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中國改革開放，12月7日《財經》(博客,微博)推出新的專題：“分稅制：挽救財政危機的改革｜我們的四十年”。此前，《財經》先後於10月12日、19日、26日和11月2日、9日、18日、23日、30日推出有關農村改革、民營經濟、深圳特區、國家體改委、價格闖關、國債發行改革、創建資本市場和建立中國證監會等專題，社會反響良好。
中國目前的財政收入在世界各國中排名第二，是名符其實的財政收入大國。2017年僅中央財政收入就超過8萬億元人民幣。可是誰能想到，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曾一度國庫空虛，中央財政陷入一場嚴重危機。當時的財政危機是怎麼形成的？中國政府採取了什麼樣的財稅改革，最終成功解決了財政危機？
在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之際，《財經》總編輯王波明特邀財政部原部長劉仲藜、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一起回顧上世紀90年代初期財政危機的原因，梳理改革開放以來財稅體制的變遷，分享分稅制改革的故事，向世人揭示一場挽救財政危機的改革的來龍去脈。
（左起：劉仲藜、王波明、許善達）
新中國建立以後，一直實行統收統支財政管理體制，地方收入統一上繳中央，各省按需要向財政部報預算，由中央統一劃撥，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改革開放後，財政和稅收也面臨改革。80年代初期，借鑑農村包產到戶的經驗，開始實行財政包乾。劉仲藜介紹說，這種“分灶吃飯”的辦法非常複雜，因為各省情況各不相同，上繳的比例也不一樣，形式繁多。
在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上交利潤。許善達說，從80年代初期開始試點“稅利分流”，國營企業也要交稅。可是，由於企業也實行承包，主管部門跟企業一對一談判，談判能力對企業的利益超過經營能力，結果導致“包盈不包虧”，企業儘量少交或不交。到了80年代中期，企業試點稅收名存實亡。
（上世紀80年代初，按照試點“稅利分流”，國營企業開始交稅。圖/視覺中國）
“大包乾”調動了地方政府和地方企業的積極性，但是由於缺乏有效監督和懲罰機制，地方政府和地方國企往往會採取各種方式少報收入，使得中央在分成收入上處於劣勢。雖然總體財政收入增加，但中央財政收入相對大幅減少，造成中央財政困難，於是建立“能源交通基金”“ 預算調節基金”等，向企業收費。仍然入不敷出，於是向地方政府借錢。這些借款都是有借無還。
1988年-1990年，財政部連續三年向地方政府借錢。到了1991年，財政部囊中羞澀，時任部長的劉仲藜對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說，他切身體會到舊小說常說的 “國庫空虛”。國家財力不足，行政能力減弱，財稅改革迫在眉睫。
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一攬子改革方案，啟動以分稅制為主要內容的財稅改革，分稅制改革是財稅改革的核心內容。在國務院直接領導下，財稅改革迅速啟動。原來財政部提出的方案是分兩步走，而國務院決定，要一步到位。中央成立了財稅改革領導小組，劉仲藜任組長。
（1993年11月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閉幕。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全會提出一攬子改革方案，啟動以分稅制為主要內容的財稅改革。圖/新華）
分稅制改革意味著否定原來的“分灶吃飯”的財稅體制，重新劃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事權和財權，不同的稅種分歸中央和地方，其中共享稅實行中央和地方75:25分成（中央政府拿75%）。 從1993年8月起，朱鎔基親自帶領中央財政、稅務、經貿等有關部門的官員，深入到1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地做工作。儘管各地的情況不同，要求各異，但是朱鎔基堅持制度和體制一定要統一。
據劉仲藜和許善達回憶，多年享受特殊優惠政策的經濟發達地區，當時並不歡迎分稅制。最關鍵的一站是廣東省，廣東的財政包乾體制運行力度一直較大，因此對分稅制牴觸較大，要求繼續實行承包制。在廣東省，朱鎔基本人和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謝非談，財政部長劉仲藜和省長談，財政部的司長們則和省財政廳廳長們一起算賬。最終廣東省同意實行分稅制。
事後，朱鎔基曾經半開玩笑地說過，自己那段日子是東奔西走，南征北戰，苦口婆心，有時忍氣吞聲，有時軟硬兼施，“實行分稅制，來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個省一個省地去談，商量，妥協，總算談下來了，我自己則掉了5斤肉。”
（1993年7月，朱鎔基在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講話。圖/新華）
為了落實分稅制，在中央的強力推動下，地方稅務局和國家稅務局分開。在企業稅收方面，改變原來繁複的承包制，變為生產性的財稅體制，推出增值稅。
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工作，分稅制方案定於1994年1月1日生效。當時的宏觀環境並不寬鬆，信貸過猛、投資失控、通貨膨脹。在這種不利的局面下，劉仲藜如履薄冰，他擔心財稅改革出現三個問題：繼續推動通貨膨脹，生產下降，新稅收不上來。如果出現其中一個問題，身為財稅改革組長的劉仲藜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了以防萬一，1993年底劉仲藜找到兼任中央人民銀行行長的朱鎔基，從銀行先借120億元，以備急需。
1994年春節期間，正在北京市慰問的劉仲藜接到國稅局值班室報告，一月份稅收達到500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了61%。分稅制改革首戰告捷。第二天，劉仲藜向朱鎔基報告好消息，並將借款還給中國人民銀行，從此告別了困擾多年的財政短缺危機。
從1994年開始，中央財政平均增幅超過百分之十。從1993年的4000多億，增加到2017年的8萬億。分稅制改革為推動改革事業，增加人民福祉，提升國力作出了巨大貢獻。
（為國聚財，為民收稅。圖為市民在稅務局辦理業務。圖/視覺中國）
在許善達看來，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客觀上要求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而公平稅負是市場公平競爭的必要條件。分稅制改革的意義就是按統一的稅法來收稅，實現公平稅負，這對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重大意義。王波明認為，這項改革是中國進行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一次成功努力，在四十年的改革發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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