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現在很重視語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語言不只是一種形式，一種手段，應該提到內容的高度來認識。最初提到這個問題的是聞一多先生。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寫過一篇《莊子》，說他的文字（即語言)已經不只是一種形式、一種手段，本身即是目的(大意)。我認為這是說得很對的。語言不是外部的東西。它是和內容(思想)同時存在，不可剝離的。語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樣，可以剝下來，扔掉。
世界上沒有沒有語言的思想，也沒有沒有思想的語言。往往有這樣的說法：這篇小說寫得不錯，就是語言差一點。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能成立的。我們不能說這首曲子不錯，就是旋律和節奏差一點；這張畫畫得不錯，就是色彩和線條差一點。我們也不能說：這篇小說不錯，就是語言差一點。語言是小說的本體，不是附加的，可有可無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小說使讀者受到感染，小說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說的語言。小說的語言是浸透了內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們有時看一篇小說，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為語言太粗糙。語言的粗糙就是內容的粗糙。
語言是一種文化現象。語言的後面是有文化的。胡適提出“白話文”，提出“八不主義”。他的“八不”都是消極的，不要這樣，不要那樣，沒有積極的東西，“要”怎樣，他忽略了一種東西：語言的藝術性。
語言的美，不在語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現的意思，而在語言暗示出多少東西，傳達了多大的信息，即讓讀者感覺、“想見”的情景有多廣闊。古人所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
國內有一位評論家評論我的作品，說汪曾祺的語言很怪，拆開來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話，放在一起，就有點味道。我想任何人的語言都是這樣，每句話都是警句，那是會叫人受不了的。語言不是一句一句寫出來的，“加”在一起的。語言不能像蓋房子一樣，一塊磚一塊磚，壘起來。那樣就會成為“堆砌”。語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話，而在話與話之間的關係。包世臣論王羲之的字，說單看一個一個的字，並不怎麼好看，但是字的各部分，字與字之間“如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相關”。中國人寫字講究“行氣”。語言是處處相通，有內在聯繫的。語言像樹，枝幹樹葉，汁液流轉，一枝動，百枝搖；它是“活”的。
“文氣”是中國文論特有的概念。從《文心雕龍》到“桐城派”一直都講這個東西。我覺得講得最好，最具體的是韓愈。他說：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
後來的人把他的理論概括成“氣盛言宜”四個字。我覺得他提出了三個很重要的觀點。他所謂“氣盛”，照我的理解，即作者情緒飽滿，思想充買。我認力他是第一個提出作者的精神狀態和語言的關係的人。一個人精神好的時候往往會才華橫溢，妙語如珠；倦疲的時候往往詞不達意。他提出一個語言的標準：宜。即合適，準確。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說過“每一句話只有一個最好的說法”，比如福樓拜。他把“宜”更具體化為“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語言的奧秘，說穿了不過是長句與短句的搭配。一瀉千里，戛然而止，畫舫笙歌，駿馬收韁，可長則長，能短則短，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國語言的一個特點是有“四聲”。“聲之高下”不但造成一種音樂美，而且直接影響到意義。不但寫詩，就是寫散文，寫小說，也要注意語調。語調的構成，和“四聲”是很有關係的。
中國人很愛用水來作文章的比喻。韓愈說過。蘇東坡說“吾文如萬斛源泉，不擇地湧出”，“但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流動的水，是語言最好的形象。中國人說“行文”，是很好的說法。語言，是內在地運行著的。缺乏內在的運動，這樣的語言就會沒有生氣，會呆板。
中國當代作家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的，現在多起來了。中國的文學理論家正在開始建立中國的“文體學”、“文章學”。這是極好的事。這樣會使中國的文學創作提高到一個更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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