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季度GDP增速为-6.8%，和我们预期的-7%非常接近。数据公布后，股票市场反弹并小幅震荡，说明市场对经济数据的“实事求是”已经有心理预期。
从结构上看，3月消费回升有限，可选消费和必需消费之间分化较大，其中服装、家电和餐饮消费的表现最差，但3月线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速转正，反映出疫情对于线上消费的趋势强化。相比于投资和出口，3月消费增速的回升幅度最小，因此在企业减收/破产、居民减收/失业的压力下，社会部门的购买力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提高，消费的补偿性恢复远比报复性反弹更实际。
固定资产投资中，3月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较1-2月回升幅度较大，反映建筑业在疫后的恢复较快。其中基建恢复受政策意志和资金到位情况良好推动，房地产恢复较快可能与今年竣工交付压力较大有关，房企赶工动力较强。但顺周期的制造业投资修复仍然面临较大难度，疫情对出口型企业和传统制造业的冲击，导致企业资本开支计划下降。
3月出口增速好于市场预期，因为数据反映的主要是春节之前的订单和疫情基本结束后的复产情况。海外疫情爆发对于外需的影响主要从3-4月开始，因此二季度出口才是真正的考验。3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较1-2月有明显改善，反映国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复工复产基本恢复正常，但对比1季度全国第二产业增加值（-9.6%）和规上工业增加值（-8.4%），规模以下的中小微企业还在承受疫情对于内外需求的影响，复工复产程度较低。详见《努力开启“复增”之路》
（二）
二季度GDP增速相比一季度肯定会有明显反弹，但不会一步到位回到潜在增速，因为消费服务业和出口型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下的中小微企业，仍然需要消化疫情的负面影响。出口不仅直接影响产出，也会抑制企业的利润和投资，影响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预计出口对2季度GDP影响有1.5%左右，二季度GDP增速中性预测为3%。详见《外贸企业的下半场战疫》
按照目前海外疫情的情况，美国刚刚过峰，但新增确诊回落缓慢，预计5月底疫情稳定，6月开始按照白宫“三步走经济恢复计划”分地区分行业复工，7月下旬基本恢复正常。对于中国来说，三季度出口订单开始恢复，到三季度后期和四季度，经济增速会回到5.5-6.5%的潜在增速区间。全年来看，经济呈现不对称的U形，全年增速在3%左右。如果疫情在下半年反反复复，对国内供给和海外需求出现了跨年影响，今年经济增速可能在0%附近。详见《美国疫情拐点和衰退深度预测》
（三）
经济数据的“实事求是”反映了三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我们面临的是一次短期巨大的“外生性”供给冲击，这个冲击是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应对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所采取的政策是不同的，所以4月17日政治局会议首先提到的不是扩大需求，而是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疫情防控，这个是恢复经济的核心。详见《疫情走势决定政策形态》
第二个事实，4月17日政治局会议提到“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基层运转、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六个“保”对应的就是当前最紧急最重要的六个问题，这些问题摆在面前，“翻一番”等数字目标在当前来看是自缚手脚。详见《要不要刺激》
第三个事实，疫情之后还面临着新的不确定性，比如疫情可能发展为长期性、周期性的影响，可能演变为国际政治问题、外交问题、全球化问题。G20之前，美国政府为了转移国内批评把矛头指向中国；G20之后，情况稍有改观，但其实暗流涌动。疫情结束后，为了大选可能再次出尔反尔，以清算中国为由转移疫情加大的贫富分化等国内矛盾。这个是4月8日政治局会议提到“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的背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后续在国际关系、国内产业链、全球供应链安全等方面都需要有所准备。详见《疫情对于全球化的影响》
我们认为这是迄今为止财政政策保持克制和淡定的原因，短期需要对症下药应对疫情常态化防控，中期需要为“六保”留有政策余地，把有限的财政资金和加杠杆的空间用在最重要最紧急的地方，长期需要观望外部环境的变化，保留正常的政策空间，为可能的国际政治博弈积攒筹码。
（四）
这次政治局会议还提到了一个技术性细节，就是“抗疫特别国债”。特别国债就像中央版的专项债，纳入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根据《预算法》规定，政府性基金预算是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做到以收定支。因此，特别国债的使用需要形成对应资产且能够还本付息，不能直接用于为企业减免税费、补贴居民消费等一次性支出。
关于此次抗疫特别国债的使用方向，湖北省4月12日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的若干意见》中提及了一些线索 ：“要围绕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的8个领域66个专项，中央特别国债支持的4个领域32个专项，特别是应急医疗救治能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县级医疗诊治能力、以县城为主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医废危废和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设等短板弱项，按可准入、可落地、可申报、可持续的“四可”要求编制三年滚动投资计划，及时推送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因此可以推断，抗疫特别国债的主要用途可能是加强疫情防控的基础设施建设，至于用于抗疫基础设施领域的收益从何而来，还需要后续文件细节进行解答。
文章来源：《一季度宏观数据和政治局会议解读》（4月18日）
风险提示
团队介绍
宋雪涛 | 宏观团队负责人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项目研究员，著有多篇学术论文、人民银行工作论文、CF40系列丛书等。
向静姝
伦敦商学院硕士，主要负责海外宏观和大类资产配置研究。曾任Man Group AHL（伦敦）量化分析师。
赵宏鹤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主要负责国内实体、经济政策和金融市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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