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應該把視線投向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這是一個娛樂之城，在這裡，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併成為一種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工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這是《娛樂至死》一書的開篇，作者是美國作家尼爾·波茲曼。
除了奧威爾可怕的預言《1984》之外，還有另一個同樣讓人“毛骨悚然”的版本，雖然這本書年代稍微久遠了一點兒，而且也不那麼廣為人知。
它就是英格蘭作家阿道思·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即使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大概也不會料到，赫胥黎和奧威爾的預言截然不同。
赫胥黎描繪了一個六百年後（2532年）的未來世界，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科技主宰了一切。人們接受各種安於現狀的教育、制約和管理，除了阿爾法和貝塔高級階層，以外的大部分人都被標準化、管道化、統一化。
人的慾望可以隨時隨地得到完全的滿足，享受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日子，也不必擔心生老病死帶來的痛苦。
然而，在機器時代，人類的良知、自由、道德、情感，甚至包括宗教、婚姻、家庭等等都成了歷史名詞，剩下的只有一個統一、安定、共享的“美麗新世界”。
奧威爾警告人們將會受到獨裁壓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則認為，人們失去自由、成功乃至歷史並不是“老大哥”之過。在他看來，人們會漸漸“愛上”壓迫，崇拜和享受那些使他們喪失思考能力的高科技。
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禁書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再也沒有人願意讀書；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阻擋我們獲取信息的“爪牙”，赫胥黎擔心的是人們在海量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冷漠；奧威爾害怕的是真理被隱瞞，赫胥黎擔心的是真理被淹沒。
奧威爾害怕的是文化最後成為統治者的工具，赫胥黎擔心的是文化（所謂科技主義）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慾望和“無規則遊戲”的載體。
正如赫胥黎在“重訪美麗新世界”所提及的，那些隨時準備反抗獨裁專制的自由意志論者和唯真理論者“完全忽視了人們對於娛樂的無窮慾望”。
在《1984》中，人們被壓迫而痛苦的尋求自由，而在《美麗新世界》中，人們由於享樂甘心丟掉了自由。簡言之，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
赫胥黎的觀點，我深表贊同。我也不止一次的撰文抨擊時下中國的“全民娛樂”現象。而這些，也都被波茲曼寫進了《娛樂至死》這本書裡。我想告訴大家的是，大抵上已經成為現實的，是赫胥黎的預言，而不是奧威爾的預言。
波茲曼縱覽了美國從印刷術（文字文化）時代、電報和攝影術（圖像時代）、電視廣告時代到娛樂化時代，美國文化與世界觀、價值觀的深刻轉變。其實，這也對應了人類進入21世紀以來，政治、經濟、自由工商業發展尤其是高科技取得突飛猛進以後，無論東西方國家、社會、民眾都整體趨向“全民娛樂”的態勢。
01
波茲曼首先辛辣的指出美國的新聞工作者，比如電視播音員，大多數人在吹風機上花的時間比在播音稿上花的時間多得多，並且由此成為娛樂社會最有魅力的一群人。雖然沒有明文規定，那些不上鏡的人其實已被剝奪了向大眾播報所謂“今日新聞”的權利，但是那些在鏡頭前魅力四射的人確實可以擁有超過百萬美元的年薪。
商人們早在我們之前就已經發現，商品的質量和用途在展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無足輕重的。不論是亞當·斯密備加讚揚還是卡爾·馬克思百般指責，資本主義的原理有一半都是無稽之談。就連能比美國人生產更優質汽車的日本人也深知，與其說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科學，還不如說它是一種“表演藝術”，豐田每年的廣告預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這一切都是走向窮途末路的資本主義的餘渣，或者正相反，都是資本主義成熟後的無味的果實；這一切也是弗洛伊德時代神經官能症的後遺症，是人類任憑上帝毀滅而遭到的報應，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貪婪和慾望的產物。
印刷術時代步入沒落，而電視時代蒸蒸日上。這種轉換從根本上不可逆轉地改變了公眾話語的內容和意義，因為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媒介不可能傳達同樣的思想。隨著印刷術影響的減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構成公共事務的領域都要改變其內容，並且用最適用於電視（娛樂）的表達方式去重新定義。
從印刷術時代到電視廣告（娛樂）時代的轉變，並不僅僅意味著媒介的轉換，而是公眾話語表達方式和受眾思維模式的深刻轉變。
波茲曼繼續分析指出，幾乎每個探討過閱讀對於思維習慣有什麼影響的學者都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閱讀過程能促進理性思維，鉛字那種有序排列的、具有邏輯命題的特點，能夠培養“對於知識的分析管理能力”。
在18世紀和19世紀，印刷術賦予智力一個新的定義，這個定義推崇客觀和理性的思維，同時鼓勵嚴肅、有序和具有邏輯性的公眾話語。印刷術的傳播點燃了人們的希望，至少人們可以理解、預測和控制這個世界以及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種種奧秘。
科學革命——對知識進行分析的典範，開始了對這個世界的改造。也是在18世紀，資本主義被證明是一種理性而開明的經濟制度，宗教迷信遭到猛烈攻擊，王權的神聖受到挑戰，人們認識到社會需要不斷地進步，普及教育勢在必行。
而娛樂需要的是接受和理解，不是求知和思辨。這並不是說，印刷術時代發表的文字就一定都是真實的、正確的。文字不能保證內容的真實性，但是形成一個“語境”，讓人們可以問問“這是真的還是假的”。到了19世紀90年代，語境遭到徹底摧毀，首先是因為插圖和照片的大量侵入，後來是因為無主題語言的使用。
波茲曼舉例說，假如美國的前15位總統如果走在街上，沒有人會認出他們是誰。那個時期的著名律師、牧師和科學家也是如此。想到那些人就是想到他們的著作、文字、演講，他們的社會地位、觀點和知識都是在印刷文字中得到體現的。
如果想想近些年來成為公眾人物的總統、牧師、律師和科學家，你也許會意識到現在的情況有多麼不同。想想尼克松或吉米·卡特，或比利·格雷厄姆，或愛因斯坦，首先進入你腦海的是一個圖像、一張圖片上的臉，或一張電視屏幕上的臉。
至於他們說過些什麼，做過些什麼，你可能一無所知。這就是思維方式在以文字為中心的文化和以圖像為中心的文化中的不同體現。這也是一個幾乎沒有娛樂的文化和一個充滿娛樂的文化所體現出來的區別。
02
在過去，書本一行一行、一頁一頁地把這個世界展示出來。在書本里，這個世界是嚴肅的，人們依據理性生活，通過富有邏輯的批評和其他方式不斷地完善自己。到了19世紀末，“闡釋時代”開始逐漸逝去，另一個時代出現的早期跡象已經顯現——“娛樂業時代”。
這就是新聞報紙的誕生。但是，商業化報紙不再取決於新聞的質量或用途，而是取決於這些新聞來源地的遙遠程度和獲取的速度。1844年5月24日，莫爾斯開闢全國第一條電報線路4年後，美聯社成立了，從此，來路不明、讀者對象不定的新聞開始橫掃整個國家。
梭羅說，電報使相關的東西變得無關。這些源源不斷的信息與它們的受眾之間很少或幾乎沒有任何關係，也就是說，這些信息並沒有賴以存在的社會環境和精神環境。“到處是水卻沒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詩句，也許很能代表這個失去了語境的信息環境：在信息的海洋裡，卻找不到一點兒有用的信息。
不管是在最早的口頭文化還是在印刷術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於它可能促成某種行動。當然，在任何一種交流環境中，輸入總是多於輸出的。但是，由於電報、電視媒介的發明，信息和行動之間的關係變得抽象而疏遠起來了。人們第一次面對信息過剩的問題，這意味著與此同時，人們將面對喪失政治和社會活動能力的問題。
電報（電視）對公眾話語的貢獻就是使它變得無聊而且無能。還不只這些，電報（電視）還使公眾話語變得散亂無序。它帶給我們的是支離破碎的時間和被完全割裂的專注力和判斷力。電報（電視）的主要力量來自它傳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解釋或分析信息。在這方面，電報電視和文字閱讀截然相反。
電報（電視）引入的這種公眾對話形式有著鮮明的特徵：其語言是新聞標題的語言——聳人聽聞、結構零散、沒有特別的目標受眾。“標題黨”容易被記住，也容易被忘記。
新聞的語言是完全不連貫的，一個消息和它前面或後面的另一則消息毫無關係。每個“標題”都是獨立存在的。新聞的受眾必須自己找出其中的含義，發佈新聞的人沒有義務這樣做。久而久之，經電報（電視）描繪過的世界開始變得無法控制，甚至無法解釋了。
03
波茲曼還談到了攝影術對於娛樂化時代的助推。攝影和書寫是不能存在於同一個話語空間的。但是，自從攝影術被確定下來以後，就一直被作為一種“語言”。其實這樣做是很危險的，因為這無形之中抹殺了兩種話語模式之間的本質區別。
攝影是一種只描述特例的語言，在攝影中構成圖像的語言是具體的。與字詞和句子不同的是攝影無法提供給我們關於這個世界的觀點和概念，除非我們自己用語言把圖像轉換成觀點。攝影本身也無法再現無形的、遙遠的、內在的和抽象的一切。
它無法表現“人”，只能表現“一個人”；不能表現“樹”，只能表現“一棵樹”。“看照片只需要能辨認，讀文字卻需要能理解”。照片記錄感受的方式也不同於語言。只有在表現為一系列的主題時，語言才有意義。
如果一個字或一個句子從語境中被抽走，如果讀者或聽者不瞭解前因後果，語言表達的意思就會被扭曲。對於照片來說，就不存在脫離語境這種事情，因為照片根本就不需要語境。事實上，照片的意義就在於能讓形象脫離語境，從而使它們能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
到了19世紀中期，照片和插圖突然大量侵入了符號（文字）環境，這就是丹尼爾·布爾斯廷在其著作《圖像》中所稱的“圖像革命”。布爾斯廷希望通過這樣的表達方式，提醒眾人注意到圖像對語言進行的猛烈攻擊——照片、印刷畫、海報、圖片和廣告，這些圖像無可遏止地迅速覆蓋整個美國文化。
波茲曼特意用了“攻擊”這個詞，是為了強調布爾斯廷的“圖像革命”所表達的深刻含義。以照片為中心的這些圖像不僅僅滿足於對語言起到一個補充的作用，而且試圖要替代語言詮釋、理解和驗證現實的功能。
關於布爾斯廷對圖像革命的暗示，波茲曼做出一個明確的解釋：圖像（包括今天的短視頻）的中心地位削弱了對於信息、新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對於現實的傳統定義。從早期的廣告牌、海報和廣告到後來的所謂“新聞”雜誌和報紙（乃至手機閱讀），圖片（短視頻）把文字驅趕到背景裡，有時乾脆就把它驅逐出境。
後來，廣告商和新聞記者很快發現，一張照片（短視頻）不僅勝過1000個字，而且，如果從銷售情況來看，好處（經濟效益）更多。對於無數美國人來說，“看”取代了“讀”而成為他們進行價值判斷的來源和基礎。
源於電報和攝影術的一個更重要的產物也許是偽語境。偽語境的作用是為了讓脫離生活、毫無關聯的信息獲得一種表面的用處。但偽語境所能提供的不是行動，或解決問題的方法，或變化。這種信息剩下的唯一用處和我們的生活也沒有真正的聯繫。當然，這唯一的用處就是它的娛樂功能。偽語境是喪失活力之後的“文化的最後避難所”。
電視為電報和攝影術提供了最有力的表現形式，把圖像和瞬息時刻的結合發揮到了危險的完美境界，電視成為大眾首選的、最容易接近的“老師”。電視也是他們最可靠的夥伴和朋友。
簡單地說，電視（手機）是“新認識論”的指揮中心。這是一個沒有連續性、沒有意義的世界，一個不要求我們也不允許我們做任何事的世界，一個像孩子們玩的“躲貓貓”遊戲那樣完全獨立閉塞的世界。不過，也是其樂無窮的。
04
電視（手機）還贏得了“神話”的地位。波茲曼認為，以神話的態度看待世界，人們對於這個世界就不會有任何質疑，對於自然真實的東西就會變得熟視無睹。“神話”是一種深深紮根於我們無形意識中的思維方式，這也就是電視的方式。
電子和圖像革命所產生的最令人不安的後果是：電視（手機）呈現出來的世界在我們眼裡已經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這種陌生感的喪失是我們適應能力的一種標誌，而且我們的適應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們的變化程度。
我們的文化對於“電視認識論”的適應非常徹底，我們已經完全接受了電視（手機）對於真理、知識和現實的定義，無聊的東西在我們眼裡充滿了意義，語無倫次變得合情合理。如果我們中的某些人不能適應這個時代的模式，那麼在大眾看來，是這些人不合時宜而絕不是這個時代有什麼問題。
電視（手機）的思維方式和印刷術的思維方式是格格不入的；電視的表達會助長語無倫次和無聊瑣碎；“嚴肅的電視”這種表達方式是自相矛盾的；電視（手機）只有一種不變的聲音——娛樂的聲音。
除此之外，為了加入“偉大的電視對話”，美國各種文化機構正競相學習“電視語言”，換句話說，電視（手機）正在把我們的文化轉變成娛樂業的廣闊舞臺。很有可能到最後，我們會接受它並且喜歡它。這正是赫胥黎50年前擔心過的，現在終於發生了。
波茲曼說：美國的電視節目之所以供不應求，並不是因為人們熱愛美國，而是因為人們熱愛美國的電視。而且，電視展示給觀眾的主題雖多，卻不需要我們動一點兒腦筋，看電視（玩手機）的目的只是感官上得到滿足。
就連很多人都討厭的電視廣告也是精心製作的，悅目的圖像常常伴隨著令人興奮的音樂。我們可以毫無疑問地說，世界上最美的照片是出現在電視廣告裡。換句話說，美國電視全心全意致力於為觀眾提供娛樂。
05
當我們談論電視（手機）的時候，我們不是指一種技術，而是指一種媒介。電視（手機）無法延伸或擴展文字文化，相反，電視只能攻擊文字文化。
波茲曼嚴正指出，不是電視（手機）的娛樂性本身是好是壞，而是電視（手機）把娛樂本身變成了表現一切文化的形式。目前乃至將來，最大的問題不在於電視（手機）為我們展示具有娛樂性的內容，而在於所有的內容都以娛樂的方式表現出來，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電視之所以是電視，最關鍵的一點是要能看，這就是為什麼它的名字叫“電視”的原因所在。人們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動感的畫面——成千上萬的圖片和視頻，稍縱即逝卻斑斕奪目。正是電視（手機）本身的這種性質決定了它必須捨棄思想，來迎合人們對視覺快感的需求，適應庸俗的娛樂業的發展。
當下，電視（手機）已成為我們文化中存在的、瞭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於是——這是關鍵之處——電視（手機）中表現的世界便成了這個世界應該如何存在的模型。娛樂不僅僅在電視上成為話語權的象徵，在線下，這種象徵也準備統治一切。
進入娛樂化時代以後，美國人不再彼此交談，他們彼此娛樂。他們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圖像。他們爭論問題不是靠才華、觀點取勝，而是顏值、名人效應和電視廣告。電視傳遞出來的信息不僅僅是“世界是個大舞臺”，而且是“這個舞臺就在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
文化已經開始採用一種新的方式處理事務，尤其是重要事務。隨著娛樂業和非娛樂業的分界線變得越來越難劃分，文化話語的性質也改變了。波茲曼說，美國的神父和總統，我們的醫生和律師，我們的教育家和新聞播音員，都不再關心如何擔起各自領域內的職責，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向瞭如何讓自己變得更上鏡。
波茲曼還舉例說，有的新聞不管看上去有多嚴重，它後面緊跟著播放的一條廣告就會在瞬間消解它的重要性，甚至讓它顯得稀鬆平常。這是新聞節目結構的一個關鍵，它有力地反駁了電視新聞也是一種嚴肅的公眾話語形式的言論。
我們已經習慣了電視的不連貫性（手機碎片化閱讀），任何一個心智正常的人都不會因為播音員在播完有關核戰爭無法避免的新聞之後說“巨無霸廣告後我們再見”而暈倒。
我們幾乎無法想象這樣的情況會對我們的世界觀產生怎樣的危害，尤其是對那些過於依賴電視瞭解這個世界的兒童觀眾。
波茲曼一針見血地指出，掩藏在電視新聞節目超現實外殼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論，這種理論以一種拋棄邏輯、理性和秩序的話語為特點。在美學中，這種理論被稱為“達達主義”；在哲學中，它被稱為“虛無主義”；在精神病學中，它被稱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臺術語來說，它可以被稱為“雜耍”。
06
波茲曼說，現在美國的“今日新聞”，充斥著很多假信息。假信息並不意味著錯誤的信息，而是意味著使人產生誤解的信息——沒有依據、毫無關聯、支離破碎或流於表面的信息——這些信息讓人產生錯覺，以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實，其實卻離事實的真相越來越遠。
他並不是說電視新聞在故意矇蔽美國人，我想說的是，當新聞被包裝成一種娛樂形式時，它就不可避免地起到了矇蔽作用。
電視節目提供給觀眾的是娛樂而不是信息，這種情況的嚴重性不僅在於我們被剝奪了真實的信息，還在於我們正在逐漸失去判斷什麼是信息的能力。無知是可以補救的，但如果我們把無知當成知識，我們該怎麼做呢？
波茲曼悲觀的認為：西方民主社會將鶯歌燕舞、醉生夢死地消亡，而不是戴著鐐銬一路哀歌。赫胥黎看清了這一點，而奧威爾則沒有。公眾沉醉於現代科技帶來的種種娛樂消遣中，對於自相矛盾這種東西早已失去了感知能力，為了這樣的公眾，處心積慮掩蓋事實顯然是多此一舉。
雖然赫胥黎沒有明確指出電視在這當中起的作用，但他肯定會很贊成羅伯特·麥克尼爾的話：電視就是奧爾德斯·赫胥黎《美麗新世界》中的“解憂丸”。控制人們的不是“老大哥”，而是電視上的“好迪都迪”。
無處不在的商業廣告也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進行了自《資本論》發表以來最猛烈的攻擊。
從19世紀末開始，商業廣告背離了語言陳述。到20世紀50年代，語言形式幾乎從商業廣告中消失了。通過用圖像代替語言，圖像廣告使感染力成為消費者選擇商品的依據，而不再是實踐的檢驗。
理性和廣告早已背道而馳，我們幾乎已經忘記它們之間曾經還存在著某種聯繫。今天，電視廣告上的語言陳述既標新立異又實際缺乏吸引力。
可是，廣告詞（圖像語言）是真是假並不重要，只要觀眾自己從廣告的重複表演中找到某種感覺就夠了。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電視廣告的對象不是產品的品質，而是那些產品消費者的品質。
電影明星、著名運動員、寧靜的湖水、悠閒的垂釣、幽雅的晚餐、浪漫的插曲、快樂的鄉間野餐——所有這些都絲毫沒有提及要出售的產品，但是未來消費者的盲目期待和夢想都盡在其中了。
廣告商需要知道的不是產品有什麼好處，而是購買者有什麼慾望。於是，工商業的重心從產品開發轉向了市場調查。電視廣告把企業從生產有價值的產品引向了設法使消費者感覺產品有價值，這意味著企業的業務已經成為一種偽療法，消費者成了信賴心理表演療法的病人。
所有這一切對於亞當·斯密來說是一個意外，就像政治的轉變讓可敬的喬治·奧威爾感到吃驚一樣，——雖然政治是腐敗的，但它仍將繼續以一種鮮明的話語模式存在著。他鄙視的對象是那些慣用宣傳和欺騙的政客，——他沒有想到，“為站不住腳的觀點辯護”可以成為一種娛樂方式。他害怕的是作為欺騙者的政客，而不是作為娛樂者的政客（乃至大眾）。
07
在一個本身結構屬性就偏向圖像和碎片化的媒介語言裡，電視（手機）註定還要喪失歷史的視角。沒有了連續性、邏輯性和語境，“零星破碎的信息無法彙集成一個連貫而充滿智慧的整體”。
我們不是拒絕記憶，我們也沒有認為歷史不值得記憶，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已經被改造得不會記憶了。如果記憶不僅僅是懷舊，那麼語境就應該成為記憶的基本條件——理論、洞察力、比喻——某種可以組織和明辨事實的東西。
但是，圖像、廣告和瞬間即逝的新聞、娛樂節目無法提供給我們語境。因為有了電視和手機的綜合呈現，我們便縱身躍入了一個與過去毫無關聯的現時世界。亨利·福特說：“歷史是一派胡言。”福特能這麼說，他對印刷術的態度應該算是樂觀的。對他的這番高論，電源插頭的回答該是：“歷史根本不存在。”
波茲曼說，如果上述這些觀點還有幾分道理，那麼奧威爾的預測又錯了，至少對於西方民主國家來說是這樣。他預見到歷史將消失，但他認為這是政府所為，是類似於“真理部”這樣的機構系統地毀滅對政府不利的史實和記錄。
當然，這正是蘇聯的做法。但是，赫胥黎的預測更接近事實：歷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殘酷的手段，表面溫和的現代科技（媒介）通過為民眾提供一種政治形象、瞬間快樂和安慰療法，能夠同樣有效地讓歷史（真相）銷聲匿跡，也許還更長久，並且不會遭到任何反對。
08
電視和手機的普及，對於傳統閱讀也是一個極大挑戰。電視（手機）不是禁止書籍，而是要取代書籍。同禁書制度的鬥爭主要是在19世紀，但真正取得勝利卻是在20世紀。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是由電視（手機）的經濟和象徵結構造成的。
那些經營電視（娛樂節目）的人從來沒有限制我們獲得信息，而是不斷擴大我們獲得信息的途徑。我們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奧威爾式的，它想盡一切辦法讓我們不斷地看電視（玩手機），但是我們看到的只是使信息簡單化的一種媒介（手段），它使信息變得沒有內容、沒有歷史、沒有語境，也就是說，信息被包裝成為娛樂。
在教育方面更加如此，波茲曼舉例講，《芝麻街》能否教給孩子們字母和數字完全不重要。約翰·杜威曾經說過，課程的內容是學習過程中最不重要的東西。我們這裡也許可以借用他的觀點作為指導。
他在《經驗與教育》中寫道：“也許人們對於教育最大的錯誤認識是，一個人學會的只有他當時正在學習的東西。其實，伴隨學習的過程形成持久的態度……也許比拼寫課或地理歷史課更為重要……因為這些態度才是在未來發揮重要作用的東西。”
換句話說，一個人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學習的方法。“我們學習我們要做的事情”。如今，電視（娛樂化）教育的方法是讓孩子們去做電視（iPad）要求他們做的事情，當然這和教室對他們提出的要求相去甚遠，就像讀書和看戲，其實本風馬牛不相及一樣。
人們也不再認為教育應該建立在緩慢發展的鉛字上，一種建立在快速變化的電子圖像之上的新型教育模式已經出現在我們面前。
目前的教室還在利用鉛字，但它們之間的聯繫已經日漸削弱了。而電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續發展著，為“什麼是知識”和“怎樣獲得知識”重新進行了定義。
波茲曼說，美國目前最大的教育產業不是在教室裡，而是在家裡，在電視機前，在手機上。這個產業的管理者不是學校裡的行政人員和教師，而是電視、網絡、APP公司的董事會和娛樂節目製作人。
波茲曼最後談到了一檔“反娛樂化”的節目，——《週六夜現場》是讓全國人民在一片大笑中認識到了電視對公眾話語的控制。但是，笑到最後的還是電視。為了爭取到足夠的觀眾，這個節目也必須具有很強的娛樂性。
也就是說，對於電視（娛樂）的批評最後還是要依賴電視（娛樂）自身的力量。而這個節目中的參與者又可能會成為名人，會出現在電影、電視劇裡，最後，再回到電視（手機）上效力於商業廣告。這足以令人感到無比的可笑與悲哀。
09
如果說赫胥黎的預言在20世紀的美國應驗了，那麼波茲曼的觀點則在21世紀的中國也應驗了。我們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到底，什麼叫做“娛樂至死”？
一言以蔽之，即採取娛樂化、低智化、遊戲化與低成本、可持續性、容易抓住人性的弱點，輕易就能取得刺激性快樂的方法。以達到制約、卸除人們的思想和不滿，尤其是底層人群。
娛樂要越多越好，遊戲要越玄幻越好，各種綜藝和選秀要鋪天蓋地，無腦的、爛俗的、狗血的偶像劇亦越多越好，這樣，便使得本就腦殘的人們更加失去獨立思考的意識與能力。
當這些具備“毒品”效應的東西時時觸手可及，並且，進而變成一種依賴與“信仰”，更多的人便會“安分”的、“快樂”的、“無知無覺”的混過這一生。
就我們現在電視上、網絡上所看到的，很顯然，大多數內容都過於“物質化”和“娛樂化”。並且，就連一些科普類或者文藝類的節目也走向“庸俗化”和“綜藝化”。
尤其是近幾年來，各類綜藝節目的大火，讓一些覺得有利可圖的大佬，一下子聚焦在了這棵“搖錢樹”上。我們每天手機包括其他的客戶端上刷到的、看到的，起碼有80%內容比例是有關綜藝娛樂的。
房地產、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逐步萎縮，在一定程度上也充分刺激了互聯網“割韭菜”產業、尤其是娛樂業、影視業所謂流量明星、網紅們的“興旺發達”。
不是“雞太美”，也不是人們真的那麼在乎明星，更不是明星們本身的價值和吸引使人慾罷不能。
這僅僅是在所謂科技主義的侵染、包裝下，從上至下，從媒體導向到全民娛樂的、實質為“拜金主義”的價值觀（下行），致使“妖風”盛行。這是令人堪憂的、不敢預想未來與否的“美麗新世界”時代的序幕，緩緩拉開。
人，創造價值，價值決定了價格與市場。真正的人才和產品決定了自由的市場競爭、健康良性的發展循環；現在，已顛覆為資本先“創造”甚至是壟斷市場，“代言人”明星、網紅被直接標上了價格。
大佬們的貪婪決定了墮落的、冷漠的、惡性的金錢社會。這，就是“全民娛樂”的實質。
10
古語云：婊子無情，戲子無義。
兩千多年以來，一直是以文明古國、禮儀之邦自詡的大中華，所謂的“笑貧不笑娼”也只是古人的解嘲之語。在歷史上，還沒有哪個朝代真的只知道崇拜金錢，也沒有哪個婊子真的可以亡了國。
因為在古代，不管商人怎樣富可敵國，他們始終處於社會階層的末端。官商勾結的最壞結果也不過是改朝換代。諸如戲子則更是“下九流”，不過是錦上添花的一類存在。
過去我們常說，中國的傳統文化禁錮了我們的思想，毒害人心。但從某種意義上講，它也約束、淨化了中國社會。就如科舉，它再是腐朽也選拔了不少仁人志士。
可是，到了現在就不一樣了，我們評價一個人成功與否的標準早已發生了質的改變。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我們的孩子，現在已經不再夢想著長大了當個科學傢什麼的，而是開始把娛樂明星作為成功的標尺。
這種“全民娛樂”所帶來的毒害更甚。
加之移動互聯網平臺的“為虎作倀”，諸如綜藝、娛樂、網遊、（泛娛樂化）影視等這些大量充斥著物質性、低智性、誘導性、成癮性的視聽載體，正在意識和思想上，更是在文化上，間接摧毀一個正常、健康、公平社會的精神肌體。
實際上，已然是金錢、名利至上的這個時代，各種明星、網紅這些“跳梁”仍不過是表象。然而，凡事無利不起早。“娛樂至死”的實質所反映出的深層憂患，是這個社會已經沒有了一點廉恥與遮蓋。
大佬們，以及他們的狗腿子，已經是不擇手段，為所欲為。這也是歷朝歷代盛極而衰的先兆之一。
千里之堤，潰於蟻穴。如今，更大的、災難性的後果其實已經露出冰山一角。“娛樂圈”的混亂與墮落，以及這個龐大的泛群體所傳遞和影響全社會的價值取向，已不僅僅是愚民，而是“廢民”。
這就叫，——軟刀子殺人不見血了。
張鋒編撰 己亥夏寫於上海
庚子清明修改於望城翠彧軒
注：本文部分內容取材於波茲曼《娛樂至死》相關章節，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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