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桑拿館等娛樂業發生的組織賣淫案中，涉案人員常常較多，包括總經理、副總經理、部門經理、財務和出納，等等。總經理定組織賣淫罪，財務、出納定協助組織賣淫罪，一般沒有爭議，有爭議的是副總經理和部門經理的定性：定組織賣淫還是定協助組織賣淫。

一

協助組織賣淫，是組織賣淫的幫助行為。幫助行為，是指為其他共同犯罪人實行犯罪創造便利條件，在共同犯罪中起輔助作用的行為，幫助行為不是刑法分則所規定的犯罪的實行行為。

區分協助組織賣淫罪和組織賣淫罪，並非看行為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是看其是否實施了組織賣淫罪的實行行為。如果行為人只是為組織賣淫創造便利條件，沒有實行組織賣淫的實行行為，定協助賣淫罪；如果行為人實施了組織賣淫的實行行為，定組織賣淫罪，如果行為人起的是次要作用，定性也不改變，只是可以認定為從犯。

組織賣淫罪的實行行為，是指以招募、僱傭、強迫、引誘、容留等手段，控制多人從事賣淫的行為，控制多人賣淫是組織賣淫罪實行行為的本質特徵。如果行為人實施了控制多人賣淫行為，定組織賣淫，如果只是為他人實施控制多人賣淫提供協助，定協助組織賣淫。

二

在廣東省東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8）粵1973刑初1180號刑事判決書（廣東省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粵19刑終737號刑事裁定書予以維持）中，法院認為，“區分組織賣淫罪和協助組織賣淫、容留賣淫、介紹賣淫罪的關鍵是看行為人是否對賣淫者具有組織、管理、控制行為。”

該案被告人廖某，持有涉案酒店10%的股份，公訴機關指控其犯組織賣淫罪，但法院認為，廖某作為後勤主管，負責消防、水電、設施維護、採購等，其行為應定性為協助組織賣淫行為，應以協助組織賣淫罪定罪處罰。該案被告人胡某，作為“媽咪”（業務經理），負責管理賣淫人員，被告人張某作為胡某的助手，二人均構成組織賣淫罪，鑑於二人是在酒店的管理下實施犯罪，起次要作用，是從犯。

類似的裁判邏輯，在廣東省東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8）粵1973刑初2265號刑事判決書中也有體現。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楊某犯協助組織賣淫罪，但法院認為，楊某有開會，商討開展組織賣淫事宜，制定項目、價格及提成，並對技師的賣淫行為進行管理，其行為應定性為組織賣淫罪，鑑於其作用較小，可認定為從犯。

結語

涉案副總經理的定性，根據分管的工作是否是控制他人賣淫，確定其行為是組織賣淫還是協助組織賣淫。部門經理，如果其工作是直接實施控制他人賣淫，定組織賣淫；如果其工作不是控制他人賣淫，而是為其他部門控制他人賣淫提供協助，定協助賣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