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联办财经研究院专家、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在“2018第七届中国上市公司高峰论坛”上表示，现在，中国社保缴费率偏高，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建议在划转国有资本，降低缴费率的前提下社会保障实行全国统筹。

许善达在“2018第七届中国上市公司高峰论坛”上演讲实录：

这个题目是我们研究院研究了好几年的题目。在这几年写了若干报告，有几项建议已出现在国务院有关单位发布的文件里面。落实情况还在推进当中，我想把研究的情况跟大家交流下，大家一起来探讨。

为什么要谈《调整国有资本布局》，我觉得，对于我们国家下一步的改革，我们也搞了三年了，还要继续推进，上一次2015年底的供给侧改革讲的是“三去一降一补”，现在还要继续推动供给侧改革。推动的内容跟“三去一降一补”有一些变化。因为，前面讲的有一些任务完成了，有些任务还没有完成，还有一些新任务需要提出来。我认为，在新阶段，调整国有资本布局就应该是下阶段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调整国有资本布局的第一个任务是社保，划国有资本给社保

现在，中国社保缴费率偏高，这个是没有任何争议的，是历史原因决定的。过去，国家没有社会保障，当时是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的社会保障就形成了企业的利润，转换成国有资本。等我们开始实行社保制度时，就用了一个现在交社保的人，不但要给自己交，还要给以前没有交社保但现在要领社保的人交。所以，现在社保缴费率偏高，这是历史造成的。

经过这么多年，现在社保制度已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收不抵支，缴费率比较高，让现在就业的人既要缴一份自己的社保，又要给以前的人缴一份。这样的缴费率，除本人要增加缴费的数量以外，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也增加了很多。所以这个无论对于居民收入增长，还是企业的发展，都有负面影响。

如果，我们认为原来计划经济时期，这个社保是形成了国有资本的话，那应该由国有资本补偿原来的欠账。这个意见写了三四年。去年12月，国务院做了决定，划转10%的国有资本到社保。这个划10%跟现在社保基金理事会的社保基金性质不完全一样。那个虽然也叫社保基金，但是是备用的，就是在社保收支出现比较大的缺口，在没有其他渠道的情况下备用的。我们现在要解决的就是降低缴费率，要筹集一笔新基金。

现在，国有资本的净资产，目前的口径，还有40万亿~50万亿元。划转10%就要划4万亿~5万亿元。我们曾经测算过，如果把缴费率从现在全国的40%（最近降了一点，大概到35%左右），要降到20%的话，需要划转15万亿元左右的国有资本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改革是国家下一步继续发展非常重要的改革。

这个改革让国有资本、全体就业职工都可以受益，在中国来说，这个影响非常大，国有企业的发展，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我们的职工是可以受益的。而且不仅是国有企业受益，民营企业的职工也受益，民营企业也受益，因为也降低了民营企业的社保缴费率。这样的改革对我们国家下一步的发展，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考虑，都是非常重要的措施。所以需要大力推进，要有强有力的领导，然后组织强有力的工作班子，来解决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改革。这是我们提出调整国有资本布局中的最大一项。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跟去杠杆有关系。这三年去杠杆是供给侧改革的一项内容，三去一降一补。但是，对于去杠杆，大量的人认为一般讲去杠杆，就是债转股。这个看法有片面性，债转股只是去杠杆的一个措施，还不是唯一措施。

我认为，调整国有资本布局也是去杠杆的一个重要措施。

我们在一些城市做过调查，有的国有资本在一些不是很重要的领域，在经营在运转。还有一些领域如果非常重要的，对国家影响非常大的，而资本金又严重不足。所以我们建议就是把国有资本从那些对国计民生，对国家发展影响不太大，完全可以交由市场来自行运转的地方退出来。这个退出并不是说国有资本就做小了，而是把这些国有资本调整到国家非做不可的方面上，政府也没有那么多资源补充资本金。国有企业里政府是股东，需要补充资本金。有很多国有企业，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没有这样的资源去补充资本金，我们的政府有很多支出内容，没有多少资源补充资本金。

负债率就很高，负债率高融资成本就高，有一些企业很难在市场上融资。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大飞机商飞，商飞十几年来就是国有资本投了多少钱，到现在一分钱收入都没有。这样的项目要让民营资本投资的话，很多投不起的。十几年投入没有一分钱销售收入，现在飞机能不能卖，别看订单多，还没有通过安全审查。像这样的，我们国家不干不行，民营企业又不愿意，或者也投不起，国有企业就必须干。

可是做这样的项目，资本金又非常短缺，所以我们建议就是把国有资本的一部分，从那些与国计民生影响不大的行业退出来，然后补充到国家必须要做的领域，就是资金短缺的企业调整一下布局，我们是这样一个建议。

这样一个建议有利于降低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减少融资成本，他的经营情况也会好转。包括一些上市公司，如果经营情况好转，利润额又增加，他的股价还可以提高。民营企业也有这个问题，我们了解到很多民营企业，在他们的资本布局上也有一些我认为不适当的地方，比如说有的企业主业是一个产品，但是挣一点钱去搞了跟主业毫无关系的事情，比如有的卖房子干这干那。结果他资产负债率很高，这样的民营企业也应该有一个调整自己布局的动作。

下一个阶段，中国发展主要靠科技发展。供给侧改革也好，新动能也好，高质量也好，经济转型也好，不管用什么术语，核心一条就是要增加企业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只有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企业才能站得住。再靠贷款扩大产能，这一条路已经走不下去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基本上也开始萎缩，所以，以后就是要增加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

融资也好，或者用赚的钱来投入也好，都得往这个方向来走。但是，民营企业里面也有一些企业不务正业。他们正业也在做，但是很大的资源，人力物力投入到一些非主业上了。这对我们国家发展也是一个不利的事。所以，我们下一步发展，资产负债率去杠杆问题，是需要一个长期解决的问题。我们了解到，德国的企业直接融资占80%，间接融资占20%。美国的企业，直接融资占70%，间接融资占30%。我们国家总的来看，统计上的数字，直接融资只有40%，间接融资60%。我们的企业间接融资越高，融资成本越高，越没有能力投入科技研发。所以，这样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结构，是需要在发展中调整的，是发展不平衡的重要领域。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措施，比如调整资本布局，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整体的国有资本，以及民营企业，都要在下一个时期来考虑资本布局如何调整。能够收缩战线，降低资产负债率，降低融资成本，我觉得这是下个阶段供给侧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所以从国家来讲，我认为，调整国有资本布局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解决社保，划转国有资本，降低社保缴费率，实现全国统筹，这是一项大的改革。

新一轮减税降费举措年内有望落地 小微初创企业有望普惠免税

我国新一轮减税降费已在路上，多项更大减负力度的举措将密集发布。《经济参考报》记者从业内获悉，相关部门正在紧锣密鼓研讨制定下一步减税降费的方案，新政有望年内落地。业内预计，下一步减税将锁定增值税和所得税两大税种，小微、科技初创企业有望迎来普惠免税利好。

事实上，近期高层会议已经接连释放进一步减税减负的明确信号。日前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明确，要加大减税力度。推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税，而且要简明易行好操作，增强企业获得感。对小微企业、科技型初创企业可以实施普惠性税收免除。要根据实际情况，降低社保缴费名义费率，稳定缴费方式，确保企业社保缴费实际负担有实质性下降。

落地层面，减税降费政策也在密集发布。日前，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对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等收入给予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免征增值税等优惠。此前，财政部等部门还联合印发通知，取消企业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得加计扣除限制。社保费方面，11月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用人单位和职工失业保险缴费比例总和从3%阶段性降至1%的现行政策，明年4月底到期后继续延续实施。

记者了解到，当前，相关部门正在密集组织专家和业内研讨等，紧锣密鼓制定新一轮减税降费新政，下一步我国减税降费的重点推进路径已渐明晰。

增值税方面，从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到深化增值税改革、再到未来将实现的三档并两档，事实上，我国增值税改革一直在朝着完善税制、降低税负的方向推进。

今年5月1日起，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部分行业增值税税率下调1个百分点，增值税税率从17%、11%、6%三档变为16%、10%、6%，但还没有实现三档并两档的既定改革目标。专家指出，增值税税率三档并两档应尽快实施，16%的基准税率可考虑下调，这在完善增值税税制的同时，也能实现增值税总体税负的下降。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当前推出更大规模的可预期的稳定的减税计划，会更有利于稳定市场的信心。在他看来，需要区分和统筹看待减税的短期与中长期效果，形成合理的减税政策体系，减税政策应该制度化。

杨志勇认为，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增值税三档并两档的目标应是基本税率10%左右和低税率5%左右。从进一步突出减税效果来看，年内可再加大力度，16%和10%的两档税率一次性再下调2个百分点，6%的税率下调至5.5%。此外，企业所得税也存在进一步下调税率的空间。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过去几年的减税中，除了营改增带有一定的普惠性，其他减税措施往往是特惠式减税，即针对特定行业、企业，比如对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在他看来，下一步减税政策，需要以普惠式减税为主，同时结合税制改革，在完善税制的同时，实现税负下降，而且应当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同时，减税方式要实现从税基到税率的转变，要较大幅度降低名义税率，同时清理和规范税基，使税率和税基形成新的组合，既能有效引导预期，又不会使税收收入大幅下降。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表示，减税降费，尤其是对小微初创普惠式减税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方面，由于小微贡献的税收规模较小，减税给财政带来较小的压力；另一方面，小微企业的数量众多，减税的影响面较广，对于缓解当前的就业、经济及现金流压力等多个方面均会产生积极的效应。

她指出，同样的一笔减税资金，用在大企业身上，与规模宏大的资金量相比或许影响不大，但是用在小微企业身上，则有可能完全改善经营状况。因此，对小微企业减税可以用较小的资金成本产生较大的社会效应。此外，融资难是小微企业共性的国际难题，如果无法得到及时的融资，减税是解决小微企业现金流问题的较好途径。

在她看来，要落实小微初创普惠式减税，一方面需要放低门槛，减少其税收遵从成本，使小微企业可以用最便捷的方式获得减税，另一方面需要考虑到小微企业通常缺乏优秀的会计人才，对税收政策的把握不准，因此，建议采用最简单的税额减免，或者是免税期的方式，使政策能够直接快速地产生减税效应。

记者：孙韶华 实习生 秦悦文

姜超再次呼吁：市场化与减税，是通往繁荣之基！

*本文作者姜超，来自海通证券，原文标题《支持民企发展，丝毫不会动摇——只要坚持市场化和减税就有信心！》，华尔街见闻对内容有删减。*

在过去的一周，国内股市出现了久违的反弹，而这一切都源于上周国家召开了两个重要的会议，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另一个是总书记与民营企业座谈会，而这两个会议都重点谈到了民营企业的问题，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市场的信心。

那么问题来了，首先我们要问的是，

为什么民营企业如此重要？

因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占据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按照政府的总结，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民企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

根据《2017年民间投资与民营经济发展重要数据分析报告》，2017年前11个月，全国税收增速11.8%，而其中民营企业税收增速是15.9%，而国有及控股企业税收增速只有4.4%。

而从企业部门最大的两个税种增值税和营业税来看，2017年前11个月民企贡献了增值税的59%，而国企只贡献了22.3%；民企贡献了企业所得税的43.3%，而国企贡献率为31.5%。

而从各地政府公布的税收结构数据来看，山东、安徽、河北、江苏、浙江、河南、江西等地的民企税收占比超过60%。

由此，可见民企确实贡献了中国一半以上的税收收入。

民营经济贡献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从投资来看，18年前3季度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0.2万亿，占总投资的比重为62.4%，而这一比重在15年时最高达到过65%。

从外贸来看，18年前3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为8.77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39.4%。其中出口5.68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47.9%。

从消费来看，17年我国GDP当中的最终消费为43.5万亿，其中居民消费占比为73%，而政府消费占比只有27%。

因此，综合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占比来看，非公经济的平均贡献达到了60%。

民企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美国经济的一枝独秀靠的就是强大的研发投入，其研发占GDP的比重达到3%，而中国只有2%。从上市公司来看，17年美国上市公司平均每家研发费用为2亿美元，而A股的企业只有1亿多人民币，两者相差10倍左右。

但是，并非中国的所有企业都缺研发，我们发现同样是A股的上市企业，民营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是3.3%，而国企只有1.7%。而在海外上市的中概股公司，主要也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其平均研发费用与美股企业接近，远高于A股上市公司。

中国研发投入最大的企业是民企华为，17年总研发费用接近900亿人民币，而A股当中研发投入最多的是国企中兴通讯，其17年研发费用为130亿人民币，两者相差6倍。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18年上半年发明专利授权量的排行榜，华为、中石油、OPPO分列前三，其中前十名当中有七家是民营企业。

因此，各种角度来看，中国创新的主力在于广大的民营企业。

民企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2017年，我国一共有2907万家企业，其中民营企业2607万家，民营企业占比达到90%。

从就业来看，17年的全国城镇就业人口为4.25亿，其中非公有制就业3.4亿，占比超过80%。

因此，各方面数据显示，我国民营企业从78年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拉开发展的大幕，到现在为止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顶梁柱。

为什么大家现在如此关心民营？不仅因为民企的巨大重要性，还因为当前

民营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困境！

我们首先来看一组利润数据的对比：

2018年前9个月，国有企业利润同比增速高达23.3%，而民营企业利润增速只有9.3%。而在上一年，国有企业利润增速为45.1%，同样远高于民营企业的11.7%。

如果只看利润增速，我们可能会感觉民营企业只是日子过得不如国企，毕竟利润还是在增长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利润金额的数据，18年前9个月民营企业的利润总额为1.26万亿，而去年前9个月的民企利润总额为1.8万亿，同比下降了30%。而18年前9个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1.5万亿，而去年前9个月的国企利润总额为1.26万亿，同比增长了20%。

也就是说，按照利润金额来测算增速，今年民营企业不仅是日子过得不如国企，而且是利润增速出现了大幅下滑，为什么不同的利润增速算法显示的差别这么大？

而这个背后的一个重要解释，叫做幸存者偏差。

统计局其实会定期调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量，比如11年时就把规模以上工业统计的起点，从年主营收入500万提高到了2000万，使得当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从10年的45.3万家缩减到11年的32.6万家，也使得11年按照利润总额增速计算的同比增速明显低于可比口径增速。

因此，今年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和增速的背离，很可能是一样的原因，也就是符合规模以上要求的工业企业数量变少了，而统计局公布的利润增速只反映了剩下来的企业在近两年的利润增速在增长，而那些消失的企业其实没有被统计到，这其实就是“幸存者偏差”。

我们知道，过去两年去产能发力，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企业被关闭了，可能是僵尸企业，也可能是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中小企业，但是从结果来看，我们看到的是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的利润总额同比出现了大幅的下降，而国企利润总额同比还在增长，这说明从规模以上工业中消失的是大量的民营企业。

因此，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压力不仅仅是利润增速的下滑，而且可能是大量的在消失。

那么，为什么民营企业压力这么大？是因为

行政干预在增加，而市场化在后退！

中国民营企业在过去40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长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靠的是改革开放，靠的是市场化，因此只要是靠市场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其实对民营企业就是最为有利的。

但是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的很多领域，其实是行政干预在增加，而市场化在退后。

比如说去产能政策，从出发点来说，确实是应该做的，因为煤炭、钢铁等行业存在着大量过剩产能，不仅严重污染环境，而且还带来了过剩和浪费，所以去产能不仅可以改善环境，还能够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

但是，采用什么方式去产能，结果会千差万别。

如果是用是市场化的方式，其实可以选择让破产的企业关闭来减少产能，或者是政府制定严格的环保标准，让环保不达标的产能关闭、但是符合环保要求的产能可以增加，我们相信如果是市场化的手段，其结果应该对于所有的企业是一视同仁的。

但如果采用行政化的手段，比如说以往每年到了冬季采暖季，北方的诸多城市就会宣布钢铁等行业产能限产50%，其他建材、有色化工等行业也要实施停产或者限产。由于是强行限产，那么由于国企和政府关系更近，那么民企相对而言更可能是被限产的那一个。

因此，环保限产导致了钢铁煤炭等上游行业价格高涨、利润高企，18年前三季度钢铁行业利润增长71.1%，建材行业增长44.9%，石油开采行业增长4倍，石油加工行业增长30.8%，化工行业增长24.5%，5个行业合计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为72.4%。由于上游行业的民企大量关停，剩下的主要是国有企业，结果导致了国企利润高增，而中下游的民企利润承压。

再比如去杠杆，如果是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去杠杆，哪些企业债务违约，就强行破产清算，那么对国企和民企的影响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对民企的去杠杆非常市场化，非标融资该停就停了，该违约的就违约了，但是对于国企尤其是融资平台，则是一直存在着政府隐性担保、刚性兑付，结果就是虽然中国民企占信用债市场融资的比例不到20%，但是在今年违约债券当中的占比高达80%。

归根到底，在中国，民企是完完全全的市场信用，而国企背后有着政府信用的隐性加持，所以如果我们政策调控越来越行政化、而非市场化，那么就会对国企有利，而对民企不利。

支持民企发展，丝毫不会动摇。

而在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遭遇巨大挑战的背景下，总书记召开与民营企业的座谈会，对于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的人发表了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比如，有的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有的人提出所谓“新公私合营论”，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有的人说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等等。

对此，总书记明确表示，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

首先，支持民企发展毫不动摇。

总书记说，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任何否定、怀疑、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都不要听、不要信！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在改革开放以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开了大门。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

总之，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制度。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其次，民企困难有多方面原因。

对于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难题，其实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等多重矛盾问题碰头的结果。

从外部来看，国际经济环境在发生变化，保护主义在抬头，对出口主体的民企产生了冲击。从内部看，我国经济也在转型升级，市场的优胜劣汰对部分民企也有压力。同时，部分民企过去经营比较粗放，负债过高，环保、社保等方面不规范，所以在监管执法加强以后也面临压力。

但是另外一方面，总书记也提到了政策落实不到位的影响，有些政策执行的时候存在偏差，有些政策调研不够，有些政策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或者是工作方式简单，导致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作用。

最后，大力支持民企发展壮大。

总书记提出，要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帮助民营经济解决发展中的困难，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为此，要抓好6个方面政策举措落实：

一是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三是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四是完善政策执行方式，五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是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而这六个方面就是当前民营企业关心的重点问题，我们相信如果能够得到大力落实，就能够缓解民企经营的压力，改善民企的信心。

市场化与减税，通往繁荣之基！

2005年、2010年，国务院相继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36条”或“旧36条”）和《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民间投资36条”或“新36条”），放开民企在基础设施等多领域的准入，清理和修订了阻碍民企发展的法律法规，但是为什么市场再次关心民企发展的问题，与之对应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政策对民企发展真正有效？

市场化对民企真正有效！

我们认为，对民企发展真正有效的政策是坚定不移地市场化，民企发展的很多困境都来源于市场化不够彻底，而如果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就可以改善对民企的信心。

比如说去产能政策，今年的采暖季环保限产就和以往有了很大的变化，北方城市的环保限产没有再搞“一刀切”，而是根据空气质量变化安排错峰生产。如果我们更加倚重市场化的手段，比如制定好排放标准，那么满足标准的先进技术就可以生产，而无论国企和民企，这样其实可以让先进的产能重新生产，既可以稳定经济，又可以降低高企的上游价格，还不会污染环境，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我们欣喜地看到，在稳增长的预期之下，近期钢价、煤价不涨反跌，其实主要归功于环保政策的变化，这是有助于降低高企的上游产品价格，改善下游民企盈利。

再比如说金融政策，要想切实改变对民企的信心，一方面可以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民企的支持，通过政府和有关金融机构对融资困难的企业展开救助。但是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在于进一步市场化，如果能够在国企和融资平台领域打破刚性兑付，放开债务违约，那么金融机构就会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对优秀的民企才会自发地提供金融支持。

再比如说在资本市场，如果我们试图管住所有价格交易和融资，那么市场就会缺乏流动性，最终定价机制就会失效，而资本市场也会变成死水一潭。如果我们能够放开对金融资产价格交易的管制，和对融资的限制，那么市场价格就会走向分化，垃圾资产价格会下跌，而优秀资产价格会上涨，而资金也会自动流向优秀的企业。

减税让利于民，经济繁荣之基！

而要想支持民企和民营经济发展，减税是最值得推行的政策。

中国经济当前出现的诸多问题，比如房地产泡沫、债务率高企、产能过剩，归根到底在于我们过去依赖于货币发展经济。在经济的起飞阶段，靠货币发展是有效的，可以发挥我们过去廉价劳动力充足的优势，可以模仿海外的先进技术。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口红利已经结束、城市化已经接近尾声，如果还是靠货币发展经济，只会是越来越多的债务和泡沫。

在人口红利结束之后，我们迎来了工程师红利，也就是人口的质量红利，我们每年有800多万大学生毕业。而以华为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创新的脊梁，靠创新发展前景广阔。面临贸易摩擦的挑战，我国拥有全球最有潜力的内需市场，13亿多人口的消费升级，蕴含着巨大的空间。

而要想激励创新，其实需要减税让利给企业；而要想激活内需，需要减税让利给居民。因此，减税是通往经济繁荣的基石。

美国经济过去数十年的发展，充分诠释了减税的重要意义。在1970年代其靠货币发展经济深陷滞胀陷阱，而在1980年代以后里根收缩货币、大力减税，换来了经济繁荣的40年，资本市场走出了股债双牛的大牛市。

我们欣喜地看到，总书记把减税降费列为扶持民企的六大政策之首，明确提出要推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税，对小微企业、科技型初创企业可以实施普惠性税收免除，要根据实际情况，降低社保缴费名义费率，稳定缴费方式，确保企业社保缴费实际负担有实质性下降。

而在减税的实际政策方面，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证据，比如在今年5月份增值税税率下调1%之后，到今年9月份增值税增速出现了负增长。比如10月份个税起征点从3500元上调到5000元，未来还会把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保等四大支出列入抵扣范围。

由于增值税是最大的税种，如果未来还能进一步加大增值税税率的改革，简化三档税率为两档，并且进一步下调增值税税率，我们测算每下调1%的增值税税率减税金额大约在5000亿，因此大幅下调增值税税率可以切实改善企业和居民的债务负担。

最重要的一点是，税收代表了政府掌握的资源，如果我们愿意真心实意大力减税，其实就是走向市场化的最为直接的证据。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市场化的方向不动摇，收缩货币打破刚兑，同时大力减税降费，就有希望驱逐劣币、奖励良币，走向靠内需和创新发展的繁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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