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被譽為“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 ”，而就是這麼一個受推崇、受尊敬的作家，在家庭中卻毫無地位可言。他的兒子回憶稱：“在我們家說話真的挺隨便，其實我父親說話經常會受到我們的攻擊和批判。”被逼無奈的汪曾祺也頂多會回一句：“你們要對我態度好一點哦，我以後可是要進文學史的人！”不過，從“汪家歷程”來看，汪曾祺“淪落”至此彷彿也是必然。
“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想念我的父親（我現在還常常夢見他），想念我的童年，雖然我現在是七十二歲，皤然——老了”。
古稀之年的汪曾祺，仍會忍不住地回憶起和父親在一起的日子：夏天，父親給汪曾祺糊養金鈴子的盒子，讓他看金鈴子在裡面爬，吃切成小塊的梨；秋天，父親買來拉秧的小西瓜，把瓜瓤掏空，在瓜皮上鏤刻出很細緻的圖案，做成幾盞西瓜燈，西瓜燈裡點了蠟燭，撒下一片綠光。想到這裡，汪曾祺總是頗為得意：“我的童年是很美的。”
汪曾祺一直都清清楚楚的記著父親的生日、姓名：父親排行老三，陰曆九月初九重陽節那天出生，所以取名“菊生”。
最讓汪曾祺印象深刻的是“父親是個很隨和的人，我很少見他發過脾氣，對待子女，從無疾言厲色”。父子間的關係總是平等、友好的。
而父親對汪曾祺的學業雖是關心，但並不強求，汪曾祺數學不好，他並不責怪，認為只要及格就行。不過，父親倒是支持汪曾祺的興趣愛好。汪曾祺喜歡戲劇，初中時便愛唱，父親就在一旁為他拉胡琴。學校開同樂會，汪曾祺和幾個同學清唱，父親就到學校為他們伴奏。“父親那麼大的人陪著幾個孩子玩了一下午，還挺高興。”
十七歲時，汪曾祺有了初戀，看到在寫情書的汪曾祺，父親趕緊湊到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幾歲就學會了抽菸喝酒。他喝酒，給我也倒一杯。抽菸，一次抽出兩根，他一根我一根。他還總是先給我點上火。”
在常理看來，父子間不會分享的，比如戀愛；長輩不大容許孩子做的，比如抽菸、喝酒，汪家居然都發生了，這足以說明父親對孩子的寬容。對這種“他人或以為怪”的關係，汪曾祺的父親卻說：“我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汪曾祺當時的那個時代還沒有客觀地認識到抽菸、喝酒危害性的一面，汪曾祺所舉只是他基於他生活習性和個人習慣，切不可刻意模仿。
“我們管爸爸叫‘老頭兒’”
“時間真快，爸爸走了十幾年了。他要是還在，今年該是91歲了。多想當面再喊他一聲——‘老頭兒’”
多年以後，汪曾祺的兒子汪朗像當年汪曾祺想念自己的父親一樣想念他。
“我們管爸爸叫‘老頭兒’”，“老頭兒”是汪曾祺在他尚未到60歲時獲得的稱呼。儘管他被人稱“著名作家”，參加活動被人稱為汪先生、汪老師、汪老，但是在家人中間，不只是汪朗的媽媽這樣叫，汪朗和兩個妹妹也這樣叫，就連汪朗的女兒同樣這樣叫，她小時還對著汪曾祺念歌謠：“老頭子，上山抓猴子。猴子一蹦，老頭兒沒用。”有時外人來了，他們談話之間，一不留神也常把“老頭兒”冒出來，
客人往往十分納悶：這家人怎麼回事？沒大沒小。關於汪曾祺對他們兄妹三人的“管教”，汪朗回憶稱，媽媽倒是望子成龍，但自己從從小學、中學到大學都不會寫東西，父親好像也看出了孩子沒有什麼“才情”，也就不費勁教了，甚至還說：“我上學的時候也沒誰教我啊。”對汪朗的幾次戀愛，汪曾祺採取的態度是“聞而不問”，瞭解，但不干涉。
汪朗的女兒很小的時候，因原始的“母性”的緣故，總愛擺弄娃娃，還從樓下挖來泥巴和爛草，給娃娃做“點心”，經常會捧著一攤攤連泥帶水的黑東西端到正在寫作的汪曾祺面前：“老頭兒，瞧瞧！”“老頭兒”必定很及時地放下手裡的活兒，看一看，聞一聞：“做得真香！真好！”
不僅如此，孫女還說汪曾祺的文章“一點也不好，和別人的不一樣，沒詞兒”。當時她上小學，老師讓班上的同學從名著中找點優美的詞彙用在作文中，她在“老頭兒”的文章中找了半天，一無所獲，便很是惱火。“老頭兒”聽了卻只顧哈哈笑。
在汪朗看來，無論是他們兄妹，還是自己的女兒，對“老頭兒”沒大沒小，是他自找的：“他一向主張父母與子女之間應該平等相處，從不講究什麼父道尊嚴。”
“兒女是屬於他們自己的”
事實上，對兩代人的關係，汪曾祺是有明確的主張的：“我覺得一個現代化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有意思。”
汪曾祺回憶自己的父親是：“我父親是個隨便的人，比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汪曾祺父親的這種態度也傳給了他。汪曾祺與三個兒女、甚至小孫女們，家庭所有成員之間沒大沒小、親密無間的生活和對話，正是受他這種
平視視角和平等心態的影響。
傳統文化歷來非常重視家庭和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尤其是長幼秩序，新文化運動之後，這種觀念有所轉變。魯迅就曾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從進化論的角度指出“後起的生命，總比以前的生命更有意義” ，他批評舊中國“本位應在幼者，卻反在長者；置重應在將來，卻反在過去”。
在這點上，汪曾祺的一句話或許可以看做補充：“兒女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他們的現在，和他們的未來，都應由他們自己來設計。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而且，可惡！另外，作為一個父親，應該儘量保持一點童心。”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汪曾祺的這種態度，還影響了他寫作的態度，他的作品中卻往往把苦難一筆帶過，更多則是在發掘那些生活中存在的、但大家往往會忽略的美好——就像他所營造的平等、溫馨、幽默、通達的汪氏家風。
參考文獻：《舊人舊事》《老頭兒汪曾祺：我們眼中的父親》《父子為何成兄弟——雜說汪曾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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