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躲闪之功，小编就会想到武打片中高手较量的镜头。其实何止是武打片如此，在动物世界中狼与狐狸也是这样，狐狸为了保全性命，或争得口食，必须躲闪狼的攻击。动物如此，人更如此，更是需要躲闪之功，才能与对手周旋，击败对手。
张之洞不怕与任何人周旋，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巧妙躲闪功夫。作为清流人物，张之洞为了济世，努力仕进。为了达到目的，他努力接近顽固派，追随权臣李鸿藻，作为自己的靠山，周旋于各种权力的纷争中，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这也是一种安身之道。１８７６年，军机大臣文祥去世，沈桂芬地位上升，李鸿藻不甘受制于人，决意排挤沈桂芬出军机。
在李鸿藻的支持下，张之洞、张佩纶等一再攻击沈桂芬。张之洞说：“吴江（沈桂芬）昏谬私曲，既无公事之法，又不实修战备，调将帅，筹将帅军火，筹借饷百方阻止，惟其心必欲使大局败坏而后已。”张佩纶则攻击说：“吴江势焰愈张，中国危端立至。”慈禧听信了他们的话，拟将沈桂芬外放为贵州巡抚，后来虽未成事实，却严重地动摇了沈桂芬在军机处的地位。沈桂芬是该指责的。但张之洞等人对他的抨击自然包括了派系倾轧的因素。
时人指责张之洞“以谏书为捷径，鼓扇浮薄，渐成门户”。又说张之洞佥壬首祸，李鸿藻要结取名，遂使奸人小夫为捷径”。这样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时，张之洞为了开拓政海仕进之途，又十分注意处事的圆通，主张“无台无阁，无湘无淮，无和无战”，“相忍为国”。这就说明他善于察言观色，极力迎合慈禧的需要，博取各方面的好感。如前所述，他坚持反对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要求杀崇厚以谢天下，并对李鸿章等妥协派做了无情的揭露。
但当他看到朝廷决意宽免崇厚时，就主张“当病而止，而不为太过”，上疏建议让“崇厚戴罪自效”。曾被他屡加斥责的李鸿章，忽而又说成是“精力犹壮，倘专其责成，当可力图御侮”的“高勋重寄”之名臣了。为了获得朝廷的信任，他学会了一套揣摩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意向，看慈禧眼色行事的本领。１８７９年，同治皇帝棺椁移葬陵墓，吏部主事吴可读以死谏争确定大统。上疏斥责慈禧不为载淳立嗣，是擅改祖制，贪握政权。慈禧大为震怒，下令立斩吴可读。
但吴视死如归，自备棺材在宫门外等待处死。而素敢大言，熟知儒家精义和祖宗之法的张之洞明知慈禧理屈，对慈禧的决定没有抵制、反对。为此连张佩纶都讥讽他“主兼祧而又恐涉于趋时”。１８８０年，张之洞与陈宝琛上疏抗争“裁抑阉官”一案时，张之洞亦认为“惟均只可称引祖制，泛论裁抑宦寺，俾太后自悟，万勿直疏本题发挥，恐后激怒”。只敢顺着慈禧的意旨上疏言事，不敢稍有出格，多所拂逆。在他的奏疏里也不乏“媚事孝钦、称颂惟恐不美”的谀词。
小编认为张之洞的这些躲闪智慧，都是自有道理的。他的这种立身处世态度除个人性格上的弱点外，同他当时的政治地位有关。倘若他自不量力，不顺着上面的意志行事，随时会有不测之祸。
閱讀更多 北郭談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