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被“減負”的家長,似乎又站到應試教育的戰壕裡,又一輪迴

兩則關於中小學生“減負”的新聞,應該放在一起看。

最近,江蘇南京部分學校推進了實施素質教育的相關措施。沒想到,這番大刀闊斧的改革,遭致當地家長的不樂意。一篇《南京家長已瘋》的網文,把家長的情緒推到高潮。在文中,作者列舉南京相關學校“不許補課”“不許公佈分數”“不許按成績分班”的做法,認為減負會把孩子變成“活潑靈動、熱愛生活、輕鬆愉悅、心智健康的學渣”。

第一批被“減負”的家長,似乎又站到應試教育的戰壕裡,又一輪迴

另一則新聞發生在隔壁的浙江省。10月28日,浙江省教育廳發佈《浙江省中小學生減負工作實施方案(徵求意見稿)》,其中,擬規定小學生晚9點、初中生晚10點可經家長確認拒絕完成剩餘作業,引起公眾關注。

家長是學生天然的利益共同體。誰都無法否認,減負的最大受益者是受教育者。那麼,教育部門實打實的減負措施,為何遭到了家長的強烈反彈?家長們為減負倍感焦慮,究竟又有多少欲言又止的潛臺詞?

教育部門集中力量實施減負,開始於上世紀末本世紀初。2000年年初,因為“學生負擔很重”“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壓力”,教育部發布《關於在小學減輕學生過重負擔的緊急通知》,在全國範圍掀起了實施“減負”的高潮。當時還在上中小學的80後、90後,如今從“應試”與“減負”兩種概念中成長起來的年輕家長,一定對自己這種獨特的教育經歷留有別樣的情愫。

第一批被“減負”的家長,似乎又站到應試教育的戰壕裡,又一輪迴

現在回想起來,90後面臨的課業負擔可能還不是最重的。類似“小學生晚上9點寫不完作業”的現象,並不是第一批90後的普遍經歷。相反,至少在筆者及同齡人的印象中,小學放學花一個多小時完成作業,還趕得上看當晚的《大風車》節目,更不會因為“小升初”而煩惱。上初中以後,直到接近中考的初三階段,才慢慢感受到應試和習題的壓力。

隨著80後、90後陸續為人父母,他們慢慢發現,孩子所要應對的課業壓力超乎自己的經驗。朋友圈裡,不乏畢業自名校的年輕父母,恨鐵不成鋼地抱怨孩子做作業太慢、沒有繼承自己卓越的智商,殊不知,當年讓他們獲得階層晉升通行證的智力,也許完全不足以應付當下複雜而繁重的教育。歷經一輪輪考試篩選出來的他們,註定是不甘願“輸”的一代,也自然把這種心態投射到孩子身上。

多年以來,主導減負工作的一直都是教育部門,為此承受最大壓力的也是教育部門。減負工作“越減負擔越重”,板子不能完全打到教育部門身上。

減負也不再是空洞的口號與概念,而早已細化成詳實具體的指標。

很多措施正是公共輿論長期呼籲的結果。例如,“不許公佈分數”等措施,最初就是民間的建議——很多人認為,公佈分數排名增加了學生的心理壓力,不利於未成年人形成健康人格。如今,教育部門從善如流,就當減負就要“動真格”的時候,為何遭到了密集反對?“減負”這一概念本身何以陷入了汙名化的困境?

第一批被“減負”的家長,似乎又站到應試教育的戰壕裡,又一輪迴

不知道從何時起,中國的家校關係、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邊界,便陷入了模糊與混沌的狀態。一方面,家長越來越頻繁地介入到子女的課業之中,幫孩子完成作業成為家長的日常;另一方面,各種校園問題的產生,似乎又是家庭教育缺失的結果,一些家長總是一廂情願地期待學校替代自己管教子女。

家庭教育該不該加強?答案是毋庸置疑的。這一代城市家長自身受教育背景紮實,知識結構完善,有能力對子女實施高水平的家庭教育。但是,對家庭教育的理解,卻因為缺乏共識而見仁見智。

現實中,家庭教育淪為了學校教育的附庸。家庭雖然是區別於學校的實體空間,卻在無形之中成了課堂學習延長的時間。學生把大量無法在學校裡完成的作業帶回家,家長不僅負責監督,還要盡己所能指導孩子完成習題。家庭生活只是學校生活的複製,親子之間本應該享受的家庭時間被無限度地壓縮,促進下一代形成健全人格與品質的家庭教育卻長期缺席。

教師的教育權是具有專業性質的權力,學校教育有其不可替代性,而試圖把專業權力交給家長執行的想法,恐怕是危險的越界。長此以往,家長要麼質疑教師的能力與資格,要麼面對“任務”無所適從,種種家校衝突也隨之激化。

減負由誰來減,怎樣的減負才符合孩子成長的真實需求,進而實現各方“多贏”,是減負取得共識的前提基礎。如果課業負擔的施加者,從學校的“右手”轉移到家長的“左手”,只會讓受教育者不堪其重。

在減免學生實際課業負擔的同時,學校應當補齊服務短板。將減負工作具體化、指標化,固然是檢驗減負工作成效的必要之舉。然而,指標更要對應實效,而不是單方面地減輕學校的責任。比如,縮短中小學生的在校時間,學生放學時間越來越早,只會給家長增加負擔。如果學校放學,並不是學生一天學習的結束,那麼以在校時間長短檢驗減負又有何意義?

第一批被“減負”的家長,似乎又站到應試教育的戰壕裡,又一輪迴

中國學生習慣於學校和家庭的“兩點一線”。而減負的真正指向,不在於學校與家庭的此消彼長,而要探索在學校學習和居家休息之外,讓學生成長的“第三種時間”。

國民教育的面貌是社會發展水平的折射。當初深受應試教育困擾的學生,如今成為焦慮而冒進的家長,似乎又站到了應試教育的戰壕,荒誕的背後是對下一代成長和發展的密切注視。減負20年來,人們至少可以得到這樣的經驗:要從根子上消除教育焦慮,減免課業負擔,不是教育者、家長、受教育者的任何一方能夠畢其功於一役的,或許只有時間才能檢驗減負的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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