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學過歷史都知道孔子和孫武同為春秋時期人，都經歷過頻繁的戰爭，所以他們對軍事問題有許多相同的思想。孔子和孫子有相同的“慎戰”思想，孔子的“教民以戰”與孫子的“兵卒孰練?”都強調了練兵的重要；孫子的為將之“仁”比孔子的“仁者愛人”更深刻，更具實際意義；孔子的“文武相備”思想與孫子“伐謀、伐交’戰略是相通的；孔子的“好謀而成”與孫子的“謀攻”思想一脈相承。孟子是晚於孔子和孫武百年的戰國人物，他提出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對孫子“道、天、地、將、法”重要性的比較，突出了“人”在戰爭中的關鍵作用。瞭解孔孟與孫武相同的軍事思想，對我們認識一系列現實的軍事問題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慎戰；教民以戰；仁；文武相備；好謀而成；地利不如人和
孔子、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們很少談兵，但是他們確實有自己的軍事思想，而且與孫武的軍事思想相同。
一、孔子與孫武相同的“慎戰”思想
孔子以文聞名於當世，留名於後世，是舉世公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但孔子還是位軍事家，因為他自己對軍事問題有時有所迴避，又為其文名所掩，所以孔子的軍事思想沒有受到後人應有的注意。
說起孔子的軍事思想，一般人可能會感到驚奇和不解。因為《論語·衛靈公第十五》中有這樣的記載：“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1]1這話恐怕不少人信以為真。但夫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第五》）[1]13這對我們認識孔子也同樣適用。研究孔子，我們不僅要讀《論語》、《孔子家語》，更要讀《春秋》、《左傳》和《史記》，不但要聽其言，還要查其行。孔子好禮，教弟子演戲禮儀，“俎豆之事嘗聞之矣”是實話，但“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與史實不符。
公元前498年，擔任魯國執政卿季氏家宰的子路在孔子的授意和支持下，準備拆除費、郈、成三家的都城，除掉魯國內的分裂勢力。季孫氏要拆除費城時，公山不狃、叔孫輒率領費人襲擊魯國都城。魯定公率領仲孫何志、叔孫州仇，季孫斯進入季氏宮中，登到季孫宿的臺上，費城人攻打他們“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左傳·定公十二年》）[2]在危機時刻，孔子果斷的指揮了這場平叛戰爭，下令他的弟子攻伐費人，很快把叛軍擊敗。
孔子不但自己懂軍事，會打仗，還教育培養出了一批將帥之才，冉有、子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楚國令尹子西在與楚昭王的談話中曾問：“‘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王曰：‘無有。’”（《史記·孔子世家》）[3]1556
在實際執掌魯國政權的季孫氏家為將的孔子弟子冉有“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3]1557孔子懂軍事這事，即使當時魯國的執政卿季康子都不太清楚，還以為冉求天生就懂軍事。
戰爭關係到人民的生死，國家的存亡，是國家的大事，所以自古明君良將，對戰爭無不慎之又慎。孔子對戰爭同樣採取了非常謹慎的態度，“子所慎：齊、戰、疾。”（《論語·述而第七》）[1]5一般情況下，孔子會免談戰爭。在社會活動中，不是萬不得已，孔子不參與，不支持進行戰爭。他說自己“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是他避免參與那些他認為不應該進行的戰爭的遁詞。
公元前484年冬天，衛世叔疾從衛國逃亡到宋國。叔疾的岳父孔文子因其家庭問題要發兵攻打叔疾。曾就這件事去聽取住在衛國的孔子的意見。“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2]1779孔子對孔文子說不懂軍事，是對 他認為不應採取的軍事行為的勸阻和抵制，是其“慎戰”思想的具體表現。
孔子的慎戰思想與孫子的慎戰思想是一致的。
孫子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兇，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軍，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復喜，慍可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孫子兵法·火攻篇》）[4]229-232孫子是軍事家，他更清楚“用兵之害”，在能“戰勝攻取”的情況下，孫武仍強調“慎之“，他的慎戰思想是深刻的，是超出古今中外任何將軍的。孫子主張“非危不戰”，“危”是危及國家，危及人民，這樣的戰爭只能是防禦戰、反擊戰。對危及國家存亡和人民生死的戰爭，孔子也是積極參加和支持的。
孔子的軍事思想，留下的文字並不多，但其內涵是豐富的。孔子出於對人民的“仁愛”和對祖國存亡的關心，提出了自己的“慎戰”思想，並在實踐中努力避免參與不必要的戰爭。應當指出，歷史上許多戰爭都是不必要的，毫無正面意義的，這些戰爭不但害了被侵害者一方，也害了侵犯者自己一方，乃至戰爭的發動者。
二、 孔子的“教民以戰”與孫子的“士卒熟練？”
孫武在《孫子兵法·計篇》中說：“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熟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4]10孫武把“士卒熟練”作為他預判戰爭勝負的條件之一，可見即使在春秋時期，兵士的訓練對戰爭勝負也是至關重要的，可見孫子對訓練士卒的重視。只有平時嚴格訓練，賞罰分明，到戰時士卒才會令行禁止，奮力作戰。為了表明孫武對訓練士卒的高度重視，司馬遷在《孫子吳起列傳》中專門寫了“吳宮教戰”一節作為孫武的重要事蹟。
孫子在《行軍篇》說：“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4]164-165這不但講教民以戰，而且講了怎樣“教民以戰”，只有平戰一致，“令素行”，戰時才能令行禁止，孫子還講了平時怎樣才能“令素行”？“與眾相得也”。什麼是“與眾相得”？一般譯為“將帥同兵卒之間相處融洽”，筆者認為：要做到上下融洽，與眾相得，關鍵是君主將帥要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根本利益一致，才會與眾相得，才會將帥同士卒融洽。
春秋時期，戰爭頻繁，軍隊的強大和兵民的素質是國家存亡的基礎。孔子慎於戰爭，主張積極備戰，他因材施教，認真向其弟子教授軍事學，培養出了子貢、冉有、子路等一批軍事人才。同時主張教民以戰。孔子說：“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論語·子路第十三》）[1]13各諸侯國常備兵很少，多數參戰者是忙時務農，閒時習武，一到有戰時就參戰的農民。戰爭不但是件拼命的事，而且是件拼技術、拼技巧、拼謀略的事。所以孫武著兵法以傳授解決戰爭問題的正確方法。“教民以戰”則是訓練兵民參戰的方法和技術。所以，“教民以戰”是春秋時期有政治眼光和戰略雄心的戰略家所主張和堅持的。
在外流亡十九年的晉公子重耳一進入晉國為君就立即“教其民”，第二年想用民興兵，謀士狐偃說：“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晉文公就派兵護駕周襄王，打出維護國家統一、安定人民生存的旗幟，努力安撫人民生活。“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有信。”[2]367經過三年的“教民以戰”，在公元前632年的晉楚城濮大戰中晉國“一戰而霸”，打敗了強楚，奠定了晉楚南北爭霸的基礎，晉文公成為名符其實的春秋五霸之一。晉文公之事，足見“教民以戰”之重要。
孔子不僅從正面提出教民以戰的主張，還對不教民，不訓練就把普通百姓推向戰場的做法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他說：“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論語·子路第十三》)[1]13讓沒有經過軍事訓練的民眾參戰就是“棄民”，民為邦本，無民就無君，棄民之君就是亡國之君。孔子把“教民以戰”放到了事關國家存亡的高度來認識，其思想是深刻的，其意義是深遠的，至今對於軍事訓練仍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三、孔子之“仁者愛人”與孫子的“為將之仁”
孔子是最講“仁”的,他說：“里仁為美”，“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論語·里仁第四》）[1]10“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第十二》）[1]7“仁者愛人”是孔子仁的本意。
孔子講了許多仁的具體表現，但最大的仁是救人以命，不讓人無故的死去。在孔子看來，如果不用戰爭來解決爭端，儘量避免戰爭，不讓人民死在戰場上就是統治者最大的“仁”。所以，孔子的慎戰思想是其仁愛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古戰爭，無不造成人民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真正的仁者，就要儘量避免不必要的戰爭。正是基於這一點，孔子給管仲以極高的評價。“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論語·憲問第十四》）[1]15孔子不但肯定了管仲“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仁，從造福於人民的立場高度讚揚管仲“如其仁、如其仁！”，而且批評了子貢不認識管仲之仁就像一般百姓被戰爭所害而自己還不知道一樣。出於仁愛思想，應該說，政治家、軍事家最大的仁是盡力減少戰爭，減少戰爭傷亡。而孫武作為軍事家兼政治家也是在這一點上講究其仁的。
孫武在《孫子兵法》中講仁都是針對戰爭中的相關具體問題講的。在論述為將的基本條件時，孫子說：“將者，智、信、仁、勇、嚴也。”[4]8一般認為“仁”是“愛撫士兵”，實際上，將軍“愛人”，愛本國人民，愛所有的人是更重要的品格。將軍在戰場上，實際掌握人的生命權，不僅是對其部下，對敵方，對敵我雙方的人民都是十分重要的。歷史上曾多次有過“殺俘”的事例，如秦趙長平之戰中，趙“卒四十萬降武安君”，秦武安君白起認為“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史記·白起王翦列傳》）[3]1834四十五萬趙兵就白白死在了不仁的白起手下。所以將軍的仁與不仁是非常重要的，孫武認為“不仁”的人不能為將，所以才提出了“智、信、仁、勇、嚴”是為將的五個基本條件。
將軍做到怎樣才是仁呢？
孫子在《地形篇》說：“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寶，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4]180將軍之仁就是要“惟民是寶”。做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的地步，就是犧牲個人一切也要“保民”，可謂“仁之至也”。對這樣的將軍，孫子贊為“國之寶也”，足見孫武對於為將之仁的推崇。
孫子在《用間篇》說：“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4]236孫子批評那些捨不得爵祿和金錢以用間的將領是“不仁之至也”。為什麼呢？因為不知敵情，而去瞎打仗，那就意味著會有無數士卒白白去送死，所以說這樣的將軍是不仁到了極點。孫子又說：“非聖不能用間，非仁不能使間”[4]243，之所以不惜血本使間，是因為它關係到戰爭的勝敗，關係到人民的生死，不是真正愛惜人的生命，把人的生命看得高於一切的人是捨不得化極為高昂的代價去使用間諜的，所以孫子說“非仁不能使間”。
無論是從孔子對仁的論述來看，還是《孫子兵法》對為將要“仁”的要求來看，文武兩聖人對“仁”的理解和要求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仁者愛人”。因為戰爭直接關係到人的生死，孫子強調的為將之仁顯得尤為重要，尤為現實。
四、 孔子的“文武相備”與孫子的“伐謀、伐交” 思想
公元前500年，魯定公和齊景公舉行了著名的夾谷之會。這次相會，起因於孔子被魯君起用。“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與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史記·孔子世家》）[3]1544魯定公任命了左右司馬，帶兵與齊景公相會。在這次兩君回見中，孔子嚴斥了齊國的非禮行為，粉碎了齊國“使萊人以兵劫魯侯”的陰謀，維護了魯國的尊嚴，在外交上贏得了勝利。因魯國早有軍事準備，齊國也沒敢輕舉妄動。為與魯國和睦相處，“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4]1544這是孔子文武相備思想的一次重大勝利。
孔子“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文備”的思想，其實際意義是軍事和外交相互配合，相輔相成以保障國家安全。
孫武雖為軍事家，但他總是站在政治的高度來審視軍事問題。《孫子兵法》講的不僅是軍事問題，也有政治、外交問題。孫子的“伐謀、伐交”思想與孔子的文武相備思想實際上是一致的。孫子說：“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4]37孫子把“伐謀、伐交”這樣以外交行為為主的行動看做軍事行為，納入了他的軍事範疇。孔子和孫子都把軍事和外交看做是保障國家安全的兩個重要方面，這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幾乎每個國家的安全委員會都有負責外交和軍事的首長共同參加，以保障國家安全。在世界各國日益重視用對話來解決各國爭端的今天，孫子的伐謀、伐交思想和孔子的文武相備思想仍具重要的現實意義。
五、 孔子的“好謀而成”與孫子的“謀攻”思想
儘管孔子對戰爭採取了儘量避免的“慎戰”態度，但對於危及國家存亡的重要戰爭還是積極參加和支持的。
公元前484年春天，孔子弟子冉有組織指揮了魯國對齊國侵伐的反擊之戰，取得了勝利。在戰爭中，“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戰死的少年汪錡受到了魯國的成人葬禮，“孔子曰：‘能以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2]1770（《左傳·哀公十一年》）孔子對冉有和汪錡的讚揚，表明了他對反侵略戰爭的積極支持。
孔子贊成和支持用智謀以粉碎敵國的攻伐之謀，與孫武具有相同的“上兵伐謀”思想。《晏子春秋·晉欲攻齊使人往觀晏子以禮侍而折其謀》載：晉平公（前557—532年在位）之時，晉欲伐齊，派大夫範昭到齊國觀察齊國君臣之政。在宴會上，範昭要用齊景公的酒樽飲酒被晏子撤掉，要求樂師為其演奏成周之樂被盲師拒絕。“範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 ‘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晏子春秋集釋》）[5]326對於晉謀伐齊，晏子等自覺的以謀伐之，示之齊已有備和齊不可欺，不可伐。所以範昭通過親自偵查得出的結論是“齊未可伐也”。對晏子這種“上兵伐謀”的做法，孔子給予了高度讚揚：“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可謂折衝矣！”晏子在“折衝”晉國謀伐齊時，《孫子兵法》尚未問世，孫子的“上兵伐謀”是有事實根據的。
唐朝的杜牧在注《孫子兵法·謀攻篇》之“上兵伐謀”時，全文引用了《晏子春秋》的這段資料後說：“夫晏子之對，是敵人將謀伐我，我先伐其謀，故敵人不得而伐我。……故敵欲謀我，伐其未形之謀。”（曹操等注《孫子兵法》）[6]44杜牧的註解是正確的。以此可見孔子和孫子一樣是主張、贊成“上兵伐謀”的。
一場戰爭，從謀劃到實施，往往是一個很長的過程，最短的也要有數月。戰爭之始，始於“謀”，謀的過程一般都會有所表露，如現代戰爭總是先造輿論，然後制裁、伐交等，最後才會發動攻擊。如果能在敵國“始謀”階段，以謀伐謀，使敵國改變攻伐我方之計劃，免於戰爭，那當然是上上之策了。孔子就曾令子貢以謀改變了齊國宰相田常對魯國的侵伐。
當了宰相的田常欲奪取姜姓齊國政權，但害怕高、國、鮑、晏等數家大夫的反制，因此移其兵以伐魯而虛齊國。“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3]1743孔子讓其精通謀略，能言善辯的得意弟子子貢出使齊國，說田常移師以與吳戰，又到吳國說吳王夫差伐齊，說越派兵隨吳北伐，最後回到魯國參戰，終於打敗了強齊，保住了魯國，這就是著名的齊吳艾陵之戰。這場大戰是孔子幕後導演，子貢執導的“伐謀”之戰。
《孫子兵法》把“伐謀”作為上上之策，又作“謀攻”，就是用“不戰”、“非戰”、“非攻”的方法，用和平的方法、智謀的方法解決戰爭問題。這就像好的醫生“治於未病”一樣。《孫子兵法》主要是講用“謀”解決戰爭問題的。
孔子在軍事上與孫子一樣，也高度重視用“謀”解決戰爭問題。“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論語·述而第七》）[1]4以勇敢著稱的子路問老師，統帥三軍，您要選擇什麼樣的人才？子路認為孔子一定會選擇他這樣不怕死的勇敢之士。孔子說：“我不選哪種不用武器徒手博虎，不用舟楫徒步渡河，不懂的借他物、用智謀，死而無悔的所謂勇敢之士。如果必用，則選臨事警懼，不輕敵，懂得用智謀，有把握完成其所謀之事的人。在軍事上，孔子和孫武可說是 “有謀而合”，都主張靠謀略，靠智謀和周延精到的謀劃去取得軍事勝利。所以，當勇敢的子路請出救魯時，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出時，孔子不允許，而是讓“好謀而成”能言善辯的子貢出山。
子貢不負孔子之望，憑他對當時各諸侯國政治、軍事形勢的全面瞭解，對各國國君和執政卿思想、心裡、性格諸方面素質的全面認識，憑藉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出色的完成了老師教給他的救魯任務。子貢先到齊國，說田常伐吳。田常說，已下令出兵伐魯，如果棄魯攻吳，怕國內大臣懷疑自己伐魯的真實目的，感到不好辦。子貢就讓田常先按兵不動，讓他到吳國說吳王伐齊救魯。吳王夫差同意子貢伐齊救魯的意見，可擔心越國有襲擊吳國之心。子貢又到越國說越王勾踐派兵三千隨吳王伐齊，並表示越王自己願親自率軍前往，解除了吳王夫差的後顧之憂，吳王遂起兵攻齊。子貢估計吳伐齊必勝，故又到晉國，讓晉君“修兵休卒以待之”。子貢最後回到魯國參戰。
“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3]1745“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3]1745孔子幕後導演的這場“伐謀”之戰，完全達到了其“救魯”的目的，是軍事史上的一個奇蹟，是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思想的碩果。這時距孫子提出“上兵伐謀”已有近30年。
孔子在軍事上說的少，做得多。他不但指揮了“墮三都”，粉碎了魯國的分裂勢力，而且導演了吳、齊艾陵大戰。他的“謀攻”思想不但深刻，而且由他的得意弟子子貢實踐的十分成功。孔子極其弟子的這些軍事活動事蹟都在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廬的公元前512年之後，孔子是否讀過《孫子兵法》不得而知。
六、孫子的“主孰有道？”與孟子的“得道多助”
孟子是晚於孫子的戰國時期人，他把孫子預測戰爭勝負的“道、天、地、將、法”合併為“道、天、地”，把“道、將、法”稱為“人和”，然後對“道、天、地”進行比較，提出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著名論斷。這顯然是受孫子軍事思想的影響後提出來的，是對孫子軍事思想的發展。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上孟卷二》)[7]1
孟子這段著名的文章出自《公孫丑章句下》。孟子（約前372—前289年）名軻，字子輿，鄒人。他十分博學，繼承孔子的學說，提出了“仁政”等一系列政治主張，被稱為亞聖。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上孟卷》註解說：“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兵家之所尚”。[7]1顯然，孟子所論是兵家之事，是就兵家所尚而有所發揮。他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就是孟子所的人和，只有君主得道才會有人和。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詭也。”[4]2-5君主得道是人和的關鍵，所謂得道就是符合人道，就是代表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和社會的發展趨勢。但是在戰爭中僅有君主的得道還是不夠的，將帥是否能嚴格執法，賞罰分明也是求得人和的重要要素。孟子把“人和”看得高於天時、地利是正確的，但他籠統的提出人和，沒有論述怎樣做到人和，這就不如兵家的“主孰有道？將孰有能？法令孰行？賞罰孰明？”具體而可行。孫武是要親自實踐自己兵法的，所以《孫子兵法》很具體，很務實；孟子只是提出一些對軍事問題的思考，沒有想到自己去帶兵打仗，所以有點空洞。他說的：“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也不是地利而應屬於“人和”。因為築城、挖池、打造兵器，種植米粟都是人事，人不和，怎麼會做到城高、池深、兵革堅利，米粟廣多。孟子這裡說的地利與孫子講的地利是不同的，孫子講的主要是自然山水的地形之利。
表面看起來，似乎儒家和兵家沒有多少聯繫，但是如果全面瞭解孔子和孟子，不但聽其言，而且觀其行，就會發現孔孟和孫武的軍事思想還是有不少相同之處的。應當指出：孔子的《春秋》對這一時期的主要戰爭都做了客觀而簡要的記述，他對春秋戰爭史是有一定研究的。瞭解孔孟的軍事思想，瞭解其軍事思想和《孫子兵法》的內在聯繫，不但對於我們全面、準確的認識儒家是必要的，而且對我們加強對軍事工作重要性的認識也是有益的，對做好我們現實的軍事鬥爭準備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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