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溫州花季少女滴滴順風車遇害案」折射出的深層社會問題

筆者按:短短3月,繼“5·6”鄭州空姐遇害之後,滴滴順風車再出安全事故,“浙江溫州樂清20歲花季少女滴滴順風車遇害案”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在全國炒的沸沸揚揚。有人詬病滴滴公司管理不善,有人指責樂清警方處置不當,還有人認為是網絡共享經濟發展過快所埋下的禍根......花季少女殞命誰之過?是網絡技術不完善?是滴滴公司人員管理不到位?是網絡共享經濟發展過快所導致的偶然個案現象?還是其他更深層次的因素導致的呢?

案情簡介

2018年8月24日,浙江溫州一名20歲女孩趙某上了一輛滴滴順風車後失聯。25日,遺體被尋獲,被抓獲的犯罪嫌疑人鍾某,交代了對趙某實施強姦,並將其殺害的犯罪事實。據媒體報道,犯罪嫌疑人鍾某小時候,其父母在廣州打工,是爺爺將其帶大。鍾某是家裡的獨子,所以家裡人對其格外寵愛,平時老實,不怎麼說話,穿著樸素,比較節省。早年在老家開過奶茶店,後來奶茶店經營不下去,虧了十幾萬。鍾某幾乎花光了家裡的積蓄,共有40餘萬元,而開滴滴也是其至今為止幹過最長的工作。截止案發,鍾某的小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怎麼都想不到平日老實的鐘某會釀下如此滔天大禍。

淺析“溫州花季少女滴滴順風車遇害案”折射出的深層社會問題

出現“花季少女殞命滴滴順風車”等性質惡劣的犯罪事件,筆者認為,網絡技術不完善、滴滴公司管理不到位等因素只是釀成此次悲劇的淺層次因素,究其深層次原因,城市高速擴張、進城務工農民生存空間被擠壓、農村留守兒童教育狀況堪憂等社會因素或是釀成此次悲劇的根本原因。

一、中國城市化發展迅速,大量農民湧入城市務工,其生存空間令人堪憂。

截至2017年末,全國農民工總量28652萬人,比2016年增長1.7%。其中,外出農民工17185萬人,增長1.5%;本地農民工11467萬人,增長2.0%。伴隨著中國城市化進一步推進,越來越多的農民放棄了在家務農的機會,進入城市工作,其大部分農民工主要分佈於建築業、採礦業、第三產業和其他產業鏈低端或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工作辛苦,自己卻無奈的繼續在貧困線上苦苦的煎熬,過著“蟻居”、“鼠居”般的艱難日子,不能公平的分享醫療、就業、教育、娛樂等社會保障性的“改革紅利”,雖然政府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保障農民工的收入、社會福利以及子女教育,但一方面由於其自身文化素質的侷限,與城市文化格格不入,找不到心靈歸屬感,另一方面,城裡人因文化差異、生活習慣而時常歧視這一群“新興城市人口”,其生活質量普遍不高、居住環境質量差、子女受教育難、就業服務和職業技能培訓不到位、從事的職業技術含量低且工資水平低,其生存空間令人堪憂,實屬當今中國的弱勢群體。

淺析“溫州花季少女滴滴順風車遇害案”折射出的深層社會問題

二、大量農民進城務工,兒童留守鄉村,缺失親情關懷,更缺乏教育保障。

正如前文所言,中國城市化發展迅速,為了生計,大部分農民遠走他鄉離開年幼的孩子,外出打工,用勤勞獲取家庭收入,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作出了貢獻,可他們的孩子卻留在了農村家裡,與父母相伴的時間微乎其微,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由於父母監護教育角色的缺失,親情教育的缺失,導致其心理健康方面存在陰影。孔子曾說:“性相近,習相遠”,每個孩子在生命的最初都是一張白紙,但為什麼我們時常在網絡上看見調侃農村青年的視頻、段子?“殺馬特文化”、“葬愛家族”等帶有歧視性的文字與語言正成為我們飯後茶餘的搞笑談資,這實則反映了廣大農村青年內心文化缺失,鄉風文明的不斷流失及荒漠化。很大一部分農村留守兒童表現出內心封閉、情感冷漠、自卑懦弱、行為孤僻、性格內向,缺乏愛心和交流的主動性,還有的脾氣暴躁、衝動易怒,常常將無端小事升級為打架鬥毆,而這與本案中鍾某的性格是不謀而合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講,父母親情的缺失、爺爺過度的寵愛是造成鍾某性格扭曲的直接原因,而留守兒童的教育、關愛得不到保障是造成鍾某性格扭曲根本原因,也是釀成此次悲劇的根本原因。

淺析“溫州花季少女滴滴順風車遇害案”折射出的深層社會問題

三、留守兒童成長為“新生代農民工”,極少一部分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

“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指80後、90後,這批人在農民工外出打工的1.5億人裡面佔到60%,大約1個億。他們出生以後就上學,上完學以後就進城打工,相對來講,對農業、農村、土地、農民等不是那麼熟悉。另一方面,他們渴望進入、融入城市社會,而城市在很多方面還沒有完全做好接納他們的準備。新生代農民工年齡18歲到25歲,以“三高一低”為特徵:受教育程度較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這正如本案犯罪嫌疑人鍾某,從小缺失親情教育,由其爺爺帶大,性格內向,曾頻繁借貸,截至目前為止,身上揹負56筆現金貸;這反映出其對物質和精神要求較高;另外鍾某也曾在老家開過奶茶店,後來開始跑滴滴順風車,而非像父輩那樣,長期進入工廠或去建築工地打工,這也從側面反映出鍾某對其職業期望值較高。較強的虛榮心、工作耐受度低以及從小內心缺乏親情教育,致使其逐漸走上犯罪道路。筆者認為,鍾某會做出如此喪心病狂之舉,這其中不乏個人因素,但也存在特定的社會因素。據筆者瞭解,在重慶某少年犯管教所裡,絕大部分犯罪的未成年人都是農村孩子,只有極少一部分是城市孩子,筆者在這裡並非貶低農村孩子,而是就事論事,我們不得不反思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今後如何來杜絕這種情況?如何加強對農村孩子、農村青年的教育引導工作?如何讓“新生代農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這都是我們須要思考的問題。

淺析“溫州花季少女滴滴順風車遇害案”折射出的深層社會問題

結語: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農村、農業仍是中國的根基,這關係到中國未來的發展。近幾年來,黨和國家及政府在保障城鄉一體化、加快農村人口融入城市方面的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績,但也仍然存在問題,城鄉矛盾依然突出。“花季少女殞命滴滴順風車案”看似是個案,實則是多年以來城鄉矛盾的一個延伸點,我們應引起足夠的重視,為農民工在城市生存留足空間,解決好留守兒童的親情及教育缺失問題,引導“新生代農民工”樹立正確的人生觀與擇業觀,從而進一步做好城鄉統籌規劃工作。唯有此,方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絕此類案件再次發生,不讓中國民眾的內心再次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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