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琪
寫字總得從臨帖開始。我比較認真地臨過一個時期的帖，是在十多歲的時候，大概是小學五年級、六年級和初中一年級的暑假。我們那裡，那樣大的孩子“過暑假”的一個主要內容便是讀古文和寫字。
一個暑假，我從祖父讀《論語》 ，每天上午寫大、小字各一張，大字寫《圭峰碑》 ，小字寫《閒邪公家傳》 ，都是祖父給我選定的。祖父認為我寫字用功，獎給了我一塊豬肝紫的端硯和十幾本舊拓的字帖：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褚河南的《聖教序》。
褚遂良《聖教序》
寫《張猛龍》。這是我父親的主意。他認為得寫寫魏碑，才能掌握好字的骨力和間架。我寫《張猛龍》，用的是一種稻草做的紙一一不是解大便用的草紙，很大，有半張報紙那樣大，質地較草紙緊密，但是表面相當粗。這種紙市面上看不到賣，不知道父親是從什麼地方買來的。用這種粗紙寫魏碑是很合適的，運筆需格外用力。
這三部帖，給我的字打了底子，尤其是《張猛龍》。到現在，從我的字裡還可以看出它的影響，結體和用筆。
《張猛龍碑》
臨帖是很舒服的，可以使人得到平靜。
初中以後，我就很少有整樁的時間臨帖了。讀高中時，偶爾臨一兩張，一曝十寒。二十歲以後，讀了大學，極少臨帖。
寫字，除了臨帖，還需“讀帖”。
包世臣以為讀帖當讀真跡，石刻總是形似，失去原書精神，看不出筆意，固也。試讀《三希堂法帖•快雪時晴》，再到故宮看看原件，兩者比較，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計。看真跡，可以看出紙、墨、筆之間的關係。尤其是“運墨”，“紙墨相得”是從拓本上感覺不出來的。但是真跡難得看到，像《快雪時晴》、《奉橘帖》那樣的稀世國寶，故宮平常也不拿出來展覽。隔著一層玻璃，也不便揣摩諦視。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求其次，則可看看珂羅版影印的原跡。多細的珂羅版也是有網紋的，印出來的字多淺淡發灰，不如原書的沉著入紙。但是，畢竟慰情聊勝無，比石刻拓本要強得多。讀影印的《祭侄文》，才知道顏真卿的字是從二王來的，流暢瀟灑，並不都像《麻姑仙壇》那樣見稜見角的“方筆”；看《興福寺碑》 ，覺趙子昂的用筆也是很硬的，不像坊刻應酬尺牘那樣柔媚。
汪曾祺行書七言
再其次，便只好看看石刻拓本了。不過最好要舊拓。從前舊拓字帖並不很貴，逛琉璃廠，挾兩本舊帖回來，不是難事。現在可不得了了！前十年，我到一家專賣碑帖的鋪子裡，見有一部《津化閣帖》，我請售貨員拿下來看看，售貨員站著不動，只說了個價錢。他的意思我明白：你買得起嗎?我只好向他道歉：“那就不麻煩你了！”
現在比較容易得到的叢帖是北京日報出版社影印的《三希堂法帖》。乾隆本的《三希堂法帖》是濃墨烏金拓。我是不喜歡烏金拓的，太黑，且發亮。北京日報出版社用重磅銅版紙印，更顯得油墨堆浮紙面，很“暴”。而且分裝四大厚冊，很重，展玩極其不便。不過能有一套《三希堂法帖》已屬幸事，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設色蘭草
《三希堂法帖》收宋以後的字很多。對於中國書法的發展，一向有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以為中國的書法，一壞於顏真卿，二壞於宋四家。一種以為宋人書是一個重要的突破。宋人宗法二王，而不為二王所囿，用筆灑脫，顯出各自的個性和風格。有人一輩子寫晉人書體，及讀宋人帖，方悟用筆。我覺兩種意見都有道理。
但是，二王書如清燉雞湯，宋人書如棒棒雞。清燉雞湯是真味，但是吃慣了麻辣的川味，便覺得什麼菜都不過癮。一個人多“讀”宋人字，便會終身擺脫不開，明知趣味不高，也沒有辦法。話又說回來，現在書家中標榜寫二王的，有幾個能不越雷池一步的?即便是沈尹默，他的字也明顯地看出有米字的影響。
汪曾祺行書立軸
寫得太多了，也不好，容易“野”。寫一上午字，有一張滿意的，就很不錯了。有時一張都不好，也很彆扭。那就收起筆硯，出去遛個彎兒去。寫字本是遣興，何必自尋煩惱。
閱讀更多 阿棟書法入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