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自韓愈以來，文人眼中的李白與杜甫，已然成為大唐王朝詩壇上的絕代雙嬌。
詩壇上並駕齊驅的兩位大詩人，人生當中有過一次短暫的邂逅。那一年是唐玄宗天寶三年，公元744年。時年李白43歲，杜甫32歲。
相距雖短暫，友情卻長存。從此，抑鬱不得志的人生路上，各自多了一份牽掛，一份寄託！
在坎坷多磨的人生路上，李白把酒臨風，笑傲江湖，快意人生。他把自己活成了詩仙。
同為天涯淪落人，杜甫卻拖家帶口，一路苦吟，困頓一生。他把自己活成了後人心中的詩聖。
誠然，詩聖是個偉大的稱號。畢竟，是他用自己飽蘸血淚的筆，用沉鬱頓挫的語言，書寫了一個王朝一段悽風冷雨的哀歌，表達了憂國憂民的情懷。
然而，拋開在中國文學史上無人可替的地位，就杜甫的個人際遇來看，他的一生，實在是太悲催了，與他長久以來唸念不忘的李白相比，人生實在是迥然不同。
本文將透過筆者的粗淺認識，對造成杜甫與李白不同人生際遇的原因略作分析。
一、環境創造人，不同的家庭出身及環境塑造了李白與杜甫的不同性格，奠定了兩人不同的人生際遇。
世人都知道，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然而，人生的高度，卻又未嘗不受到無法改變的人生起點的影響。正是童年時期不同的家庭環境，塑造了李白與杜甫兩種不同的性格，這是造成兩人不同人生際遇的第一個因素。
1. 李白是個標準的富二代，其自信樂觀、豪邁奔放的外向型性格與商人家庭出身的背景息息相關。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長期以來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社會成員被人為地分為“士、農、工、商”四個階層。然而，做為最低等級的商人階層，並非人們所想像的尷尬和窩囊。相反，他們佔有極為充足的物質財富，生活比較富足。在生活常常無法獲得有效保障的農耕社會，即使政治地位低下，商人們的活動往往引得很多人的羨慕與追隨。
正如唐朝詩人張籍在他的《賈客樂》一詩中所描述的那樣：
金陵向西賈客多，船中發展樂風浪。
欲發移船近江口， 船頭祭神各澆酒。
…… ……
年年逐利西復東，姓名不在縣籍中。
農民稅多長辛勞， 棄業長為販寶翁。
父親李客，不但是個商人，而且是個有著西域生活經歷的商人。漫漫絲綢之路上鏗鏘的駝鈴聲，不僅帶給李客源源不盡的物質財富，更使他身上洋溢著古道上特有的開放包容的心態和自信樂觀的精神。
生活在這樣一個開放包容、自信樂觀家庭中的李白，其性格深受父親和家庭的薰陶，既有傳統文人墨客建功立業、光宗耀祖的理想，又有著豁達開朗的獨特性格。
因而，李白的一生，即使在仕途上充滿了坎坷，也能以“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的心態，寄情山水，安頓好自己的身心。
2 . 杜甫則出身於沒落的傳統士大夫家庭，復興家族昔日榮耀的使命感，塑造了他謙虛謹慎、憂國憂民的內向型性格。
杜甫的遠祖杜預，是一個全能型的傳統士大夫。他文武雙全，才華過人，並在西晉統一全國的過程中立下過汗馬功勞。在童年杜甫的心中，祖先杜預“達則兼濟天下”的為人處事風格，早已成為其理想中的人生楷模。
祖父杜審言能文能詩。他所寫的駢儷文，與李嶠、崔融、蘇味道合稱為“文章四友”；而其詩歌創作上對律詩表達方式的推進與創作成就，又使得他與沈佺期、宋之問等人，在唐朝詩歌發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及至父親杜閒時，家道大不如以前。杜甫的父親先後擔任過朝議大夫、兗州司馬，奉天縣令等低等級的官職。
生活在這樣一個傳統士大夫家庭中的杜甫，又是家中的長子，從小耳濡目染，內心當中不時湧現出光耀門楣的使命感。
杜甫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詩是吾家事，吾祖詩冠古。”
正是對家族傳統榮耀復興的使命感，從而塑造了後來人們所熟知的，那個憂國憂民、謙虛謹慎的杜甫。
然而，時刻想著“兼濟天下”的杜甫，卻在這樣的性格推動下，一生顛沛流離，甚至於無法獨善其身。
二、流淌在骨子裡的不同思想，放大了李白與杜甫人生際遇的不同。
大唐王朝是一個思想文化兼容幷包的時代。自魏晉以來，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日益受到佛教與道教的衝擊。這種三教並棲的思想格局，到了唐朝這個開放的時代，顯得更加明顯，更加突出。
1. 流淌在骨子裡的道家思想，引導著李白終其一生都在實現與自然的融合，與自我的和解。
作為世人眼中詩仙的李白，其骨子裡流淌的思想，更多地以道家為主。
少年時期的李白，便已深受道家思想的薰陶。與別的苦讀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的孩子不同，少年時的李白，便在家鄉附近青城山的影響下，對道家及道教思想情有獨鍾。在無數個挑燈夜讀的日子裡，莊子和屈原的作品，曾如細雨般無聲地滋潤著這個年少不羈的靈魂。
於是，李白之為人與作詩，都帶上了鮮明的道家色彩。
他的一生，就是一場夢想與現實碰撞、與自然融合的歷程，是尋求與自己和解的歷程。當不甘蹉跎歲月的李白仗劍離鄉的時候，當建功立業的夢想破滅的時候，道家追求自由、主張順應自然的精神內涵，引領著他在人生的泥濘中坦然前行。
李白的詩中，便也蘊含著濃濃的道教色彩。
比如他出川前所寫的《訪戴天山道士不遇》：
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鍾。野竹分青靄，飛泉掛碧峰。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這首詩描寫了李白年輕時在故鄉江油縣戴天山尋訪一位道友的情景。詩歌雖然短小，卻以質樸清新的語言，於簡潔明瞭的構思中，將自己尋訪道士無果時的美景和胸中的淡淡憂愁躍然紙上。
綜觀李白的詩，有許多關於道家或道教主題的作品。坎坷中的李白，正是以道家或道教思想為武器，寄情於詩歌，笑看人生的風起雲湧。
2. 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的杜甫，終其一生尋找拯救黎民的道路，卻未嘗不是對自己的折磨。
與李白骨子裡流淌的道家思想不同，杜甫悽苦的人生際遇，則與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息息相關。
幼年的杜甫，母親早逝，父親則在官場的基層，輾轉於各地。是良好的家風以及祖輩們奉若神明的儒家思想，給孤單寂寞中的少年杜甫以心靈的支撐。
杜甫以虔誠的心，在《詩經》、《春秋》等儒家典籍的海洋中翱遊。他如飢似渴地充實著自己，完善著自己，而這種對自我的完善，未嘗不是他繼承家族傳統，藉以實現“兼濟天下”夢想的手段。
成年後的杜甫，無論是並不順利的科考之路，還是安史亂中迫不得已的流離失所，亦或是漫漫人生歷程中泣血而成的關心民生疾苦的動人詩篇，都是儒家思想推動下步履蹣跚的拯救民生疾苦的艱難探索。
於是，便有了安史之亂中振聾發聵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吶喊，有了觸目驚心、感人肺腑的“三吏”、“三別”；有了客居成都時“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 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偉大情懷。
只是，這條拯救民生的路，在時代的狂風暴雨下，充滿了荊棘，溢滿了淚水。憂國憂民的杜甫，走的並非傳統士大夫的明哲保身之路。與李白一生都在與自我和解的路不同，杜甫走的則是一條自我折磨、自我救贖的坎坷路。
三、從人性的角度而言，李白樂觀、奔放的詩，拓寬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杜甫逢人便“訴苦”的詩，則制約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世人都想活成一個別人羨慕的人，沒有一個人願意無休止地去傾聽別人的苦與痛。
更何況大唐王朝！
在這個豪邁奔放的時代，即使遭遇了安史之亂這樣的動盪與低迷，人們寧願有選擇性地將負能量隔離，在痛並快樂的內心酸楚中，努力向他人展現出最契合時代背景的、那怕是蒼白無力的自信與樂觀。
1. 李白及其詩歌受到當時人們的歡迎，與其說是因為他引起了人們的共鳴，倒不如說是他的詩，滿足了文人心中那份虛榮和優越。
李白，其人自信樂觀，其詩灑脫奔放。開元年間的盛世，在一定程度上又為這樣的氣質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從出川前的“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到第一次長安失意後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再到二入長安前的“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甚至於到得罪惡權貴被唐玄宗“賜金放還後”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李白在順境和逆境中都能給人一種心靈上的舒適感。
因而，李白的一生，雖然仕途並不順利，卻總能在雲起雲落的生命歷程中秉承一顆閒適而愉悅的心。
如果說安史之亂前的李白，其高昂進取的精神彰顯了時代的特色，那麼安史之亂後的李白，其豪邁奔放的精神特質，則迎合了許多文人維護身上殘存的最後那點自尊的需要。
“……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見此彌將鐘鼎疏。”
在這首《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的詩中，李白以大量的典故，鋪陳排比，在氣貫長虹的精神風貌中，懷古諷今，表達了對世道艱難的批判和對豪邁理想的嚮往。
因而，李白詩中自信樂觀精神的釋放，以及其濃郁的浪漫主義氣息，使其深得時人的喜愛。在眾星捧月般的待遇下，李白的朋友越來越多，路也變得越來越寬。
2. 從人性角度而言，處處“訴苦”的杜甫，放大了人生的苦難，一定程度上縮小了自己的發展空間。
杜甫的一生，是巔沛流離的一生，是苦難與困頓並行的一生。經歷過坎坷的童年，也遭遇過不平的仕途，有過物質匱乏的尷尬，也忍受過精神倍受折磨的囧境。
因而，杜甫的詩，如同杜甫本人一樣，苦難從來都離不棄。
面對李林甫把持下的朝政，科考失利後的杜甫曾經寫過一首這樣的詩：
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
微生沾忌刻，萬事益酸辛。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寫下這首詩時，杜甫已經36歲。兩次科考失利的打擊，給杜甫造成了深刻的打擊。他已不再是那個激情燃燒的青蔥歲月的少年。湧上心頭的，只有萬般的淒涼與落魄。
隨著安史之亂的發生，處於巔沛流離中的杜甫，內心的淒涼感與日俱增。從攜家逃亡到官場失利，從被貶華州到棄官赴秦，從成都草堂到孤城夔州，從老病時的孤舟到生命隕落時的沅湘，杜甫邊走邊寫，邊寫邊悲。
縱觀杜甫的一千多首詩，苦難是其永恆的主題與情感。雖然這樣的苦是整個時代的苦，是數千萬普通民眾的苦，但這樣的苦，卻是以杜甫的個人際遇為出口而爆發出來的。
杜甫的絕大多數詩，要麼是苦難中的喃喃自語，要麼是對朋友的“嘮嘮叨叨”。而杜甫一生的不得志，往往是通過這樣的喃喃自語和嘮嘮叨叨為渲洩口。然而杜甫心中無休止的苦難，其產生又莫不與這樣的喃喃自語和“嘮嘮叨叨”息息相關。
結語：
綜上所述，作為大唐王朝詩壇上曾經並駕齊驅的李白與杜甫，他們的人生際遇卻是有著明顯的不同。
造成他們人生際遇不同的因素，既有童年時光塑造的性格的影響，也與骨子和血液裡流淌著的不同思想有關，更與詩歌中蘊含的苦與樂的特點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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