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輝煌的清華時代》
作者 京都靜源 教授/文學博士
1925 年2月，清華研究院籌備委員會成立，制定了相關章程，決定先開國學門一科。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又稱清華研究院國學門，是清華大學為大學畢業和有一定國學根柢者專設的學術研究機構。清華國學研究院自籌建之日起，便委託有關人士自國內外網羅尋求國學界德高望重的學術泰斗來擔任研究院導師。“導師”是當時中國二、三十年代清華教職中一個特殊的稱謂，這使它有別於其他一般教授。當時的校長梅貽琦先生在就職演說中就曾說過這樣的話：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這句話至今也是至理名言。
擁有一批高質、穩定的一流教師隊伍，是一所大學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和保障。因此，清華國學研究院自籌建之日起，便委託有關人士自國內外網羅尋求國學界德高望重的泰山北斗來研究院擔任教職，專門聘為導師。
同年3月，經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先生特別推薦，清華學校校長曹雲祥正式聘請陳寅恪回國，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三先生一起出任國學研究院教授。
關於聘請陳寅恪為國學研究院一事，以前大家過分相信陳哲三先生文章中的那段“傳說”。在陳哲三先生的《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一文中，自稱是引述其師，原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學生藍文徵的原話：
“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薦陳寅恪先生，曹說：‘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他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也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先生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
此說常常被文史學界、陳寅恪的研究者們所津津樂道。然而，有幾點不實予以訂正如下：
推薦陳寅恪不在民國十五年，而在民國十四年。
1925年以前的陳寅恪尚未有“寥寥數百字”論文發表，如上文中說“也沒有著作”。何談“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 誰是這個故事的放料人？！
梁啟超先生從來不稱陳寅恪為“陳先生”，只是直稱其名“寅恪”。
梁啟超先生和曹雲祥先生一向不和，他們二人很少能有上述談話的機會。
查梁啟超先生和曹雲祥先生二人各類存世資料，並無上述內容的記錄。
推薦陳寅恪就任國學研究院教授的還有吳雨僧先生，至死不見吳雨僧先生道及此說。
藍文徵先生本人發表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和其它文章中也不見有此說。
至今不見有研究院的其它學生髮表上述內容的文章，而當時只是陳寅恪的很普通的學生的藍文徵如何能知道上述內容的談話？
陳寅恪在文化大革命中寫的交代材料中也不見有上述說明。
此事之本末本來正如吳雨僧先生所說的“費盡氣力”。
1925年2月13日這一天，根據《吳宓日記》記載：“與Y.S.及P.C.談寅恪事，已允。” Y.S.即曹雲祥，P.C.即彭春。2月15日則是“事有變化，議薪未決”。2月16日則事再次找曹雲祥“談寅恪事”，這次果然就OK了。為了聘請陳寅恪，他連續三天和校長談此事。此情此義，感人至深。作為國學研究院主任的吳雨僧先生和教授梁啟超先生在國學研究院的會議上共同推薦陳寅恪：吳雨僧先生推薦的意義在於他的留學海外經歷，使人相信陳寅恪的西學水準。梁啟超先生推薦的意義在於他的國學水準和他與舊知識人的關係，使人相信陳寅恪的國學功力和家庭背景。吳雨僧先生在美國一見陳寅恪就“驚其博學”，他的推薦在情理之中。梁啟超先生和陳寅恪先生一家三代有來往，如無陳寅恪祖父的大力提拔，梁啟超先生不可能成為時務學堂總教習，他的推薦理所當然。此事之原委大體如此。或有人以為此事只是由吳雨僧先生推薦，以我們見到的資料來看，是不確實的。
然而，陳寅恪本人一生不對吳費力推薦自己的事情說一個字！
1925年9月1日，清華研究院國學門正式成立。9 月14日正式開學。
前排左起趙元任、王國維、梁啟超、李濟先生。
1926年7月，陳寅恪正式到北京清華學堂國學研究院上課，根據《清華週刊》第351期的記載，陳寅恪講授的範圍是：
年曆學。
古代碑誌與外族有關係者之研究。
摩尼教經典回紇譯文之研究。
佛教經典各種文字譯本之比較研究。
蒙古、滿洲書籍及碑誌與歷史有關係者之研究。
不難看出，陳寅恪一生的研究重點這裡已經基本概括了。從此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最為平靜和安逸的時期。
1928年春，陳寅恪開始在北京大學兼課，也是講授佛經翻譯文學。秋，他開始講授蒙古源流研究。
1930年清華學校改製為清華大學，他應聘為中文、歷史二系教授。在中文系講授課程為佛經翻譯文學、唐詩研究、《世說新語》研究。在歷史系講授課程魏晉南北朝史專題研究、隋唐五代史專題研究。
1930年開始，他還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及第一組(歷史)主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編委會委員等職。
在《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一文中，陳寅恪深切闡發了其重視歷史的原因，即：
至於本國史學文學思想藝術史等，疑若可以幾於獨立者，察其實際，亦復不然。近年中國古代及近代史料發見雖多，而具有統系與不涉傅會之整理，猶待今後之努力。今日全國大學未必有人焉，能授本國通史，或一代專史，而勝任愉快者。東洲鄰國以三十年來學術銳進之故，其關於吾國曆史之著作，非復國人所能追步。昔元裕之、危太僕、錢受之、萬季野諸人，其品格之隆汙，學術之歧異，不可以一概論；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觀念，即國可亡，而史不可滅。今日國雖倖存，而國史已失其正統，若起先民於地下，其感慨如何?
1923年，陳寅恪在《與妹書》中說：
我所注意者有二：一歷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關係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經典，印度極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類，與佛教史有關者多。
這一研究核心後來集中表現在他的四篇“蒙古源流研究”論文中：即《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原載1930年5月《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冊；《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原載1929年8月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八集92、93期合刊，1930年6月《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冊；《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兩篇同載於1931年4月《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冊。
這些論文是陳寅恪對中國蒙古學研究的最主要貢獻，標誌著我國蒙古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1934年，清華大學文學院代理院長蔣廷黻先生在《歷史系近三年概況》一文中還專門介紹到了陳寅恪先生的教學和科研情況，他說：
國史高級課程中，以陳寅恪教授所擔任者最重要。三年以前，陳教授在本系所授課程多向極專門者，如蒙古史料、唐代西北石刻等，因學生程度不足，頗難引進，近年繼續更改，現分二級。第一級有晉南北朝及隋唐史，第二級有晉南北朝史專題研究及隋唐史專門研究。第一級之二門系普通斷代史性質，以整個一個時代為對象；第二級之二門系Seminar性質，以圖引導學生用新史料或新方法來修改或補充舊史。
短暫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和隨後的清華大學教授時期，可以說是陳寅恪先生一生學術事業最為輝煌和自由的時期。也是他成就最多並奠定了他在歷史學界的地位時期。
1937年抗戰爆發後，11月，陳寅恪帶領全家人經天津到達青島，再到長沙和桂林，最後到香港。而他則隻身一人任前往雲南蒙自，執教那裡的清華、北大和南開臨時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
此後一年中，陳寅恪多次往來於香港和雲南。
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中國史教授。同年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通訊院士。
1940年，陳寅恪的第一部中古史專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問世。
同年9月，為了應英國牛津大學之聘，陳寅恪離開昆明赴香港，準備轉機到英國。因戰事未能成行，後因為許地山先生的推薦，他留在香港大學任客座教授，後接任中國文學系主任。
根據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先生日記中的記載：
晨晤許先生，他說庚委會撥款若干與港大，史樂詩擬聘陳寅恪在港大任哲學教授，一年為期，待遇月薪五百元。
陳寅恪先生留下，成為香港大學教授。香港大學中文系在薄扶林運動場特地舉行了歡迎陳寅恪的聚會。
1941年，許地山因病逝世，陳寅恪被大家推舉成了系主任。
1941年底香港淪陷，陳寅恪在飢餓困頓的情況下閉門治學。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就在這裡寫完的，序末署的是“辛巳元旦陳寅恪書於九龍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號寓廬”。
在此期間，他的一點心境記錄在《陳述序》中：
寅恪僑寓香港，值太平洋之戰，扶疾入國，歸正首丘……回憶前在絕島，蒼黃逃死之際，取一中箱坊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抱持誦讀。其汴京圍困屈降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迴環，國論是非之紛錯，殆極世態詭變之至奇。然其中頗覆有不甚可解者，乃取當日身歷目睹之事，以相印證，則忽豁然心通意會。平生讀史凡四十年，從無似此親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飢餓之苦，遂亦置諸度量之外矣。由今思之，儻非其書喜眾異同，取材詳備，曷足以臻是耶?
在此期間，日偽政權多次派人找他出山。
見《陳寅恪書信集》一書1942年6月19日致傅斯年、朱家驊等人信：
……弟當時實已食粥不飽，臥床難起，此僅病貧而已；更有可危者，即廣州偽組織之誘迫。陳璧君之兇妄，尚不足甚為害，不意北平之偽北京大學亦來誘招，香港倭督及漢奸復欲以軍票二十萬（港幣四十萬）交弟辦東亞文化協會及審定中小學教科書之事，弟雖拒絕但無旅費離港，其苦悶之情不言可知……
1942年，駐港難民太多，致使在港生活已經成為大問題，日軍迫不得已開始了所謂的內地難民返鄉運動，並開放了已經關閉了一年左右的通商口岸。於是，陳寅恪一家人利用這一機會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同年7月到桂林，並開始任教於廣西大學。
在桂林短暫的安定期間，他的第二部中古史專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得以完成。
同年，陳寅恪當選為教育部聘任教授。8月，他已經接受了燕京大學的聘請，見《吳宓日記》1943年8月15日記載：“接寅恪8月4日桂林函……將於八月中攜家赴成都，就燕京教授聘。”
1943年12月，陳寅恪帶領全家到達大後方的成都，臨時執教於當時南遷的燕京大學。
1944年3月，陳寅恪被聘為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名譽導師。
同年7月1日，陳寅恪前往中山大學講學。見中山大學《本校文科研究所特約教授陳寅恪先生在校講學》一文：
陳寅恪教授獲美國哈佛大學文學士，曾任國立清華大學研究教授、國立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研究員兼歷史組主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授。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特聘為中國學研究所主任，因歐戰所阻未能赴聘，改任香港大學英庚款交換教授。現任教育部部聘史學教授執教於廣西大學。本年度金校長特聘為本校研究院特約教授。陳氏以專門研究南北朝史、隋唐史與以梵文比對漢譯佛經及精通十餘種語言文字蜚聲中外。其專門著作因欲矯今日輕易刊書之弊，甚少刊行，僅出版《唐史概要》一書。其重要論文散見於清華學報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1944年12月12日，陳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後一篇《元白詩箋證稿》完成了。就在這天早晨起床後，陳寅恪先生痛苦地發現：本來已經是右眼失明瞭，現在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根據他的女兒陳流求所寫的筆記記載：
一九四五年春天一個早上，父親突然發現兩眼一片漆黑，失明瞭。先叫我通知他當天不能上課，隨後住進存仁醫院。
《吳宓日記》在這一天記載為：“始知寅恪左目今晨又不明”。
到了12月14日，因左眼視網膜脫離，陳寅恪再次住入該院治療。他在成都的存仁醫院做了眼科手術，但是手術沒有成功。從此以後，目盲成了制約陳寅恪獨立進行自由的學術研究的致命傷。早在1944年11月23日，他就在致李濟、傅斯年二先生的信中說：
弟前十日目甚昏花，深恐視網膜脫離，則成瞽廢。後經檢驗，乃是目珠水內有沉澱質，非手術及藥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想是滋養缺少，血輸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瞭），衰老特先。終日苦昏眩而服藥亦難見效，若忽然全瞽，豈不太苦，則生不如死矣。
1945年8月，赴英國治療眼病。由著名眼科專家Steward Duke Elder男爵負責診治，數月奔波，兩次手術，只是對光的感受功能有些好轉，但是他的雙目還是沒能復明。
見《胡適日記》1946年4月16日：
寅恪遺傳甚厚，讀書甚細心，工力甚精，為我國史學界一大重鎮，今兩目都廢，真是學術界一大損失。
1946年春，他自英國經美返回國後，回到北京，再任清華大學教授。他以後詩歌中所謂的短暫的“北歸”生活開始了。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勢趨緊。在蔣介石授意下，朱家驊、傅斯年、蔣經國等開始了所謂的“搶救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細節辦法。首先搶救的便是胡適、梅貽琦、陳寅恪、陳垣、毛子水、錢思亮等先生。
1948年12月15日，陳寅恪、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兩架飛機抵南京。然後，他帶領全家來到廣州。
1949年1月，陳寅恪一家搬進了老朋友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先生的家中。應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之邀，陳寅恪任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1月20日，《嶺南大學校報》上特別刊登了《名教授陳寅恪等將應聘到校授課》的消息。
當時，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已先行搬到了臺灣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和教育部長杭立武二人多次電催陳寅恪坐飛機去臺灣。均遭到了他的拒絕。
綜觀陳寅恪在這段時間內的科研活動，幾乎全是在動盪和戰亂中取得的。
陳寅恪在海外留學期間就比較語言學，為此他學習了多種文字，這為他利用這些文字史料研究中國史，同時在方法論上在繼承了乾嘉學者考據傳統之後，又吸收了西方的歷史語言考證學派的治史方法，運用中西結合的精密的史料考證方法，從許多相關和不相關的史料中考證出歷史事實的真相和關鍵所在。對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特別是李唐氏族淵源和府兵制度研究）、宗教史（特別是佛教史和佛經翻譯、校勘、解釋）、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音韻學和古代語言學、敦煌學、中國古典文學以及史學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均有重要發現，都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1988年，馮友蘭先生在《懷念陳寅恪先生》一文中評價說：
靜安先生與寅恪先生為研究、瞭解中國傳統文化之兩大學者，一則自沉，一則突走，其意一也。靜安先生聞國民革命軍將至北京，以為花落而春亦亡矣；不忍見春之亡，故自沉於水，一瞑不視也。寅恪先生見解放軍已至北京，亦以為花落而春亦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其義亦一也。
接著，馮友蘭先生主張：“靜安先生、寅恪先生即當代文化上之夷齊也。”
馮友蘭先生這一評價是十分恰當的。陳寅恪自己當時已經準備好了要繼續從事不古不今之學的研究，並公開地宣稱其思想不在民國與新中國，仍然是停留在咸豐同治之世。因此，馮友蘭先生的以夷齊說來解釋陳寅恪先生的文化心境尤有深意。
閱讀更多 京都靜源教授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