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6日下午，為紀念汪曾祺先生誕辰一百週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邀請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孫鬱，就汪曾祺的文學藝術價值進行了探討。
今天跟大家在一起聊一聊汪曾祺先生的語言藝術。我自己對於汪先生的作品讀得比較淺，只有一點心得，並不太全面，過去寫過一個小冊子，但是現在看來非常簡單，因為他是一個很豐富的作家，以我自己的知識結構還不能全部的深入到他的內心世界,並整體把握他的藝術特點，只是一點點心得。
汪曾祺
汪先生生前，人們給他有很多稱號，他自己大概比較看中的是“京派作家”，認可這個說法。作為京派作家，汪先生具備了民國時期京派作家的很多特點，但是他又跟傳統的京派不同。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他是屬於新京派。新京派和老京派不同的地方是，他們經歷過新中國的歲月，經歷過革命的歷史過程，認知世界的視角跟民國時候的京派作家有一點點差異。但是汪先生審美的基調，我們可以用京派來概括他，這是沒有問題的。
京派文學是京派教育的結果，主要是京派教育的一個產物。我們知道晚清以後北京有幾所重要的高校，集結了一批很有份量的學人，以北京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等等為基地的這些知識園地出現一批有世界眼光、又有很好傳統國學修養的學者，他們用自己的教育理念，試圖催生出一種新的文化，在這種氛圍下出現了京派文學。
尤其是1927年北京變成北平以後，北京的知識人遠離政治中心，他們能夠在社會的漩渦之外相對比較冷靜的看人、看事，這時候他們經營的這種教育，有一些跟傳統的理念有很大的區別，具有很強的現代性，也有世界的眼光。
京派教育的特點是，他們不僅僅注重中國傳統文化，同時注重研究古希臘、希伯來文明，注重研究東洋歷史，特別是日本的文化。京派教育裡面出現心理學的研究、民俗學的研究、兒童研究、女性研究、西方文學比較文學的研究，其中也包括類似於今天我們講的古典學的研究。
這樣的一種教育催生出一種純粹的文化靜觀的思想，這種教育告訴青年人應當在攝取人類古典文化營養的基礎上，打通中西，連通古今，立體地來思考社會、思考人。所以京派教育是一種博雅式的教育。
以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俞平伯、顧隨、臺靜農以及朱光潛、林徽因等等這些人為代表的京派學人，他們同時也寫下了很重要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對於後人的影響是很大的，對當時中國的文學青年也有很大的衝擊。
汪曾祺畫作
我們知道新文化運動的時候，激進主義思潮有相當的市場，因為當時袁世凱復闢稱帝，有的人提出要用孔教立國，尊儒尊孔，這時候新文化人站起來打倒孔家店，建立新的文化，那時候有一種激進主義的思潮，這思潮本身其實是人道主義。五四新文化運動落潮以後，北平的一些知識人想要從文化的深層裡面來思考我們民族的一些問題，僅僅有激進主義是不夠的。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有什麼樣的人，這是那代人的一個思想。所以在文化上、教育上要建立一種超越功利的文化。儒家文化有很燦爛的一面，但是它的功利主義一面其實扼殺了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京派學人和京派作家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創造一種相對來講超越功利的一種文明，或者說一種藝術。
所以，當時周作人把古希臘、日本的一些文化介紹到中國以後，啟發了很多人。包括我們今天講的鄉土文學，也在此思潮裡被催生出來的。鄉土文學最早是魯迅、周作人努力構建的，他們受到日本大正時期以來的迴歸東洋文化的復古思潮的影響，開始重新打量民族文化的心理，從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裡來思考問題，來尋找歷史的脈絡，文化發生的脈絡。應該說這是一種新康德主義思潮。
汪曾祺書法
新康德主義思潮的主要特點是要克服黑格爾派的本質主義的精神，比如德國的馬堡學派、弗萊堡學派的學者們提出來回到康德那裡去，研究語言、研究宗教信仰、研究日常生活。因為人如果忽略了這些，你就不可能看到人的一些本質，僅僅在抽象的、宏大的概念裡難以把握現象界。京派哲學思想就是新康德主義，包括像朱光潛先生，早年他對克羅齊的美學思想很感興趣，後來他的思想審美觀，基本是康德《判斷力批判》裡面的一些思想。
這些應當說是京派思想的一個原色調，但是經歷了戰爭，經歷了革命的風暴以後，京派學人的這些感覺，這些話語方式，在現實面前有一種無力感，不被廣大的民眾所接受，內憂外患的時候，馬克思主義、蘇聯的一些思想進入到中國知識界。到了五十年代，京派基本上被抑制住了。
汪曾祺和夫人施松卿
我們舉一個例子，比如京派在三十年代有一個北平文物調查委員會，北平文物調查委員會是調查北平文物的，他們對北京城也有一套想法，怎麼設計北京城的規劃。但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他們佔領北平以後，統治者染指了這個計劃，所以北平的新城和舊城佈局這個設想最後沒有被採納，有人說這是“漢奸方案”。我們從大的環境就看出了京派的命運。
文學上以周作人為代表的知識人也紛紛落馬，周作人在日本入侵中國的時候失節，後以漢奸罪入獄，所以到新中國以後周作人也從文壇上消失。受周作人影響過的沈從文、廢名等人，後來他們都很坎坷，到了五十年代中期的時候，我們幾乎看不到京派文學和京派文化的影響力。
老北京
但是那個時候在革命的隊伍裡，在左翼文化的隊伍裡，有很多人喜歡京派的文化、京派的教育和京派的藝術，比如錢杏邨，他曾經寫過《死去了的阿Q時代》，他在戰爭年代，在軍旅生涯裡帶了周作人的書。比如像唐弢先生，他是左翼的批評家和學者，他在六十年代出版一本書叫《書話》，我們對比周作人當年在北平寫的《藥堂語錄》，文脈是非常接近的。還有像孫犁，抗日戰爭時期湧現的革命文學家，他自己對於京派的一些文學，尤其是他們的知識論裡面的閃光點很有興趣。所以有人說孫犁是革命文學中的京派，這也有道理，京派雖然被抑制住了，但是它在左翼的隊伍裡依然有市場。
只是到了文革結束以後，粉碎“四人幫”，這時候朱光潛的文章重新被人們閱讀，周作人的書籍可以出版了，我們也能看到林徽因、梁思成、顧隨、俞平伯等等當年京派人物的作品紛紛問世，這時候文壇的文化生態發生了變化。
沈從文故居
沈從文是看了廢名先生的作品而忽然得到體悟，發現我們還可以這樣的來表現人的生活。因為廢名受到周作人的影響，而周作人用古希臘和日本近代文學的觀念，包括民俗學的觀念，開啟了廢名這樣的青年，使他們意識到人要寫主體世界的這種感受。不寫那些自己並不瞭解的存在，而是要尊重自己個體的經驗。
但這個文學的脈絡中斷了，是汪先生在八十年代把它銜接起來。所以北京大學的嚴家炎教授說他是最後一個京派小說家，汪先生認為，說自己是京派作家也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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