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到躲閃之功，小編就會想到武打片中高手較量的鏡頭。其實何止是武打片如此，在動物世界中狼與狐狸也是這樣，狐狸為了保全性命，或爭得口食，必須躲閃狼的攻擊。動物如此，人更如此，更是需要躲閃之功，才能與對手周旋，擊敗對手。
張之洞不怕與任何人周旋，因為他有自己的一套巧妙躲閃功夫。作為清流人物，張之洞為了濟世，努力仕進。為了達到目的，他努力接近頑固派，追隨權臣李鴻藻，作為自己的靠山，周旋於各種權力的紛爭中，有不得已而為之的事，這也是一種安身之道。１８７６年，軍機大臣文祥去世，沈桂芬地位上升，李鴻藻不甘受制於人，決意排擠沈桂芬出軍機。
在李鴻藻的支持下，張之洞、張佩綸等一再攻擊沈桂芬。張之洞說：“吳江（沈桂芬）昏謬私曲，既無公事之法，又不實修戰備，調將帥，籌將帥軍火，籌借餉百方阻止，惟其心必欲使大局敗壞而後已。”張佩綸則攻擊說：“吳江勢焰愈張，中國危端立至。”慈禧聽信了他們的話，擬將沈桂芬外放為貴州巡撫，後來雖未成事實，卻嚴重地動搖了沈桂芬在軍機處的地位。沈桂芬是該指責的。但張之洞等人對他的抨擊自然包括了派系傾軋的因素。
時人指責張之洞“以諫書為捷徑，鼓扇浮薄，漸成門戶”。又說張之洞僉壬首禍，李鴻藻要結取名，遂使奸人小夫為捷徑”。這樣的批評，不是沒有道理的。同時，張之洞為了開拓政海仕進之途，又十分注意處事的圓通，主張“無臺無閣，無湘無淮，無和無戰”，“相忍為國”。這就說明他善於察言觀色，極力迎合慈禧的需要，博取各方面的好感。如前所述，他堅持反對崇厚簽訂的《里瓦幾亞條約》，要求殺崇厚以謝天下，並對李鴻章等妥協派做了無情的揭露。
但當他看到朝廷決意寬免崇厚時，就主張“當病而止，而不為太過”，上疏建議讓“崇厚戴罪自效”。曾被他屢加斥責的李鴻章，忽而又說成是“精力猶壯，倘專其責成，當可力圖禦侮”的“高勳重寄”之名臣了。為了獲得朝廷的信任，他學會了一套揣摩清王朝最高統治者意向，看慈禧眼色行事的本領。１８７９年，同治皇帝棺槨移葬陵墓，吏部主事吳可讀以死諫爭確定大統。上疏斥責慈禧不為載淳立嗣，是擅改祖制，貪握政權。慈禧大為震怒，下令立斬吳可讀。
但吳視死如歸，自備棺材在宮門外等待處死。而素敢大言，熟知儒家精義和祖宗之法的張之洞明知慈禧理屈，對慈禧的決定沒有抵制、反對。為此連張佩綸都譏諷他“主兼祧而又恐涉於趨時”。１８８０年，張之洞與陳寶琛上疏抗爭“裁抑閹官”一案時，張之洞亦認為“惟均只可稱引祖制，泛論裁抑宦寺，俾太后自悟，萬勿直疏本題發揮，恐後激怒”。只敢順著慈禧的意旨上疏言事，不敢稍有出格，多所拂逆。在他的奏疏裡也不乏“媚事孝欽、稱頌惟恐不美”的諛詞。
小編認為張之洞的這些躲閃智慧，都是自有道理的。他的這種立身處世態度除個人性格上的弱點外，同他當時的政治地位有關。倘若他自不量力，不順著上面的意志行事，隨時會有不測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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