看，有的是收不抵支，有的收大於支，另外還包括央企的資本劃給誰。
許善達認為，劃國有資本降低繳費率，全國統籌這樣一個方案需要很多的專家來共同設計，“而且推動這個方案，我覺得困難是非常大的”，他表示， 因為這涉及到所有的企業，涉及到所有的地方政府，包括涉及到央企，涉及到財政的收支平衡等等。許善達認為，需要專家們的團隊，還需要國家在政治上要加強對這一項改革的領導，加大力度才能完成。
“這一點如果做得好一點，做得快一點，在我們國家整個經濟發展中間會起到比較大的一個積極作用。”許善達說。
第二，國有資本佈局調整還可以在去槓桿的問題上發揮作用。
他表示要把國有資本從一部分非國計民生領域退出來，然後補充到國有資本一定要幹這樣的領域去充實資本金。這樣能夠降低它的槓桿率，能夠降低融資成本，同時也給民營資本帶來一個新的投資空間。
第三，民營資本自身也有資本佈局需要調整。
許善達稱，現在有很多民營企業拿著股權去質押，結果借了錢去炒股，去搞房地產，不搞主業，這樣一種方向是不應該提倡的。應該提倡的是融了資以後去投入研發、投入科技，發展經濟。他認為，調整資本佈局是現在在改革各項措施裡應該比較優先考慮的一項。
劉世錦 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增長來源
劉世錦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
在談到我國經濟增長時，劉世錦預計，今後兩年經濟增速將維持在6%以上，2020年以後會下降到5%-6%之間，或5%左右，“這是符合規律的變化”。
此外，過去帶動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基建、房地產投資、汽車等重要工業品，包括出口，都已經出現了歷史需求峰值，正在尋找低速增長的均衡點，“潛力有限，效益下降，靠不住了”。
劉世錦認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來源有五個。第一，低效率部門的改進。他提出了兩個典型領域，一是基礎產業領域，由於行政性壟斷帶來的低效率、高成本，像能源、物流、通信、金融、土地五大基礎性成本過高，就是由此產生的。這也是供給側改革降成本的重點。再一個領域是城鄉之間土地等資源要素不能充分流動帶來的多方面的問題，抑制了很大的增長潛能。
第二，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和人力資本提升。首先，有利於擴大內需，更重要的是提升這部分人的人力資本。
第三，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這是中國經濟需求增長的常規動力。這方面最值得重視的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
第四，前沿性創新。特別是在數字經濟領域，數字技術領域，中國具有消費市場巨大、產業配套比較完整、易於形成商業模式和實用技術等等優點。
第五，綠色發展。他強調，綠色發展包括但不限於汙染治理和環境保護，能產生巨大消費創新和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實際上可以形成和傳統工業化模式相競爭因過生的一種新的發展模式。
劉世錦認為上述增長來源有三個特點。第一，對市場經濟制度、質量的要求都很高，“半拉子的市場經濟是沒法適應的”。所以，“必須下決心解決市場經濟建設中的卡脖子問題。現在談技術卡脖子談的比較多，制度建設的卡脖子問題這一關必須要過”。
第二，雖然也會有一些熱點，但是像以往基建、房地產、汽車等大容量的支柱產業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的是以普惠的方式呈現。
第三，增長大部分都是慢變量，很長時間的努力未必見到很大的成效，立竿見影的情況不多了。
劉世錦認為，如果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是吃肥肉，進入中速平臺以後的高質量發展就是啃硬骨頭，“必須明確一點，我們講的高質量發展其實也是一個高難度增長”。“我們現在要真正利用好這五大增長來源，必須下決心實質性地推動改革。具體來講還是按照十九大講的，就是產權保護、要素市場化為中心，但是要突出重點，主攻土地、國資、國企行政性壟斷行業、服務業開放、金融財稅社保等領域的改革，這些領域的改革我以為也不需要出臺新的文件，把十八屆三中、五中全會和十九大文件關於相關改革的論述落到實處，就會有很大的進展”。
劉世錦還強調，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產業和企業的方式，要從過去制定計劃經濟色彩比較強的規劃，製造尋租機會，切實轉變到建立和維護公平市場秩序的平臺上來。“如果咱們的政府部門確實比企業知道的多，你可以通過發佈信息，預測和研究成果來引導社會預期”。
在談到改革的目標時，劉世錦認為應該提出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的目標。一方面是適應國內“高難度增長”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適應全球市場經濟體系競爭的需要。
姚 洋 中國需要適應低速增長
姚洋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姚洋認為，中國要適應低速的增長態勢。我們已經告別了出口導向的擴張型的增長模式，我們的工業化的頂峰已經過去了，去工業化已經開始，服務業成為了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部門，我們的人口紅利進入了消退期。
他指出，出口導向發展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已經達到頂峰，在2006、2007年已經達到頂峰，之後就開始下降，預計還是會進一步下降，“因為日本只有17%，美國只有10%，我們仍然是在18%左右”。
“去工業化也已經開始，”姚洋表示，中國在新世紀頭十年工業增長相當於之前40年的增長，是無與倫比的增長，但是2010年以後，工業化就調轉了，現在已經開始了去工業化。 與此同時，勞動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2010年達到頂峰，之後開始下降。
去工業化的後果是經濟增長減速，外需增速下降了，服務業的技術進步率比較低，這是我們的挑戰。但去工業化也帶來很多好的後果，姚洋認為，這帶來了勞動收入佔比的上升，收入分配格局在改善，國內消費的比例在上升，儲蓄佔比在下降。
姚洋認為，和世界各國相比，中國這些情況並不特殊，日本的轉折點是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它的消費率達到最低。日本和中國的情況相差不大，它的最低點是52%，中國是50%左右。韓國是1988年基本上是工業化頂峰結束了，日本也是在那個時候被迫轉型。
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速度是什麼樣？姚洋稱，日本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
1973年—1993年，日本增長速度平均只有2.8%，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壟斷了世界幾乎所有的創新，但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只有不到3%。“我們老說創新能夠提高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其實創新是提高不了的。”
張維迎 什麼推動了中國40年的高增長？
張維迎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張維迎表示，中國經濟最需要的是“變”，只有變、只有改革才能“穩”。
據中國經濟增長數據，2007年之前東部增長最高，西部和中部最低。2007年之後，則是西部增長最高，中部次之，東部最低。“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地方，恰恰是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最低的地方。由此，能不能由此得出一個結論，說有一個‘中國西部模式’。西部的制度有優越性，東部應該向西部學習？”，張維迎反問道。
“大家可能都覺得很荒唐，中國模式的基本結論就是這樣的”，張維迎表示，“（很多人說）過去40年，中國比西方增長好，有中國模式的優越性”。
張維迎指出，上述觀點的錯誤就在於把經濟看成“靜態”的，而經濟實際上是動態的，“市場化是一個過程”。
“如果我們從過程來看，這個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張維迎表示，由於中國東部地區的市場化遠早於西部地區，所以，越市場化程度高的地方增長得越高。
此外，在國有部門方面，國有部門退出越快的地區，經濟增長越好，而私有部門和外資企業進入越高的地區，經濟增長也越好。“所有這些數據得出的結論都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張維迎補充道，凡是“國退民進”的地方，增長比“國進民退”的地方要好，無論是按照工業資產的比重來算，還是按照就業的比重算，結論都是非常一致。
張維迎強調，中國未來的增長鬚依賴於創新，儘管剛剛起步，但通過數據可以看出，市場化程度高的這些地區，其R&D的投入就比較高、研發密度也比較高，新產品銷售佔總銷售的比例也比較高，即越市場化程度高的地方，創新的水平越高。
另一方面，按照人均政府部門來算，一個地區的政府部門越多，人均專利越少，越缺少創新性。“國有部門的教育比重越高的地方，人均專利也越少。其它的數據跟我們都是非常一致的結論，凡是國有資產比重高的地方，工業R&D研發密度就低。民企和外資企業比重高的地方，R&D研發密度就高。國有部門高的地區創新能力就差，民營部門和外資部門高的地方，創新能力就高”。
張維迎強調，“儘管我們有好多中國的特色，但是由於走了鄧小平的改革道路，所以我們取得了很好的成就，而不是由於我們有了那些中國特色，取得了好的成就”。
“最後我用哈耶克的這句話，事實不能告訴我們什麼是正確的，但是我們對事實錯誤的理解就會改變事實的本身”，張維迎表示。
劉尚希 以所有權結構化、社會化推進要素市場化
劉尚希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
劉尚希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要素市場化改革的問題，而要素市場化的改革，其實涉及到所有權的結構化和社會化的問題。怎麼通過所有權的結構化、社會化來推進要素的市場化呢？其實就是一個產權制度問題。
他指出，我國由於產權制度不完善，工業條件下的要素佔有權、支配權、使用權、收益權的不夠清晰，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受到多種束縛，造成了要素收益流失、交易成本偏高、資源錯配、生態環境、相關領域體制改革推進艱難的問題，妨礙了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劉尚希認為，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是市場高效運行的基礎，要實現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有效結合，必須構建公有制條件下的產權制度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這需要在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開拓創新。
“所有權清晰、產權不清晰，這是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待解決的基礎性問題。”劉尚希表示，產權是市場經濟的基石。但為什麼說產權是市場經濟的基石，而並沒有說所有權是市場經濟的基石？
他認為，這是因為所有權強調的是佔有，而產權強調的是使用。佔有是靜態的，並不會帶來財富。而只有使用才能創造財富，才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只有擁有產權，才可能真正地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產權才是市場經濟的基石。
“我們一談到產權改革，有的就認為是私有化，其實這是一種非常錯誤的理解。”劉尚希表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是公有制、私有制，要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要實現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都離不開產權這個橋樑、中介。離開了產權，要素的優化配置是不可能實現的。要素不能優化配置，生產率也不能得到發展，那就談不上創造財富。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不能簡單地把產權和所有權劃等號，產權源自於所有權，但是又超越了所有權。”他表示，在這個意義上講，公有制、私有制是生產關係層面，產權更多地可能是在生產力層面，生產要素配置層面。
最後，劉尚希還就怎麼推進改革談到了自己的建議，以中央對地方的確權為主線，構建財產權和行政分離運行的制度框架。
他認為，中央對地方實際上沒有從產權的層面上進行確權的，我們是國家所有，但是地方在管理，實際上行使的是所有權。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與地方對於產權，使用權、開發權、經營權、收益權等等在這方面沒有做出明確的劃分，導致權屬不清晰。同時中央與地方產權不清楚的情況下，財產權和行政權混合在一起運行，導致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總是受到各種行政權力的干預，導致資源配置的扭曲。
“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基礎性的制度，核心應當是推進產權制度的改革。我們要創新在公有制條件下的產權理論，來推進我們產權改革的實踐。”劉尚希說。
黃群慧 中國製造強國戰略需要調整嗎？
黃群慧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
黃群慧表示，2015年5月19號，我國提出中國製造2025戰略，該戰略的提出是基於兩大方面的考慮，一是國內製造業從大到強的轉變的需要。另一個是應對新工業革命的挑戰的需要，尤其是發達國家提出了一系列製造業振興規劃，包括再工業戰略等等。
黃群慧表示，理解中國製造2025的規劃需要從三個方面的核心內涵看，一個是目標，我國把國外製造強國分成了三個方陣，最上面是美國，接下來是中等層面，接下來是剛步入製造強國的一系列國家，“我們制定的是2025步入製造強國方陣，2035達到中等水平，2050能夠趕上美國”。
由此形成了第二個層面的一系列政策框架，即“五大工程”，集中了十大領域，各個省市都紛紛出臺了一系列地方行政方案。在此基礎之上出臺了龐大的產業政策體系。“這個體系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隨之產生一系列的問題，就是產業政策的一些選擇性問題”，黃群慧表示，“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美國人把矛頭指向了它。現在大家都比較關注這個問題，其實我們認為製造強國戰略本身對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重大意義沒有發生改變，中國現在這個階段，振興製造業，推進製造業效率的提升是我們走出中等陷阱的必要步驟”。
但他強調，不能把製造強國戰略完全對等於“中國製造2025”。“我的一個建議，需要從強調推進中國製造2025轉向製造業高質量發展。這個轉向本身意味著政策思路的轉變，從趕超對標，包括我們試點、示範這種推動的選擇性產業思路，轉向強調公平競爭，完善產業創新發展基礎的功能性產業政策的轉變，尤其是要發揮好競爭政策的基礎作用”。
他提出了四個方面的戰略調整方向：第一，在總體的戰略的目標上，要弱化把國外分為幾個方陣，分別對標和趕超，而要強調構造中國製造業的核心能力，為全球製造業發展做出原創性貢獻。
第二，在具體的發展思路上，要弱化重點產業的領域選擇。“我們拋開強調補貼，要強調的是知識產權保護和競爭中性的企業改革，尤其是我們應該強調共性科研的基礎能力的補足”。
“具體任務我們強調五大工程，包括智能製造、綠色製造、高端製造、服務型製造，但這些都是可以具體推進的，但是還應該更加強調服務型製造和製造業的品質革命。因為中國製造業的品質基礎沒打好的話，很難談所謂的製造強國”。
徐 忠 對改革決策中一些現象的思考
徐忠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
徐忠表示，推動經濟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於建立規則明確、透明、市場化、法治化的高水平的市場經濟體系，而要實現上述目標，則要提高決策的科學性、有效性和精準度。
“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決定，明確了改革的總體框架，為改革做好了頂層設計，以此為指引，機關幹部白加黑、5+2加班加點出臺改革方案。社會上對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的評價並不一致，還有一些人表示一些改革的實際獲得感並不強，這就需要我們仔細審視這一問題”，他說。
在仔細翻閱已經出臺的政策文件後，徐忠稱，第一，從決策機制上看，有的文件表述與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保持一致，但一些改革的難點和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往往沒有提到。“我想這背後可能是政策文件的制定過程和決策機制有關”，徐忠解釋，大部分文件是由處長們起草的，但在交流時會發現各部門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存在分歧。這種分歧可能是因為認識上的差異，也可能是有部門利益的考慮，很難協調一致。但處長們沒有調整立場、相互妥協的權利，但文件的出臺是有時限要求的，“所以就把有分歧的問題從文件中拿掉”。徐忠稱，被拿掉的有分歧的內容恰恰是改革真正需要推動解決的重點和難點問題。
第二，從文風上看，文件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但具體怎麼改，往往語焉不詳，需要相關部門出臺細則才能執行。在其看來，我國政策文件大多結構工整相似，涵蓋改革的方方面面，從形勢研判到改革的必要性，從指導思想到基本原則等等。但是對政策的細節表述比較少，很多用鼓勵、支持等表述。但如何鼓勵和支持，並不清楚。“為什麼會有以文件落實文件，一個原因就是上一級文件沒把細節講清楚，事實上多個文件出臺，實際效果達不到預期目的，也會影響市場主體的預期”，徐忠表示，“當然這可能也與中國的文化心理有關，不願意把事情用老百姓(48.850, -1.61, -3.19%)能懂的語言講清楚，也不屑於描述具體的過程，而是見大不見小，喜歡寫大文章”。
第三，很多文件仍沒有體現政策制定的科學性，體現市場化導向，以及系統化的分析框架。而往往是為了短期目標，用行政化手段去改變長期性制度，“而制度保持穩定實際上是穩定預期很重要的關鍵”。
第四，從執行上看，立法存在部門化現象。徐忠認為，行政部門具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無法真正體現市場化和法治化。“立法部門委託行政部門立法，法律、規章制度出臺需要各部門之間自下而上溝通協調，負責起草文件的司長髮現各部門意見不統一，不能寫進法律裡，只能大而化之，結果法律、規章制度落實不得不依靠行政部門出臺相關細則，明確標準和操作程序，這就賦予了行政部門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導致高標準立法、普遍性違法、選擇性執法，同樣的規則因為執行部門的自由裁量權過大而產生選擇不同的效果，必然會擾亂市場預期，衝擊市場信心”。
徐忠稱，近年來我國出臺了一系列的改革，客觀看成績是實實在在的，人們群眾對進一步深化改革、釋放改革紅利充滿期待。在此背景下，只有進一步改進決策機制，改革問責機制，改革文件的設計理念，改革文風，才能鞏固改革的預期，增強市場主體及中國經濟發展的市場信心。“當然改革方案改革了，也會改善公務員的生活和工作質量”，他說。
以上會議實錄均為現場速記整理，未經演講者審閱，來自新浪網。
來自政經社公號
閱讀更多 民辦教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