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是個正常的中國人，不管練不練字，不管懂不懂書法，一定聽說過書聖王羲之，一定都知道王羲之有一篇《蘭亭集序》。作為“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是中國書法史的高峰，也是王羲之個人書法藝術的高潮。然而假如只有一篇蘭亭序，絕不足以支撐“書聖”這個光輝的稱號。之所以能成為書聖，就因為王羲之在一生中，不管在朝在野，只要拿起毛筆，他就能攀登一座又一座高峰。
若說羲之通過創新字體而贏得書壇地位，七郎獻之定然不服。獻之是新書風的倡導與踐行者，在改革方面成就很高。晉宋之際，獻之之風一時風靡，以致於有羊欣奴書出現，正如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雲：“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新變似易，也能博取人心，難在對度的掌握。宣聖確立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以來，中庸之道已在中華民族思想中根深蒂固，不偏不倚、中正平和、過猶不及深入人心，獻之之書顯然在大浪淘沙中被立了過於妍美的典型。因此，梁武帝蕭衍大旗一舉，尊古抑今，尚質棄妍，以帝王之尊引領天下皆應復古學鍾。此中，羲之書似處於季孟間不被重視，實則處於質妍之間，文質彬彬，合乎君子之相。時人已有表現，陶弘景雲“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
如果說蕭衍旨在改變妍媚書風的統治，李世民則不同，大張旗鼓極力宣揚王羲之之書，不僅下詔廣收王書、複製王書、身體力行臨學王書，還親自為其作傳贊，評張芝書無復餘蹤，鍾繇書體長逾制，獻之書羈羸疏瘦，惟羲之書盡善盡美。此外李世民首度以王體入碑，在全國推廣王體。碑碣墓誌自古以來皆屬莊重之事，所用書體全用正書，自李世民以後斯風大改，碑碣墓誌中王體行書隨處可見。李世民獨崇羲之並非偶然，一方面，出於文治需要，倡導王書以迎合廣大文人士大夫階層的喜好；另一方面，李淵取法王褒，李世民更篤好之，太宗也是南朝士族文化的傾慕與追隨者；根因當然是羲之書非古非今，文質彬彬，符合其“節之於中和”的文藝觀。一種事業或某個人能得到最高統治者的支持，定然對其發展與繁榮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王羲之書風在唐代形成了欣欣向榮之象，王羲之在書法史上的統治地位自此正式不可動搖。宋初，太宗趙光義大打文化興國戰略牌，以儒學為中心重建文人思想文化秩序，推行右文政策，優遇文人。在位其間下詔編寫《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等文史類書，同時配套在書法領域編寫《淳化閣帖》，建立書法領域的標準秩序，也即二王秩序，《淳化閣帖》十之五卷為二王書，十之三卷為大王書。也正是因為王羲之書法“不激不厲”“中和典正”的特點符合統治者的政治需求，可以作為統治者宣揚教化的標準工具。
之後的元、明、清各名家無不皈依王羲之，尚無興風作浪顛覆傳統之人，明代項穆更在其《書法雅言》中將其列為書之大統正宗，將其與儒學中孔聖人地位相比：“宰我稱仲尼賢於堯舜，餘則謂逸少兼乎鍾張。大統斯垂，萬世不易。”進一步鞏固書聖地位。清中期，雖有碑學興起，尊碑抑帖，但王羲之地位已穩如泰山，絲毫不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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