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隔離和防護時期，是個類似戰爭的非常時期。在這個時期，依靠精緻複雜交易體系的市場和企業都是非常脆弱的。在防護管制和隔離導致的突發式“市場失靈”時刻，政府應該立即發揮看得見手的保障作用，呵護此時脆弱的市場經濟和中小企業。成立中央領導小組，全國一盤棋，統一資源調度和統籌協調。切莫低估疫情對經濟的衝擊，以免犯疫情早期同樣的失誤。
低估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與低估新型冠狀病毒的危害一樣，甚至跟當初某些專家宣稱病毒“不會人傳人”一樣，可能會造成政策決策失誤。
有許多學者將現在的新冠病毒與2003年的非典相比，得出僅僅影響GDP增速1-2個百分點的結論，認為只是短期衝擊，對長期影響不大。這樣的結論顯然過於機械樂觀刻舟求劍，很可能對中央政策層決策造成誤判。
做經濟研究不能只沉迷於冰冷的宏觀數據和簡單的機械類比，而是要看到統計數字背後一個個活生生的商鋪廠房、柴米油鹽、吃穿住行等人間煙火，尤其是處於弱勢的中小企業和低收入人群。
因為，現在的新冠病毒的傳染性和國際影響與非典有很大不同，現在的經濟結構與總量也與非典時期有很大不同。現在高鐵（人流）、通信（信息流）非常發達，病毒和恐慌傳染速度明顯加快，導致內部各地處於封城、封區狀態，外部有些國家已經開始“封國”，很多國家也在撤僑。單單這兩方面，對內需和外需幾乎都是“KO”和“冰封”。
今天的中國經濟也絕非16年前，16年發生了根本上的變化，內需和服務業已經從那時的經濟動力附屬，變成了今天的主導力量。另外，今天的金融業也已經高度發達，槓桿率已經增長了數倍（250%左右），這也意味著經濟的脆弱性升高了。
最重要的一點，2003年，中國兩大增量紅利正在開啟：全球化和城市化。這兩大增量因素，足以彌補非典這個外生衝擊。現在的中國經濟基本就是存量經濟，且邊際產出遞減的存量經濟。複雜社會風險理論表明，存量+邊際產量遞減狀態，是最脆弱的。
而且，今天的中國經濟本身就處於“L”型下滑狀態，內生的風險還沒消除，再疊加這個巨大的而且是未知的疫情外生衝擊，這個風險可想而知。
GDP是時間的函數。我們粗略估算，疊加其他連鎖效應，如果疫情持續1-2個月，對GDP增長率影響2-3個百分點，持續3個月以上，由於可能引發較多企業破產及重大金融風險，對經濟的影響可能超過3個百分點（一季度GDP很可能負增長）。
所以，本著“小心無過火”、“過度優於不足”的應急原則，吸取這次疫情早期不夠重視導致錯失應對黃金窗口的教訓，建議中央成立領導小組進入應對狀態，啟動金融風險應急防控機制，提前做好系統性風險預警，安排對經營困難的中小企業紓困，妥善安排失業人員，保障重大民生物資供給。
與防控病毒一樣，應對疫情時期的經濟問題，不應該盲目樂觀，應該用百分之百的狀態應對百分之一的風險。
本文目錄
一、宏觀層面：總供需斷層和金融風險暴露是主要衝擊點
二、中觀層面：交運、零售、住宿餐飲和人力密集型製造業將遭到重創
三、微觀層面：中小企業可能會遭到致命打擊，失業上升，局部地區可能出現“斷供潮”
四、對策建議：成立中央領導小組，做好應急預案，非常時期呵護脆弱的市場經濟和中小企業
一、宏觀層面：供需斷層和金融風險暴露是主要衝擊點
此次疫情發生的太突然，由於前期處置不利，導致傳染爆發式增長，各地只能迅速進入以封閉隔離為主要形式的應急狀態，這對經濟導致的衝擊就會呈現出類似戰爭一樣的情景：斷層式衝擊。
這個衝擊將同時引發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同時斷層。在需求側，對於三駕馬車：
――消費：需要線下人際交互才能完成的消費斷層式收縮，加上疫情前景不明朗和恐慌造成的預防心態，消費計劃會急劇下降，整個需求尤其是傳統服務型需求肯定會大幅萎縮。
――投資：各地政府忙於應對疫情，基建投資肯定大幅萎縮；由於要素不能正常流動，各企業日常運營都無暇應對，加上悲觀預期，投資也會呈現斷崖式下跌。
――淨出口：WHO宣佈中國新冠病毒爆發為“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美國“撤僑+封國”，日本撤僑，已經有十幾個國家對中國停飛停航，估計這段時間內進出口的數據都非常難看，可能創幾十年新低。
在供給側，由於延期復工和封閉隔離，大部分企事業單位將無法從事正常的生產活動，造成生產要素閒置和物流人流阻梗，總供給也會遭受重大沖擊。
供給側的衝擊機理，從生產函數結構來看，首先直接衝擊的當然是勞動力。對於重災區域來說，很多勞動力可能處於染病、疑似和隔離狀態，無法正常工作。對於全國來說，延期復工相當於生產供應的連續性斷裂，雖然有些會按期復工，但也會因為非常時期的種種隔離和檢測措施而降低效率。勞動要素投入量（時間）的減少，是供給側斷層的主要原因。
由於總供需都會萎縮，所以總體價格水平倒是可以保持平穩（如圖1）。但有些價格彈性較低的必需品行業，很可能因為總供給降低但總需求沒有相應降低導致的價格快速上漲（如圖2）。
圖1 總供需同時萎縮，物價相對平穩
圖2 警惕某些剛需物資搶購現象
如果說總供給和總需求還有緩衝的餘地，比如線上購物和辦公、餐飲外賣等形式，那麼金融層面的衝擊可能更加嚴重和危險。本次疫情對金融體系的衝擊主要有三個渠道：
1，市場心理預期渠道，也就是投資者恐慌拋售資產對金融市場的衝擊。毫無疑問，除了醫藥等板塊，A股一旦開市肯定是集體大跌（補跌）的狀態，並會產生嚴重的外溢效應，比如引起人民幣匯率大幅貶值。
2，流動性和信用渠道。由於無法正常開工，營業性現金流吃緊，應收賬款週轉率降低，很容易發生資金鍊斷裂。同時會發生大面積的信用違約，一些營收對疫情尤為敏感的行業企業，收入會大幅收縮，這樣就會導致：一方面，企業可能無法在這個時期按時還本付息，意味著債務違約。另一方面，還能如期按時付息的，由於營收大幅下降，銀行可能調低信用評級或將其信貸列入關注類（內部評級），繼而會發生抽貸斷貸等問題。實際上，即使不發生疫情，2020年第一季度也是一個債務償還的高峰期。
3，風險交叉感染渠道。流動性風險、市場風險、信用風險等可能像傳染病一樣交叉感染。
所以從宏觀上，這次疫情是對中國經濟，尤其是金融和信用體系一次重大沖擊，由於無法正常有效的開展經濟活動，使本已經處於經濟下行的經濟雪上加霜。
二、中觀層面：零售、交運、旅遊、線下娛樂等服務業和人力密集型製造業將遭到重創
疫情對不同行業的衝擊程度不一樣。從2003年非典的情況來看，零售、交運、旅遊等遭到重創，三大產業中服務業影響最大。但是由於2003年我國的服務業在各方面佔比還不高，所以對整個經濟的衝擊和影響並不大。現在我國的服務業增加值佔比已經達到53%，超過2003年12個百分點，所以總的影響肯定會非常嚴重。
交通運輸和倉儲行業影響最大。由於採取隔離式防護，各地封城、封區，有些地方還通過道路破壞的方式進行隔離，無疑對交運造成直接的、嚴重的影響。從2003年非典來看，交通運輸、倉儲行業的增加值同比下降了5個百分點。
零售業影響非常大。源自“反向節日效應”，本來春節是零售業的黃金時期，節日禮品、節日食品飲料和裝飾品等應該爆發式增長，但受疫情影響卻斷崖式下跌。比如廣州一條以花市為主的商業街，由於疫情強制提前關閉，商戶遭受重大損失，出現了部分商戶破產和貸款違約的現象。據筆者的調研，很多城市的shopping mall，大型購物廣場等購物場所基本關閉（有些只保留了超市開放），這顯然嚴重影響了零售消費。
圖3 廣州花市商店因疫情被迫關閉
同樣享受節日效應的電影業也遭受重創。影院被迫關閉，電影下線，原本靠春節效應衝擊票房收入的賀歲片無法按計劃上映，損失嚴重。一些小的院線和製片公司面臨破產壓力。
旅遊業基本“零封”，也是靠春節吸引客流的景點和主題公園停止營業，原本賺的盆滿缽滿的旅遊公司和相關的交通公司，今年營收基本為零。這些行業，由於主要靠春節這個特殊時段，所以即使疫情過後，恢復起來也不夠樂觀。
其他需要人際線下互動的服務業也將面臨巨大的壓力。會議活動基本取消，即使一些戶外活動也被嚴格限制（政府相關部門用攝像頭監控），娛樂活動基本停止。住宿、餐飲行業受到的影響最大。以往熙熙攘攘的大街，客流如織的酒店和餐館，如今基本都停止營業，恢復營業的時間，至少未來半個月不樂觀。
圖4 非典期間零售行業遭到重創，住宿和餐飲業尤為嚴重
需要民工返城的建築業也將遭到重創，由於疫情隔離時期交通、生活等諸多不便，生活成本大幅提高，建築業會出現招工異常困難，加上環保趨嚴，很難恢復正常活動。一些自動化程度低、政府保障服務不夠只能一刀切禁止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會因為投資和出口需求萎縮，整個產業鏈會遭到破壞。如果破壞時間較長（超過三個月），可能會遭到毀滅性打擊。隨著疫情嚴重程度逐漸降低，人們的防護設備和經驗逐漸完善和豐富，生產活動會逐漸恢復，雖然生產效率和需求總量因為疫情控制仍然會降低。
作為服務業的金融業會受到非常不利影響，但是間接和緩慢的，可以逐漸消化。與實體經濟聯繫緊密，更多需要線下活動的銀行業受影響最大。銀行業務的一個特徵是“開門紅”，信貸“早投放早受益”，一二季度是銀行業最重要的“播種時節”，一年的信貸投放大約六成到七成在上半年，尤其是第一季度投放。由於疫情影響，銀行的開門紅變成了開門黑，業務規模和收益肯定受到較大的衝擊。另外，疫情對實體經濟的衝擊，企業經營狀況的惡化，會提高銀行的不良資產率。
如果疫情超過三個月，以上行業的增加值很可能不僅不會增長，還可能會下滑，即行業增加值增長率為負。
當然，也會有不少行業受益。比如醫藥、衛生防護、線上購物和娛樂（手遊）等。但這些行業的增加值增長無法彌補其它行業的萎縮。
三、微觀層面：中小企業可能會遭到致命衝擊，失業上升，局部地區可能會引發“斷供潮”
同銀根緊縮造成的流動性衝擊一樣，疫情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也呈現出顯著的分層結構。受影響最大的當然是那些缺乏自由現金流和其它保障緩衝的，本身就異常脆弱的中小企業。
1，中小企業的先天脆弱性。由於規模小、業務單一，自由現金流匱乏，在產業鏈（定價和訂單）上處於弱勢，稍有不慎就會破產。這也是中國的中小企業生命週期短的主要原因。在疫情爆發時期，稍微一點風吹草動就可能將中小企業逼到崩潰的邊緣。
2，受衝擊最大的領域恰恰是民營和中小企業密集的領域。由於受到疫情衝擊最大的行業，比如住宿、餐飲、零售、娛樂等，都是需求下游中小企業密集的行業，加之出口領域也是以民營和中小企業為主導，所以從行業結構來看，受到衝擊最大的也是他們。
3，經濟下行期，中小企業的經營狀況本身就在惡化，疫情衝擊無疑是雪上加霜。據個人不全面調研，如果不能恢復生產，獲得營業性現金流，大部分小企業可能只能維持2個月左右的存續。另外現在一些地區政府對中小和民營企業賴賬嚴重，也不是說不還，而是總是拿著換屆和其它重大活動忙亂等藉口不還，應收賬款基本成為壞賬，很快要被拖死。這無疑是雪上加霜。
4，疫情期間，衛生防護和環保成本上升，對企業也是額外的負擔。大型國企還能承擔，但對中小企業來說很可能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圖5 某小企業老闆因買不到防護設備沒法開工， 資料來源：筆者微信對話記錄
5，疫情停工期間，企業照樣發放工資和繳納五險一金，這無疑是讓企業承擔公共部門（靠稅收）本該承擔的社會保障成本。國有企業是國家所有的資產，承擔這些無可厚非，家底厚，也能承受。但對中小企業來說，是一個非常重的負擔，也很難持續下去。
如果疫情短期無法結束，作為吸納就業最多的中小企業被拖垮，失業人數會快速上升，這無疑會進一步打壓需求。還可能在一些疫情嚴重長時間沒法恢復生產的地區，因為裁員和降薪出現還不起房貸引發的“斷供潮”，這將引發房價下跌和區域信用危機，嚴重的還會引發社會問題。
四、對策建議：成立中央領導小組，進入應急狀態，非常時期呵護脆弱的市場經濟和中小企業
疫情隔離和防護時期，是個類似戰爭的非常時期（軍管）。在這個時期，依靠精緻複雜交易體系的市場和企業都是非常脆弱的。在防護管制和隔離導致的突發式“市場失靈”時刻，政府應該立即發揮看得見手的保障作用，呵護此時脆弱的市場經濟和中小企業。成立中央領導小組，全國一盤棋，統一資源調度和統籌協調。切莫低估疫情對經濟的衝擊，以免犯疫情早期同樣的失誤。
根據上面的分析，提出以下需要立即實施的建議：
1，成立中央領導擔任總指揮的，各相關中央部委統籌協調，各地方政府貫徹落實的中央領導小組。
從武漢公共部門疫情處置情況來看，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統籌安排體系，各部門各自為戰、互相推諉扯皮，無法根據情況及時有效的安排、調度物資和人員，就會貽誤時機，缺乏效率，浪費寶貴的救災資源。我們看到武漢的一些救災情況，比如一方面口罩、防護服等急缺醫療物資在某些地方囤積，另一方面一線的醫護戰士又得不到支援；再比如在封城的情況下，大量的民用場所比如酒店、招待所等設施閒置，卻沒有按照重大公共事件應急機制進行徵用、改造。這些都需要中央垂直管理、縱向指導、統籌安排。
2，建立金融市場應急維穩機制。保持流動性充裕，由點到面，提早預警、防範批量化、蔓延式信用違約事件；可考慮暫時關閉證券交易所至少五個工作日，後期視情況開市。
金融穩定委員會提高工作力度，各政策部門協調實施應對和應急方案。財政部可以發行專門針對疫情的特別國債，各地方專項債中也可以增加額度，專款專用應對疫情。
央行要保證流動性寬鬆，問題金融機構可以延後處理。資管新規繼續傳遞寬鬆執行和延長過渡期的信號。在外匯市場建立特殊時期維穩基金，保證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等等。
對股市來說，現在是非常時刻，全球都對中國疫情產生過度恐慌，市場機制已經失靈，投資者已經非理性，一個交易主體非理性的交易所，融資和交易功能都基本喪失，開市已經沒有意義，只能成為投資者發洩恐慌情緒、空頭輕易獲利的場所。如果盲目開市，很容易造成錯殺。
3，各地政府由市委書記牽頭，成立中小企業應急協調小組。
小組的主要職責主要包括但不限於：幫助協調上下游訂單延期、貸款展期、租金減免等問題，允許經營困難的企業優先降薪而不是裁員。考慮到非常時期的人工、物流等成本提高，允許企業產品適度提價。協調企業和工人的工資協商，對於無法正常開工、財務狀況不佳的企業，可建議降低薪酬、只發基本工資，或者延後發放工資薪酬等。
4，暫免中小企業三個月稅收（包括五險一金），渡過非常時期後可考慮分期遞補。
稅收和人工社保成本是中小企業的主要成本負擔，特殊時期可以考慮暫緩上繳，後期視經營情況補繳，或減免、遞延補繳。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堅決制止一些地方基層稅務和行政權力部門特殊時期，亂收費亂罰款的涸澤而漁行為。
5，對重大民生行業員工、工人採取特殊衛生安全保護措施保障正常運營。
圖6 浙江省企業疫情防護組織架構與開工時間建議
對於民生剛需物資和服務行業，指導企業建立衛生防護制度和出現疑似病例應急處理機制。對中小企業免費或者低價提供測溫槍、口罩、消毒液等防護物資，在保障公共衛生安全的前提下恢復正常運營，最大化的減少疫情對生產活動的不利影響。
(本文作者介紹：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西澤金融研究院院長，曾擔任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平安銀行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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