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寫作照
戲曲（我這裡主要說的是京劇）不景氣，不上座，觀眾少，原因究竟何在？我認為，根本的原因是：它太陳舊了。
戲曲的觀眾老了。說他們老，一是說他們年紀大了，二是說他們的藝術觀過於陳舊。中國雖有“高臺教化”的說法，但是一般觀眾（尤其是城市觀眾）對於真和善的要求都不是太高，他們看戲，往往只是取得一時的美的享受，他們較多注重的是戲曲的形式美（包括唱唸做打）。因此，中國戲曲最突出的東西，也就是形式美。相當多的戲曲劇目的一個致命的弱點，是缺乏思想——能夠追上現代思潮的新的思想。戲曲落後於對代，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戲曲的觀眾需要更新。老一代的觀眾快要退出劇場，也快要退出這個世界了。戲曲需要青年觀眾。
但是青年愛看戲曲的很少。
什麼原因？
有人說青年人對戲曲形式不熟悉。有這方面的原因。單是韻白，年輕人就聽著不習慣。板腔、曲牌，他們也生疏。但是形式不是那樣難於熟悉的。有一個崑曲劇院到北大給學生演了兩場，看的青年驚呼：我們祖國還有這樣美好的藝術！青年的藝術趣味在變。他們對流行歌曲已經沒有興趣。前幾年興起的一陣西洋古典音樂熱，不少入迷上了貝多芬。現在又有人對中國的古典藝術產生興趣了。中國戲曲既然具有那樣獨特的形式美，它們是能夠征服年輕人的。並且由於青年的較新的審美趣味，也必然會給戲曲的形式美帶來新的風采。
有人說，因為戲曲的節奏太慢，和現代生活的節奏不合拍，年輕人看起來著急。這也有點道理。但是生活的節奏並不能完全決定藝術的節奏，而且如果僅僅是節奏慢的問題，那麼好辦得很，把節奏加快就行了。事實上已經有人這樣做。去掉廢場子、廢鑼鼓，把慢板的尺寸唱得近似快三眼，不打“慢長錘”……但是這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要爭取青年觀眾，首先要認識青年，研究當代青年的特點。
我們的青年是思索的一代，理智的一代。他們是熱情的、敏銳的，同時也是嚴肅的、深刻的。不少人具有攬轡澄清，以天下為己任的心胸，戲曲應該滿足他們的要求。
當然首先應該多演現代戲。這不是那種寫好人好事的現代戲。企圖在舞臺上樹立幾個可供青年學習的完美的榜樣的想法是天真的。青年希望在舞臺上看到和他們差不多的人，看到他們自己。寫一個改革者不能只是寫他怎樣大刀闊斧地整頓好一個企業。青年人從他們切身的感受中，知道事情絕不那樣簡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個迫切地需要宣傳的思想，但是不能只是寫出一個具有法制思想的正面人物，寫出一個概念。一個企圖體現這樣思想的人必然會遇到許多從外部和內部來的阻力、壓力、痛苦。現在時興一個詞語，叫做“陣痛”。任何新的事物的誕生，都要經過陣痛。年輕人對這種陣痛最為敏感。他們在看戲的時候，希望體驗到這種陣痛，同時，在思索著，和劇中人一起在思索著。沒有痛苦，就沒有思索。輕鬆的思索是沒有的。而真正的歡樂，也只有通過痛苦的思索才能得到，由痛苦到歡樂的人物性格必然是複雜的，他們的心理結構是多層次的，他們的思想是豐富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每個改革者都是一個思想家，或者簡單一點說，是個有頭腦的人。這對於戲曲來說是有困難的。戲曲一般不能有這樣大的思想容量；以“一人一事”為主要方式的戲曲結構也不易表現複雜的性格。這是戲曲改造的一個難題，但又是一個必須克服的難題。否則戲曲將永遠是陳舊的。
歷史劇的作用不可忽視。中國戲曲長於表現歷史題材，這是一種優勢。但是大部分戲曲都把歷史簡單化了。我發現不少青年人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是很自然的。他們思索著許多問題，他們要了解我們這個民族，這個民族的現狀、未來，自然要了解這個民族的性格是怎樣形成的，要了解它的昨天。我們多年以來對歷史劇的要求多少有一點誤解，即較多看重它們的教誨作用，而比較忽視它們的認識作用，因此對許多歷史人物的是非功過糾纏不休。其實通過這些歷史人物（包括虛構的人物）能夠讓我們瞭解那個歷史時期，瞭解我們這個民族的某些特點，某些觀念，就很不錯了。比如《爛柯山》這出戏，我們不必去議論誰是誰非，不必去同情朱買臣，也不必去同情崔氏。但是我們知道了，並且相信了過去曾經有過那樣的事，我們看到“夫貴妻榮’、“從一而終”這樣的思想曾經深刻地影響過多少人，影響朱買臣，也影響了崔氏。朱買臣和崔氏都是這種觀念的痛苦的犧牲品。這是我們民族的一個病灶，到現在還時常使我們隱隱作痛。我覺得經過改編的《爛柯山》是能起到這樣的作用的，改編者所取的角度是新的、好的。又比如《一捧雪》。我們既不能把莫成當一個“義僕”來歌頌，也不必把他當一個奴才來批判，但是我們知道，並且也相信，過去曾經有過那樣的事。不但可以“人替人死”，而且在臨刑前還要說能替主人一死，乃是大大的喜事，要大笑三聲一這是多麼慘痛的笑啊！通過這出戏，可以讓我們看到等級觀念對人的毒害是多麼酷烈，一個奴才的“價值”又是多麼的低！如果經過改編的戲，能產生這樣的效果，我覺得就很不錯了。這樣的戲，是能滿足青年在理智方面的要求的。我覺得許多老戲，都可以從一個新的角度，用一種新的思想、新的方法重新處理，徹底改造。
我們的青年，是一大批青年思想者。他們要求一個戲，能在思想上給予他們啟迪，引起他們思索許多生活中的問題。
因此要求戲曲工作者，首先是編劇，要有思想。我深深感到戲曲編劇最缺乏的是思想——當然包括我自己在內。
（《新劇本》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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