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季度GDP增速為-6.8%，和我們預期的-7%非常接近。數據公佈後，股票市場反彈並小幅震盪，說明市場對經濟數據的“實事求是”已經有心理預期。
從結構上看，3月消費回升有限，可選消費和必需消費之間分化較大，其中服裝、家電和餐飲消費的表現最差，但3月線上商品和服務零售額增速轉正，反映出疫情對於線上消費的趨勢強化。相比於投資和出口，3月消費增速的回升幅度最小，因此在企業減收/破產、居民減收/失業的壓力下，社會部門的購買力降低、預防性儲蓄動機提高，消費的補償性恢復遠比報復性反彈更實際。
固定資產投資中，3月房地產投資和基建投資較1-2月回升幅度較大，反映建築業在疫後的恢復較快。其中基建恢復受政策意志和資金到位情況良好推動，房地產恢復較快可能與今年竣工交付壓力較大有關，房企趕工動力較強。但順週期的製造業投資修復仍然面臨較大難度，疫情對出口型企業和傳統制造業的衝擊，導致企業資本開支計劃下降。
3月出口增速好於市場預期，因為數據反映的主要是春節之前的訂單和疫情基本結束後的復產情況。海外疫情爆發對於外需的影響主要從3-4月開始，因此二季度出口才是真正的考驗。3月規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較1-2月有明顯改善，反映國內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復工復產基本恢復正常，但對比1季度全國第二產業增加值（-9.6%）和規上工業增加值（-8.4%），規模以下的中小微企業還在承受疫情對於內外需求的影響，復工復產程度較低。詳見《努力開啟“復增”之路》
（二）
二季度GDP增速相比一季度肯定會有明顯反彈，但不會一步到位回到潛在增速，因為消費服務業和出口型企業，特別是規模以下的中小微企業，仍然需要消化疫情的負面影響。出口不僅直接影響產出，也會抑制企業的利潤和投資，影響居民的收入和消費，預計出口對2季度GDP影響有1.5%左右，二季度GDP增速中性預測為3%。詳見《外貿企業的下半場戰疫》
按照目前海外疫情的情況，美國剛剛過峰，但新增確診回落緩慢，預計5月底疫情穩定，6月開始按照白宮“三步走經濟恢復計劃”分地區分行業復工，7月下旬基本恢復正常。對於中國來說，三季度出口訂單開始恢復，到三季度後期和四季度，經濟增速會回到5.5-6.5%的潛在增速區間。全年來看，經濟呈現不對稱的U形，全年增速在3%左右。如果疫情在下半年反反覆覆，對國內供給和海外需求出現了跨年影響，今年經濟增速可能在0%附近。詳見《美國疫情拐點和衰退深度預測》
（三）
經濟數據的“實事求是”反映了三個事實：
第一個事實，我們面臨的是一次短期巨大的“外生性”供給衝擊，這個衝擊是公共衛生事件帶來的。應對供給衝擊和需求衝擊所採取的政策是不同的，所以4月17日政治局會議首先提到的不是擴大需求，而是內防反彈、外防輸入的疫情防控，這個是恢復經濟的核心。詳見《疫情走勢決定政策形態》
第二個事實，4月17日政治局會議提到“六保”（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基層運轉、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這六個“保”對應的就是當前最緊急最重要的六個問題，這些問題擺在面前，“翻一番”等數字目標在當前來看是自縛手腳。詳見《要不要刺激》
第三個事實，疫情之後還面臨著新的不確定性，比如疫情可能發展為長期性、週期性的影響，可能演變為國際政治問題、外交問題、全球化問題。G20之前，美國政府為了轉移國內批評把矛頭指向中國；G20之後，情況稍有改觀，但其實暗流湧動。疫情結束後，為了大選可能再次出爾反爾，以清算中國為由轉移疫情加大的貧富分化等國內矛盾。這個是4月8日政治局會議提到“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的背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後續在國際關係、國內產業鏈、全球供應鏈安全等方面都需要有所準備。詳見《疫情對於全球化的影響》
我們認為這是迄今為止財政政策保持克制和淡定的原因，短期需要對症下藥應對疫情常態化防控，中期需要為“六保”留有政策餘地，把有限的財政資金和加槓桿的空間用在最重要最緊急的地方，長期需要觀望外部環境的變化，保留正常的政策空間，為可能的國際政治博弈積攢籌碼。
（四）
這次政治局會議還提到了一個技術性細節，就是“抗疫特別國債”。特別國債就像中央版的專項債，納入中央政府性基金預算管理。根據《預算法》規定，政府性基金預算是專項用於特定公共事業發展的收支預算，應當根據基金項目收入情況和實際支出需要，做到以收定支。因此，特別國債的使用需要形成對應資產且能夠還本付息，不能直接用於為企業減免稅費、補貼居民消費等一次性支出。
關於此次抗疫特別國債的使用方向，湖北省4月12日發佈的《關於加快推進重大項目建設著力擴大有效投資的若干意見》中提及了一些線索 ：“要圍繞中央預算內投資支持的8個領域66個專項，中央特別國債支持的4個領域32個專項，特別是應急醫療救治能力、疾病預防控制體系、縣級醫療診治能力、以縣城為主要載體的新型城鎮化基礎設施、城鎮老舊小區改造、醫廢危廢和汙水垃圾處理設施、應急物資儲備體系建設等短板弱項，按可准入、可落地、可申報、可持續的“四可”要求編制三年滾動投資計劃，及時推送國家重大建設項目庫。”因此可以推斷，抗疫特別國債的主要用途可能是加強疫情防控的基礎設施建設，至於用於抗疫基礎設施領域的收益從何而來，還需要後續文件細節進行解答。
文章來源：《一季度宏觀數據和政治局會議解讀》（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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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雪濤 | 宏觀團隊負責人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特邀項目研究員，著有多篇學術論文、人民銀行工作論文、CF40系列叢書等。
向靜姝
倫敦商學院碩士，主要負責海外宏觀和大類資產配置研究。曾任Man Group AHL（倫敦）量化分析師。
趙宏鶴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碩士，主要負責國內實體、經濟政策和金融市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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