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道士心中，斯坦因和他一樣，是位虔誠的玄奘信徒。
這位“樂善好施”的外國施主，或許正是接受上天冥冥之中安排，來幫助他修葺敦煌廟宇的信仰者。
以至於後來，伯希和等其他外國探險家來到敦煌，在王道士的眼裡，一切應該都是天意，可能只是代表著一個新的化緣機會而已。
事實上，如果您收起心中對敦煌文物流失，這筆“文化重債”的憤怒，靜下心來想想，或許會有新的感慨。在那個已經飄零難支的清王朝，王道士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他只是當時眾多昏睡不醒、隨處可見的，一個可憐的中國平民之一。
為了敦煌，王道士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再讓他揹負這些文化悲劇的重債，顯得並不那麼合乎時宜。（詳見憑什麼將敦煌文物被盜賣的憤怒,灑在一位道士身上?）
這一切，正如現在敦煌遊人如織，而葬有王道士的“道士塔”，只是在不遠處，悄無聲息，隨風沙斑駁。
其實，在我們義憤填膺指責那些所謂的外國探險家巧取騙奪敦煌文物的時候，難道不是更應該反思是什麼造就了“王道士”的這場敦煌悲劇？
如果你知道那些劫餘後的敦煌文物，遭受了怎樣的苦難之旅，你才能真正體會當時的國人為何會飽受欺凌的原因。
1931年出版的《敦煌劫餘錄》一書前，有陳寅恪的序一篇。“劫餘”二字，取其歷劫僅存之意。難怪，陳寅恪曾痛心疾首：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這一切，正如魯迅先生所剖析，國人對於國粹的態度，向來是“內行偷光，外行就踐踏光”。
所以，敦煌文物後期的悲劇，或許都是一個圈套，只是設局的人並沒有意識到自己也被算計其中。
遺存的敦煌文物在外國探險家“滿載而歸”之後，又遭受了怎樣的苦難之旅？自然非一言兩語可盡道，我們先從第一批敦煌學代表人物羅振玉說起。
羅振玉
1909年冬，當時清朝學部籌建京師圖書館，正在“物色各種古籍，以保存國粹”。伯希和再次返回中國，向羅振玉等中國學者贈送了一批敦煌文物的影印本，引起了震動，國內學者方才得知在甘肅敦煌有這一重要發現，而這一切距離王道士發現敦煌藏經洞已經過去了九年。
在伯希和告訴羅振玉，敦煌藏經洞內仍然遺留有以佛經為主的八千軸寫卷時，羅振玉的心情大概是又驚又喜，立即向學部左丞喬茂楠報告，請求火速電文至陝甘總督毛慶蕃，讓他清查莫高窟經卷文書，悉數購買，運回北京。
羅振玉當時擬好的電文原意大致為，讓毛慶蕃先行墊付購買，學部後期償還等。怎料，學部討論後，將喬茂楠的電文中關於還款一事刪除了。羅振玉著急之餘，請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購買，得到的答覆是：大學無此款。
劉廷琛
羅振玉無奈之下，只好承諾，以農科節省下來的錢充當，不夠的話再加上薪俸等，此事才得以進行。
可是，誰也沒有料想到，這批遺存的經卷文書，從敦煌到北京，這一路，又將是怎樣的一場苦旅。
原來敦煌文物的流失，是在一個極少人知道的環境下進行，直到學部的一紙電文，無異於將敦煌文物價值連城的消息公之於眾。
當時，負責學部調令的是甘肅藩司、代理巡撫的何彥升，他命令敦煌知縣陳澤藩清查剩餘經卷，送達蘭州。
這批文物從出洞的那一刻起，就被當地官員鄉紳哄搶盜竊，押運人員監守自盜之事更是不乏。從敦煌，經過酒泉、高臺、張掖、永登、再到蘭州，這一路就已經有不少經書遺失了。
而從蘭州到北京，沿途官員也是雁過拔毛，為了充數，更是有將長卷經文，一撕為二，這一切似乎已經見怪不怪了。
誰又曾料想到，到了北京之後，等待敦煌文物的又將是什麼？
原來負責押運的甘肅官員傅寶華，在經卷抵達北京後，並未直接送入學部，而是送達代理巡撫何彥升之子何震彝的府邸，長達三天。而這位負責押運的官員恰恰是由何彥升安排的，這一切就像電影劇本一樣，如預料中演出。
李盛鐸
何震彝的老丈人，便是當時大名鼎鼎的李盛鐸，從小就繼承父輩嗜好，樂於蒐集名家著述，數十年如一日，是中國近代最負盛名的藏書家，李家的原藏書樓“木犀軒”，便建在宋代大儒周敦頤的墓旁。同時代的大藏書家傅增湘曾經到木犀軒看李盛鐸的藏書，然而發出了這樣的讚歎：
“統觀藏書全部，量數之豐，部帙之富，門類之賅廣，為近來國內藏書家所罕有。”
當時，在何震彝的府上，李盛鐸與朋友方爾謙，以及同鄉進士，也就是前文提到的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將這些經書的精華部分盜竊一空。
劉廷琛從推脫沒有款項支持保護這批敦煌文物，到似乎勉強答應羅振玉，再到最後夥同李盛鐸用三天時間盜竊了文物中最精華的部分。
有一個細節大家似乎都沒有注意到，劉廷琛與李盛鐸不但是九江同鄉，而且是通家之好，劉的妹妹嫁給了李的兄弟李盛錦為妻。
此外，如果你多一些對劉廷琛的瞭解，或許會更有感悟，劉廷琛的藏書樓為“潛樓”，也是有很深的寓意，以潛龍自況，其用心不言自明，就是好好地保護自己，不輕易顯山露水。
所以，這完全不排除整件事從頭到尾就是一個圈套的可能。
《編目贅言》是這樣記載的：
“學部貽書甘肅，令購運來京，其菁華固已無多，時獲甘督何彥升有子在都，故先落其手，佳者復為其所留。其婦翁李盛鐸且分得唐人所寫札注書經等，尤可寶貴，凡與何子相契者無不得之，有分至數百卷之多者，故廠肆出售不絕也。”
羅振玉在《姚秦寫本僧肇維摩詰經解殘卷校記序》中也曾經這樣記錄這幾位藏書家的腐敗私吞行為：
江西李君與某同鄉，乃先截留於其寓齋，以三日夕之力，邀其友劉君、婿何君及揚州方君，擇其尤者二三百卷，而以其餘歸部。李君者富藏書，故選擇尤精，半以貽其婿，秘不示人；方君則選唐經生書跡之精者，時時截取數十行鬻市。
羅振玉的這些記錄，有兩個重點，其一，這三位博學的藏書家，用了三天的時間挑選了遺存的敦煌文物中最精華經文，其二，李盛鐸有一半左右的藏書，留給了女婿何震彝。
可惜後來，何家家道中落，其藏書於民國年間，悉數售於上海商務印書館。
說到上海商務印書館，自然免不了想到同時期，任職商務印書館編譯室主任的日本人長尾甲。
長尾雨山，諱甲，收藏甚富，且以自己精通漢文化為驕傲，對自己收藏的中國書畫多配製考究的木盒，並在木盒上署名題識。
日本著名的有鄰館很多的珍貴文物就是在犬養毅為中介，內藤湖南、長尾雨山的幫助下才得已收藏的。
如中鴻信20週年慶典拍賣會上的一件有鄰館舊藏，唐敦煌寫經《佛說天皇梵摩經卷第五》
唐敦煌寫經 《佛說天皇梵摩經卷第五》 手卷
公元823年 紙本設色 約17.3平尺
29.5×650 cm. 11 3/5×260 in.
RMB: 800,000-1,200,000
般若—傳承千年佛教藝術專場
中鴻信20週年慶典拍賣會
款識：
佛說天皇梵摩經卷第五。夫妙像莊嚴，佛法無量無盡。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皆悉禮拜讚歎，不敢輕慢，恭敬供養。一切生、老、疾、苦、死，皆得解脫。災障不起，長夜安隱，諸怖遠離。長慶三年七月，佛弟子令狐慈，滅割家財，敬造《佛說天皇梵摩經》一部供養。
鑑藏印：月明莊（朱文）
題簽：
題木盒：長尾甲署檢。
鈐印：長尾甲印（白文）
出版：《篤敬三寶冊》有鄰館，昭和十七年一月。
著錄：《2013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展覽：1990年11月東京‘古典籍下見展觀大入札會’。
說明：
1、附長尾雨山《行書七言詩》47×19cm
①年來白髮漫飄蕭，無挹芳鶯迷守巢。二十四番風有信，山房春色到花朝。西山老逸。鈐印：長尾甲印（白文）
②疏梅修竹小茅廬，詩處生涯太淡如。曳杖行看江上路，柳汀煙雨網銀魚。西山老逸。鈐印：長尾甲印（白文）
2、京都藤井有鄰館藤井善助舊藏。
附部分原有鄰館部分藏品拍賣記錄：
1.米芾《研山銘》北京中貿聖佳2002秋拍，成交價：3298萬元。被國家文物局購入（現藏國家博物院）。
2.宋徽宗《寫生珍禽圖》北京保利2009年春拍，成交價：6171萬元。
3.黃庭堅《砥柱銘》北京保利2010春拍，成交價：4.36億元。
有鄰館所出的舊藏，向來極受收藏圈矚目。其藏品數量之多和規格之高，確實讓人驚歎，據說藏質量量和臺北故宮、北京故宮相比，毫不遜色。其中不少藏品來自清宮舊藏。其收藏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系陸續收購所得，主要得自何彥升、李盛鐸舊藏，部分來自梁素文（甘肅地方官員，多藏有敦煌吐魯番出土文獻，後大部分流入日本）舊藏。
其實，說到敦煌寫經，除了田中慶太郎，長尾甲與內藤湖南，似乎更繞不開這一種說不清的緣分。
這兩人與羅振玉這位第一代開始呼籲保護敦煌寫經的學者，也有這交集。
有次，羅振玉去日本，途徑上海，應邀在上海六三花園演講篆刻，長尾甲也出席該酒會，後來長尾甲因為喜愛篆刻，成為西泠印社早期海外社員。六三花園是日本名士白石六三郎在上海建造的最大的日本私人花園。
長尾甲當時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譯室主任，而何家家道中落，其藏書後來也悉數售於上海商務印書館，你能說這是一個巧合？
長尾甲
而內藤湖南，1909年11月，從住北京的東京文求堂書店主人田中慶太郎、京師大學堂的羅振玉處，得到伯希和在北京展示敦煌寫本的消息和部分照片，立刻在大阪《朝日新聞》上連續發表《敦煌石室發現物》、《敦煌發掘的古書》，首次向日本學界介紹敦煌文書的發現及其價值。
內藤湖南
發現了沒有，這一切都繞不過一個人，那邊是羅振玉。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當初陝甘總督在接到北京的指示以後做的一些事情，原來曾經把一箱藏經送往北京，作為樣品，同時附上了一個大致的清單，這個清單中沒有詳細的目錄，只有一個大概的總數。北京學部只掌握經卷的總數量，而沒有經卷的具體名稱及行款字數，因而這些人在取走一些精品後，將一卷撕成二份、三份，以符合上報清冊的數量。
這個時候，我們不難發現，事實上，在甘肅代理巡撫何彥升接觸到這批敦煌文物之前，最早接觸的應該是陝甘總督毛慶蕃。
而羅振玉為什麼當時非要電文給貴為陝甘總督的毛慶蕃，請他務必全部代為購買這批遺存的敦煌文物呢，原來，羅振玉與毛慶蕃其實是姻親關係，而學部安排接收這批敦煌文物的本來應該是羅振玉。所以毛慶蕃提供給北京的只是一份沒有詳細目錄的大致清單。
行筆至此，您是不是已經隱約猜到了這場敦煌文物苦旅背後最大的boss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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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斯文處，必有同古堂
文：同古堂 圖：中鴻信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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