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戰爭對於人口的影響，是歷史學界頗為關注的問題。這場戰爭給長江中下游地區的人口帶來了重大損失。由於戰爭的中心位於蘇南，蘇南又是中國早期工業化進展最快的地區，因此，該區戰後的人口變動就格外引人注意。
王業鍵曾專文討論太平天國戰爭對蘇南人口的影響（注：王業鍵：《太平天國叛亂對蘇南人口的影響》， Paper on China,Vol.1 9(1965),Appendix, Table.），以後王樹槐對王業鍵的估計略有修正（注：王樹槐：《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 江蘇省（1860—1916 ）》，臺北近代史研究所專刊，第48號。）。近年又有王育民撰文討論太平天國時期的人口損失問題，對蘇南人口的討論尤為仔細（注：王育民：《太平天國時期"人口損耗逾億說"辯證》，《學術月刊》1993年第6期。）。筆者也曾對蘇南人口的損失發表過意見（注：葛劍雄、吳松弟、曹樹基：《簡明中國移民史》第8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然而，按照姜濤的觀點，這些研究都存在問題，其原因在於各家據以立論的數據都不是真實的人口數：《嘉慶一統志》中江寧等四府二州的人口實為"男丁"，而戰後戶部清冊中的江蘇人口不包括蘇州等四府一州的人口。根據不真實的人口數據所作研究當然是不可靠的，姜濤的發現對了解清代江蘇人口的真相，功莫大焉。遺憾的是，由於存在種種困難，他沒有進而解決這個問題。在他看來，由於存在資料的缺陷，所以，對戰爭中的人口損失進行定量研究是相當困難的（注：姜濤：《近代中國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1—72、155、163—164頁。）。
筆者卻以為在瞭解了資料性質的前提下，可以採用一些人口分析的技術，求出太平天國戰爭期間蘇南人口的損失數。這一研究，既可以為我們對太平天國前後其他區域的人口研究提供一個參照的範本，也可以為歷史人口學的研究積累經驗並提供方法。
一般說來，我們研究戰爭對於人口的影響，只要掌握戰前和戰後的人口數就可以了。儘管戰前人口的數據殘缺不全，但我們仍可以通過各種技術手段加以修復。而戰後人口數據的復原，則可以通過戰爭中人口損失比率和戰前人口數的分析來完成。在此基礎上，我們不僅能夠求得戰爭中的人口損失數，還可以展開對於江蘇各區域人口變動規律的討論，並將討論的時間延續到1953年。這樣，我們就可以從一個較長的時段中把握這場戰爭對於本區域人口及社會的影響。
一、太平天國戰爭前的蘇南人口
一般說來，《嘉慶重修一統志》中所載各地嘉慶年間的人口數是比較準確的，它不再是清代前期以"人丁"為統計單位，而是以"人口"作為統計對象，具有現代人口統計的意義。江蘇則不然，姜濤指出江蘇的統計數據問題最大，其人口總數低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的冊報人口，其原因是在江蘇的江蘇和江寧兩個布政使司中，存在不同的統計口徑。江蘇布政使司所屬四府一州（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鎮江府和太倉州）所報數字為人口數，而江寧布政使司所屬江寧等四府二州（江寧府、揚州府、淮安府、徐州府、海州、通州和海門廳）的數據不是人口，而是"人丁"，並且是嘉慶初年的"人丁"。按照何炳棣的解釋，"人丁"並非人口，是一種納稅單位，清代嘉慶年間，人口統計中已經普遍摒棄了"人丁"而採用"人口"（注：何炳棣：《1368—1953年中國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看來江寧布政使司是一個例外。姜濤在他的著作中並沒有批露證明過程，筆者認為有必要對這一假說進行檢驗。
先討論江蘇布政使司轄區中人口數字的內涵。
同治《蘇州府志》卷十三記載嘉慶十五年（1810年）、二十五年（1820年）和道光十年（1830年）的人丁數分別為319.8萬、338.8 萬和341.3 萬，同時又記嘉慶二十五年蘇州全府男丁女口總數為590.8萬。將《嘉慶一統志》中的蘇州府丁口"原額"43.9萬和"滋生"部分的 547.6萬相加，即為591.5萬，與府志記載的人口數基本相同。可見《嘉慶一統志》中蘇州府的人口數不是"丁"而是"口"。何以《嘉慶一統志》中蘇州原額"丁口"與滋生"丁口"相加竟然與地方誌中人口數相等，則不清楚。一般說來，"原額丁口"在人口統計中是不用考慮的。本文采用《嘉慶一統志》中的數據以供分析。
光緒《松江府續志》卷十四記載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男丁數為1307614，女口數為1056799，另有男幼童81288名，女幼童37273名，合計人口為248.3萬。從男丁與女口的比例來看，松江府成年男女的性別比為124，表明這一數據有相當的可靠性，而幼年男女之間性別比差距太大，是調查者對幼年女童的戶口登記根本不重視所致。《嘉慶一統志》中記載的松江府滋生"丁口"數264.6萬，與《松江府志》記載相近，這可能是《松江府志》對幼童登記出現差錯而引起的。地方誌與《嘉慶一統志》記載的近似，說明後者數據是人口而不是"人丁"。
光緒《嘉定縣誌》卷四雲："我朝康熙間，續生人丁著令永不加賦，馴至嘉慶，戶逾十萬。今且十減其五，無亦粵寇之餘，流徙渙散，二十年休養，未足復生聚之舊歟"。嘉定縣在嘉慶年間"戶逾十萬"其本身就說明"戶"是人口統計的單位。在《嘉慶一統志》中，嘉定縣所屬之太倉州丁口共177.9萬，州轄五縣：鎮洋（併入今太倉）、太倉、嘉定、崇明和寶山，本世紀30年代，此四縣人口總數為110萬，嘉定佔其22％（注：江蘇省政府調查，見《中國經濟週刊》24卷20期，轉引自胡煥庸《論中國人口之分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頁。民國年間的統計數據多不可信，此取相對值以供比較。下文引民國江蘇各地人口數均據此，不另說明。）。1953年四縣人口增至119萬人，嘉定縣佔24％，可見嘉定縣人口比例與其他縣相比變化不大。只是嘉定深受太平天國戰爭的影響，人口死亡較多，而崇明則不然。據此估計戰前嘉定人口在太倉直隸州中的比例一定要高於22％—24％的比例，可能達到30％左右。如此，太倉直隸州的總人口可能為35萬戶，170萬人，與《嘉慶一統志》的記載相吻合。由此可見，嘉慶年間太倉州的人口統計是人口而不是"人丁"。
據當時人的觀察，鎮江府屬溧陽縣"道鹹之間實在男丁四十餘萬，城陷後逃亡殺掠，至同治四年冊報實在男丁滿四萬雲"（注：周湘：《溧災紀略》，光緒《溧陽縣續志》卷一六。），表明統計單位是"男丁"而不是人口。道光十四年（1834年），該縣人丁346443，按照上引同治《蘇州府志》的記載，從嘉慶十五年（1810年）至道光十年（1830年）蘇州府"人丁"年平均增長率為3.4‰，20 年後的"道鹹之間"，該縣人丁約為37萬，根本不像周湘所稱已達"四十餘萬"。又知鎮江府屬丹徒縣（今鎮江市）咸豐九年人丁數為 33萬（注：光緒《重修丹徒縣誌》卷一二。），與溧陽人丁數相近。本世紀30年代鎮江縣人口達52萬，而溧陽僅32萬，鎮江人口已大大超過溧陽了，此時鎮江四縣人口總數為155萬。1953 年鎮江四縣一市人口為176萬，鎮江市、丹徒縣的人口合計為53.6萬，溧陽縣人口為40.3萬，兩地人口的比例大致是穩定的。近代以前鎮江城市尚未發展，丹徒縣人口略少於溧陽，近代以來，有周邊人口向鎮江集中的趨勢。扣除這一因素，可以認為戰前鎮江府各縣人口的數量是大體相當的。如此，道光末年鎮江府"人丁"數約為140萬。然而，在《嘉慶一統志》中，鎮江府丁口為223.5萬，道鹹之間，其丁口可能增長至 247.5萬，其中男丁140萬，女口約為108萬，性別比為130，處於蘇州府的性別比值134和松江府的性別比值124之間。顯然，《嘉慶一統志》中的鎮江府人口數也不是"人丁"而是人口。
常州府可以江陰縣為例。據光緒《重修江陰縣誌》卷四，道光十九年（1839年）該縣人口為97.8萬，其中男性56.5萬，女性41.4萬，是為人口而非"人丁"。
至此我們已經證明，《嘉慶一統志》中江蘇布政使司的各屬府、州的"人口"數就是人口，不是"人丁"。從蘇州的例子中，我們還證明，嘉慶、道光年間江蘇布政使司轄府、州中所謂的"人丁"也已不是清代前期的"納稅單位"，而是"男子"數。松江府的"男子"包括了大部分的男子，所謂的"男幼童"只佔全部男人數的5.9％，使人猜想可能指男性嬰兒。故其"男丁"不可理解為"成年男子"。所以，"人丁"的增減實際上就是"男子"數的增減，其增減的幅度可大致看做是人口變動的幅度。
再來看看江寧布政使司轄區"人口"數。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江寧府屬溧水縣"男丁"數為18.5萬（注：光緒《續修溧水縣誌》卷六。），同年高淳縣"男丁"數為18.9萬（注：光緒《高淳縣誌》卷七。）。以年平均增長率 3.4‰的速度回溯至嘉慶末年，二縣合計有"男丁"34萬左右。江寧府屬縣還有句容、上元、江寧、江浦和六合五縣，本世紀30年代，句容、溧水、高淳、江浦、六合、江寧和南京市共有人口238.2萬，溧水、高淳佔其14.3％；1953年這六縣一市有人口304.5萬，溧水、高淳二縣佔其16.4％。可以這樣說，溧水、高淳兩縣人口在江寧府總人口中的比例大約在15％左右。假定嘉慶末年溧水、高淳兩縣男丁佔江寧府男丁的16.4％，則當時江寧府的人丁數則約有207.3萬。與《嘉慶一統志》記載的江寧府丁口187.4萬相差不多，可見，《嘉慶一統志》中江寧府的"丁口"實為"男丁"而不是人口。
光緒《海門廳圖志》卷十一記載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該廳"丁口"為78.3萬人，同治八年（1869年）增加到84.7萬人，年平均增長率為3.4‰，以此速度回溯至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海門廳"丁口"應為72萬左右。《嘉慶一統志》中記載的海門廳"丁口"只有24萬，因此，可判定這24萬"丁口"實際上是"男丁"，即人口的一部分。又由於此"男丁"數與該縣實際人口之間的差距約為3倍，故此"男丁"很可能為"成年男子"數，不包括幼童。
道光三十年（1850年）通州如皋縣有113.7萬口，至同治四年（1865年）增至117.2萬口（注：同治《如皋縣續志》卷二。），年平均增長率只有1.9‰，可推測嘉慶末年的口數約為107萬。《嘉慶一統志》記載的通州"丁口"只有 98.3萬，通州轄如皋、泰興和通州（今南通市）三州縣，民國年間如皋人口數相當於三縣人口的39％，故嘉慶末年通州人口應為274.4萬。顯然，《嘉慶一統志》所載通州"丁口"的確是"丁"而不是"口"。另外，通州"人丁"與實際人口的差距也就在2.8倍，與海門接近。
同治《宿遷縣誌》卷九記載道光九年（1829年）全縣有51.4萬丁，咸豐十年（1860年）有76.1萬丁。徐州府轄有8縣，宿遷僅為八縣之一，徐州府的"丁"當有300萬至400萬。《嘉慶一統志》中所載徐州府人口數僅為184萬，顯然是指"男丁"。相反，宿遷縣之"丁"則是人口。從道光九年至咸豐十年，宿遷縣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為12.7‰，不合情理。另外，1953年宿遷縣人口僅有58.6萬，道鹹之間似乎不可能達到50萬至70萬之眾。正因為同治《宿遷縣誌》的記載存在問題，所以我們不能據此準確推測徐州府的人口數。
這樣，循著姜濤提出的思路，我們證明了嘉慶年間江蘇省兩個布政使司確實存在兩個不同的人口申報系統，也存在兩個不同的申報單位。江寧布政使司所報的"丁口"單位看起來仍是乾隆以前常用的"人丁"，但已經不是"納稅單位"，而是"成年男子"了。它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額，而是隨總人口增減而變化的。江蘇布政使司存在兩種人口統計單位，即人口和"人丁"，人口指全體人口，人丁指"男子"，但不專指"成年男子"。明確這一點，對於我們準確使用清代中後期江蘇省的人口數據，是非常重要的。
剩下的問題是，何以江寧布政使司會採用"男子"作為統計的單位？要知道，從乾隆後期開始，人口調查就已經從"丁"轉為"口"了。將《嘉慶一統志》與《嘉慶會典》及戶部清冊所載數據進行比較分析，我們發現，江寧布政使司事實上也存在另外一個統計口徑——"人口"。在《嘉慶一統志》中，江蘇和江寧兩個布政使司轄區分府州"人口"合計為2645.8萬，其中江蘇布政使司轄區合計為1603.0萬，江寧布政使司轄區合計為1042.8萬。《嘉慶會典》中的嘉慶十七年（1812年）江蘇人口數為3784.4萬，扣除《嘉慶一統志》中記載的江蘇布政使司轄區人口，餘2181.4萬為江寧布政使司轄區人口，是《嘉慶一統志》中江寧轄區"男丁"數的2.09倍。同樣在戶部清冊中，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的江蘇人口為3951萬，扣除上述江蘇布政使司轄區人口，餘2348萬為江寧轄區人口。這證明嘉慶年間江寧布政使司的人口調查與全國其他地區是同一口徑的，只是結果不見於《嘉慶一統志》罷了。
根據海門和如皋的經驗，將各府"丁數"乘上2.8倍至3.0倍，則為當地人口數。由於海門和通州地處蘇北東南一隅，這一比例能否代表整個江寧布政使司轄區，很難肯定。以上揭蘇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3.4‰的速度計算，咸豐元年（1851年）蘇州布政使司轄區人口數約為1822.9萬，是年戶部清冊中江蘇的人口數為4430.3萬，扣除江蘇布政使司轄區的人口數，所餘2607.4萬為江寧布政使司轄區人口。據此可知，江寧布政使司轄區人口從嘉慶二十五年的2304.7 萬增至咸豐元年的2607.4萬，年平均增長率為4.1‰。這一時期江蘇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為 3.8‰，江寧布政使司轄區高於江蘇布政使司轄區。
在計算江寧布政使司轄區人口時，我們還應將通州與海門廳排除在外。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江寧四府一州的人丁數為920.5萬，人口數為1958.3萬，至咸豐元年（1851年），此四府一州的人口數為2224.5萬，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為4.25‰。
以年平均增長率為4.25‰計，咸豐元年江寧布政使司轄區通州、海門以外的男丁數約為1045.4萬，同期人口數為2224.5萬，人口數為"男丁"數的2.13倍。即1個男丁，相當於有2.13人。這一比例與根據《嘉慶一統志》和《嘉慶會典》所作分析相當接近，也可見海門和如皋的這一比例偏高。
二、戰爭中的人口死亡率和戰後各府人口
太平天國戰爭後，江蘇的人口數存在很大的問題。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戶部清冊中，江蘇省人口僅有1982.3萬。姜濤經過對戶部《清冊》的仔細研究，發現同治末年恢復造報的，僅有江寧布政使所轄的府州，而江蘇布政使所轄的地區則不在其內（注：姜濤：《近代中國人口史》，第71—72頁。）。在以前的研究中，我們以為戰後的統計數是地方政府為朝廷對戰亂區進行賑濟或豁免賦稅而上報的，一般說來不會隱瞞，卻不曾料及這一數據是不完全的。看來，輕信官修史書的記載的確是很危險的。
依據地方誌進行戰後人口數量的分析，也存在記載單位不一致的問題。但是，在經過本文上述各府人口數字的分析以後，我們有可能洞悉這些數據的內涵了。在江蘇布政使司所轄沒有戰前戰後"人口"數據的地區，我們採用"人丁"的增減來進行推測，這是因為清代後期江蘇布政使司所轄地區人口統計中的"丁"或"男丁"已經部分具備了人口統計的意義。計算的方法之一：在"丁"數之外加上女口，就可以得出全體人口數。男丁與女口之比，依上文中例子，可以定為130，即每100個女人就有130個男子；方法之二：僅考慮"丁"的增減，並假定"丁"的增減幅度大體反映了人口的增減幅度，從而求出戰後的人口數。由於各地男女性比例可能存在很大差異，所以筆者更趨向於第二種方法的計算。依上述實例推測，每"男丁"約等於2.13人。
另外，戰後的人口統計還存在一個時點不一致的問題。姜濤認為"戰後的有關統計，不僅單位（人口、人丁）不統一，時點也很不一致，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他似乎誇大了這種誤差。因為，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裡，並不很高的人口年平均增長率，不可能導致大的人口差異。儘管如此，按照人口學的要求，我們設定一個統一的時點，以供討論和比較。蘇南各地方誌有關戰後人口的記載，多在同治四年（1865年），在此以後的記載，依人口自然增長率回溯，就可將戰後的人口統計時間大致統一起來。
茲將戰後各府人口敘述如下：
蘇州府。同治《蘇州府志》卷十三記載，同治四年（1865年）全府人丁數為128.8萬，較咸豐元年（1851年）的365萬減少了65％，咸豐元年的人丁數根據嘉慶年間的人丁數依年均增長3.4‰的速度推得。據表1，咸豐元年蘇州府人口數為654萬，戰爭中損失65％，同治四年僅餘人口229萬，人口損失425萬。
松江府。據表1，咸豐元年（1851年）松江府人口約為316萬，據光緒《松江府續志》卷四，同治三年（1864年）松江府男婦為263萬，人口減少10.2％，達30.0萬。
太倉直隸州。太倉直隸州所轄五縣所受兵燹程度不一。由於長江阻隔，崇明縣與兵火無緣，人口無損。嘉定縣人口損失如上引資料所述，約在半數。太倉州鎮洋縣嘉慶二年（1797年）有人口20萬，咸豐元年（1851年）可能達到24萬，同治八年（1869年）僅存13.2萬，推測同治四年（1865年）的人口數約為13萬（注：宣統《太倉州鎮洋縣誌》卷七《賦役》。）。人口損失率為46％。《嘉慶一統志》中太倉直隸州人口總數為178萬，至咸豐元年應為197萬，崇明以外各縣人口總數可能有131萬，戰爭中的人口死亡率為40％，死亡人口約為52萬。
鎮江府。鎮江府各縣在戰爭中都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已知丹徒縣咸豐九年（1859年）丁數為33.2萬，回溯至咸豐元年（1851年），約為32.5萬，同治六年（1867年）僅存10.8萬，人口損失67％。溧陽縣於咸豐元年丁數約36.6萬，同治四年僅存4萬，人丁損失89％。合計兩縣人丁損失率為78.6％。咸豐元年鎮江府人口約為247.4萬，若人口損失 79％，則達195.5萬。
常州府。根據光緒《無錫金匱縣誌》卷八的記載，道光十年（1830年）兩縣合計有人丁59.8萬，至咸豐元年（1851年），應有人丁64萬，同治四年（1865年）兩縣僅餘人丁21萬，人丁損失率為67％。又據光緒《重修江陰縣誌》卷四，道光十九年（1839年）該縣人口為97.8萬，至咸豐元年，約有人口101.5萬，同治三年降為10.2萬，光緒二年（ 1876年）覆上升為30.9萬，其中男性為17.7萬，女性為13.3萬，可見光緒二年的人口數較為可信，而同治三年的數據則不可信。據此數上溯，同治四年人口約為29.9萬，戰爭中的人口損失率達到70.5％。然而，在當時長江北岸的靖江縣，由於未受戰爭影響，人口卻在增長（注：同治《靖江縣誌》卷四。）。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常州府人口數約為389.6萬，至咸豐元年可達431.4萬，設其靖江人口占全府8縣人口的八分之一，餘七縣則有人口約377.5萬，人口損失約為69％，則達260.5萬人。
江寧府。已知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江寧府丁數為 187.4萬，若以人口為"丁"的2.13倍的比例折算人口，為 399.2萬人。至咸豐元年，就有人口 452.9萬。依溧水和高淳之例，可推測江寧府之人口損失比例：已知道光二十七年（ 1847年）兩縣"男丁"數為 37.4萬。咸豐元年可達37.8萬，同治十三年（1874年）兩縣僅存"男丁" 9.2萬，估計同治四年（1865年）僅有9萬，人口損失率為 76％。由於江寧府為太平天國戰爭的中心，各縣受損程度可能不會有太大的差異，即使江北兩縣也不例外。因此，可以推測該府戰爭中損失人口達到了344.2萬。
地處長江北岸的揚州府在太平天國戰爭中蒙受了重大的損失。然就其範圍來說，僅涉及該府西南部的儀徵、甘泉、江都三縣。以甘泉縣為例，該縣嘉慶十四年（1809年）的"丁口"數為66.6萬，光緒七年（1881年）減少為 24.0萬（注：光緒《甘泉縣誌》卷四。）。將時間定於咸豐元年（1851年）和同治四年（1865年），甘泉縣的人口損失率高達72.5％，與江寧府的人口損失率相當。設此三縣佔揚州府八縣總人口的八分之三，則揚州府戰爭中人口損失率達 27％。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揚州府的丁數共計326.8萬，折算成人口約為696.1萬，至咸豐元年應有人口約為789.8萬，死亡人口占27％，則達到173.8萬。
需要說明的是，由於至今為止還沒有從地方誌或其他文獻中找到江寧、揚州等地每戶男丁與人口比值為1：2.13的證明，所以上述有關計算實際上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的基礎之上的，即咸豐元年江蘇各地的人口總和與戶部清冊中江蘇人口總數4430.3萬應當吻合。從人口學的角度看，這一比例意味著每1個男丁對應0.8個婦女和0.33個幼童。假設一個家庭有二個成年男子，則意味著這個家庭有1.6個婦女和0.66 個兒童，共4.26個人口。婦女和兒童的人口可能被低估，實際的家庭人口接近5人，這也符合我們關於中國家庭規模的基本知識。
三、人口變動的區域特徵
在討論問題之前，必須首先澄清人口變動的幾個基本概念。我們注意到，在戰爭波及地區的人口減少的同時，戰爭未波及地區的人口仍呈增長的趨勢。清軍將戰爭有效地遏止在揚州以南的地區，蘇北地區之大部得以保全，非戰區的人口仍保持持續的增長。茲將各府人口的變動列於表1。
表1. 太平天國戰爭前後江蘇省人口的變動 單位：萬人
府州廳 1851年 1865年 人口變幅 人口增減 1953年
人口 人口 (%) 數量 人口
蘇州府 654.1 228.9 -65.0 -425.1 313.2
松江府 293.0 263.0 -10.2 -30.0 198.6
太倉州 196.9 145.0 -26.4 -52.0 119.4
鎮江府 247.5 51.9 -79.0 -195.5 187.9 *
常州府 431.4 167.2 -61.2 -260.4 442.3
江寧府 452.9 108.7 -76.0 -344.2 304.5
揚州府 789.8 616.0 -27.0 -173.8 652.8
小 計 3065.6 1580.7 -50.9 -1481.0 2216.7
海門廳 79.1 83.8 +5.9 +4.7 136.7
通 州 303.8 311.4 +2.5 +7.6 415.4
淮安府 395.8 418.2 +5.7 +22.4 598.2
徐州府 444.7 469.9 +5.7 +25.2 544.1* *
海 州 141.3 149.3 +5.7 +8.0 212.2
小 計 1364.7 1432.6 +5.0 +67.9 1906.6
合 計 4430.3 3013.3 -32.0 -1413.1 4125.3
府州廳 1865—1953年
平均增長‰
蘇州府 3.6
松江府 -2.0
太倉州 -0.5
鎮江府 10.7
常州府 11.2
江寧府 11.9
揚州府 0.7
小 計 3.9
海門廳 5.7
通 州 3.3
淮安府 4.1
徐州府 1.7
海 州 4.0
小 計 3.3
合 計 3.6
資料來源：1851年和1865年人口數見上文分析；1953年人口數見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彙編1949—1985》，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
說明：* 揚中縣由原鎮江府丹徒、丹陽二縣和原通州泰興縣劃設，為保持1851年、1865年和1953年三個年份政區轄境的一致，以利比較和計算，在此將1953年揚中縣人口數的1／3劃歸通州。
* * 新沂縣由原徐州府和海州的屬縣劃出部分地區設立，所以將此人口數的各50％分屬徐州府和海州，以利比較和計算。
合而計之，江寧、揚州、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六府和太倉直隸州在太平天國戰爭中共減少人口1481萬。同一時期，蘇北地區人口淨增加了67.9萬，這是按照戰前蘇北人口的自然增長率所作出的估計。減少人口與增加人口相互抵消，人口仍減少了1413萬，戰後人口約為戰前人口的68％。兩種估計方法差別不大，就在於我們將戰後人口計算的標準時點定於戰爭剛剛結束的1865年。假如設定的標準時點距戰爭結束期太遠，戰後人口的自然增殖將影響我們的估計值。這兩種估計方法中，我們選擇減少人口作為最後的估計值。
從表1中還可以看出，太平天國戰前蘇北人口已經達到了2154.5萬，佔全省人口的48.6％。這一比例是否存在高估的可能？我們不妨對《嘉慶一統志》中蘇北地區揚州、淮安、徐州和海州四地的"丁口"數作一檢測，並與民國及1953年各地人口數進行檢驗，以確定資料可信程度。
表2. 嘉慶年間至1953年揚州等四地男丁及人口分佈 單位：萬人
地區 嘉慶年間 比例 民國時期 比例 1953年 (比例)
男丁 (%) 人口 (%) 人口
揚州 326.8 44.6 538.7 34.1 562.8 29.4
淮安 163.8 22.3 426.9 27.0 598.2 31.2
徐州 184.0 25.1 424.3 26.8 544.1 28.4
海州 58.5 8.0 190.5 12.1 212.2 11.0
合計 733.1 100 1580.4 100 1917.3 100
資料來源：《嘉慶一統志》；胡煥庸《中國人口之分佈》附表《全國人口統計表》：1953年中國分縣人口統計。
就表2中三個時期的四地人丁及人口的比例關係進行分析，可以看出徐州府三個時期的人丁、人口比例最穩定，僅略有增加；淮安則呈增加的趨勢，這可能與濱海地區的開發有關；嘉慶年間揚州府男丁的比例最為可疑，所佔份額大大高於民國和1953年。然而，如上文所述，由於揚州地區西南部的儀徵、甘泉、江都三縣在太平天國戰爭中飽受摧殘，人口減少比例佔總人口的27％，若從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揚州男丁中減去27％，則其男丁比例佔四地男丁的37％，與以後兩期的比例數接近。戰後揚州人口大量遷往蘇南墾荒，民國年間又大量遷往上海，因此，表2中揚州人口比例的下降可能與此有關。據此可知，表1對於戰前蘇北人口的估測大體是正確的。
在概念得到明確界定、資料的可靠性得到證實的前提下，就可以討論戰後一個較長時期的人口變動特徵了。
從表1中可以看出，在江蘇各府中，松江府和太倉州的人口增長有些異常。松江府的人口呈負增長，可能與人口流入上海有關。太倉州轄之寶山縣之若干鄉鎮劃歸上海，也是導致太倉州人口統計較少的原因。將松江和太倉排除不計，以蘇州府為例，戰後的人口年均增長率為3. 6‰，僅比戰前的水平略高一些，這可能與蘇南東部地區戰後無移民遷入有關。鎮江、常州和江寧三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長速度高達10‰—12‰，是由移民所引起（注：關於太平天國戰後的移民，參見葛劍雄等著《簡明中國移民史》第8章中的有關論述。）。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對於戰後蘇南地區的人口數字，有相當的信心。
在移民集中的區域，土著與移民之間往往展開生存競爭，兩類人口的自然增長率有趨同的現象（注：對於這一理論，可參見曹樹基《明清時期移民氏族人口的增長——長江中下游地區族譜資料分析之一》，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4期。）。假定江寧府的108.7 萬土著人口從1865年開始以7‰的速度增長（注：至於兩類人口的年平均自然增長率究竟為多少，這裡只是一個估計值：高於無移民地區的人口增長水平，卻低於移民地區的總人口增長水平。），1953年土著後裔約200萬，是年江寧地區實際人口為304.5萬，其中約104.5萬為移民後裔。扣除南京建都以後遷入的移民及後裔40萬，太平天國戰後遷入的移民為64萬，以同樣的增長率回溯到光緒十五年（1889年）（我們以此點作為移民人口計算的標準時點），有移民人口約41萬左右。鎮江、常州兩府戰後合計土著人口約219.1萬，以7‰的速度發展人口，至1953年可達400萬，1953年兩府實際人口為630.2萬，則移民後裔達230萬。民國時期常州地區無錫、常州等城市崛起，1953年人口合計為87.8萬，設其中半數為來自外地的移民，太平天國戰後移民後裔約為 190萬。再以同樣的增長率回溯，至1889年，移民人口約有122萬。
1865 年三府土著人口約為327.8萬，以上述增長率，1889年增加至385 萬。同年三府移民人口及後裔約有163萬，總人口為573萬，移民佔三府總人口的 28.4％。假若將土著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定為5‰，則1889年的移民人口及後裔可達到260萬左右，佔總人口的45％。由於沒有這一區域人口原籍的調查，這一估計還是相當粗略的。按照現有數據所作統計表明，戰後的1889年，蘇南地區接納了大約160萬—260萬移民人口，佔當地人口的28％—45％。移民主要來自安徽、湖北和蘇北，設外省移民佔移民總數的一半，蘇南戰後接納的外省移民大約為80萬— 130萬。據表1，蘇北人口從戰後至1953年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7‰，是因大批人口外遷之故，其中包括遷入蘇南者。尤其是揚州府人口的增長率僅為0.7‰，幾為停滯，假設戰後揚州府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4‰，1953年應有人口872萬，實際人口僅有653萬，有 220左右的人口（含後裔）外遷了。除部分遷入上海外，還有部分遷入了蘇南，只是目前我們還無法求出他們遷往各地的人口數量。
這樣一個繁雜的推論，儘管還缺少確切的根據，但由於我們都只假定了上限或下限，所以我們認為蘇南在太平天國戰爭之後接受的外省移民僅為百萬左右，與戰爭中損失的1480萬人口相比，移民補充人口僅佔減少人口的7％。蘇北人口向蘇南的移動，是人口從密集區向稀疏區的移動，這就是從全省範圍觀察，戰後人口增長與戰前大體相同的緣由。當然，就寧、鎮、常三地而言，1889年這三地移民約佔當地人口總數的比例甚大，他們的遷入對於這一區域的經濟恢復和發展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再就江蘇全省的人口數論之，據表1，戰後同治四年（1865 年）的江蘇人口為3013.3萬，又知1933年江蘇省人口（包括南京市，但不包括上海市）為3294.7萬，1953年為4125.2萬，兩個時期的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 1.3‰和11.9‰，顯然，1933年的江蘇省人口數被嚴重低估。這也就是本文僅採用民國數據作為相對比例關係分析的理由。從1865年至1953年，江蘇省的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3.6‰。若加上上海人口中原有江蘇人口的數量，戰後至1953年的江蘇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可能達到戰前3.8‰的水平。在淨減少人口達到總人口三分之一的情況下，江蘇人口竟然保持與戰前一致的增長速度，這至少說明就全省而言，戰後並無補充人口的需要，這也意味著太平天國戰爭確實是對江蘇過密人口的一種抑制。中國近代的工業化在這一區域的率先發展，與太平天國戰爭對其人口的抑制當然有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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