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門宴（可以看出分餐制）
疫情期間，復工的人們執行分餐制以防範交叉感染。其實，在歷史上，中國曾是世界上最早實行分餐制的國家，而西方文明中最早的飲食文化則是合餐。
說來奇妙，如今普遍採用分餐制的西方在其文明發源中心羅馬一開始採用的是合餐，而今天喜歡共舉箸的中國，卻在西周時就成為筵席分餐文化的先行者，甚至連“筵席”一詞，本身也有分餐的意思。
筵和席實為同義詞，都是一人一設，鋪置於地上的坐具，區別在於筵長席短，筵大席小，筵上加席。按照《周禮》的記載，“設席之法，先設者皆言筵，後加者為席”，之後“案、俎、幾”等貴族使用的小餐桌也開始置於筵席之上，時間久了，“筵席”二字便合成一個詞語。這樣的坐具既適應先秦時代較為低矮的建築空間，更適合長袍廣袖、以“絝”為下裝的坐姿禮儀。所以今天人們提到“大擺筵席”，很容易想到圍坐一桌、觥籌交錯的熱鬧，但西周時鋪筵設席的景象卻是貴族們正襟危坐、分坐分食。“筵席”之上分坐分食，體現的是一種禮儀——“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坐在筵席上吃飯得有規矩。在西周燕饗國賓、冊封、祭祀等重大場合，從入席退席的順序、座次尊卑，到席間禮儀，處處都有嚴格的區分。如《禮記·禮器》裡的“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又如《論語·鄉黨》裡的“席不正，不坐。君賜食，必正席先嚐之。”《論語·鄉黨》屬於平民化飲食的“鄉飲酒禮”，說明中國早期的分餐制度從貴族的飲食禮儀出發，藉助儒家道德教化的東風，自上而下傳播成主流的飲食文化。
“筵席”只是西周以物器為禮儀教化的一個側面，除了坐具，分餐的餐具和食物也是構成禮制和階層隔離的組成部分。最典型的餐具莫過於鼎，這種由烹飪工具轉變為專盛肉食的食具，因為“天子食九鼎，王食七鼎，諸侯食五鼎，大夫食三鼎。擊鐘列鼎而食者必屬貴族”的等級分餐，順勢成為“鐘鳴鼎食之家”的身份展現與“楚王問鼎”中的權力象徵。舉杯飲酒時，周禮也依身份對飲具有嚴格區分：“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音zhì），卑者舉角。”（《禮記·禮器》）至於食物，分餐制度更為身份區別提供了便利。西周時的醬料多由珍貴的魚、肉製成，又被稱為“醯醢（音xī hǎi）”，可以說是舌尖上的奢侈品。秦代《傳食律》裡就曾規定官員、使者及卒人等各色人等依據身份能配給多少種醬--而周天子每次正餐都要遵循制度，擺滿六十個“醢”的品種。
中國的分餐制是從什麼時候起走向合餐的呢？史料與壁畫留下了清晰生動的長卷，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開端於周朝的分餐禮制文化在兩漢時期得以傳承。無論是《史記·項羽本記》中鴻門宴的記錄，還是東漢晚期壁畫《宴飲觀舞圖》裡一人一案、踞坐宴飲的描繪，都清晰可見分餐制在上層階級飲食禮儀的主流地位。
魏晉南北朝時，北方遊牧民族帶著高椅、胡床南下中原，帶來他們雙足垂放的坐姿，也帶來他們圍坐一爐進餐的飲食習慣。難以想象中原地區自殷商以來的禮制文化在當時受到了多大的衝擊，但明顯的改變隨之體現於隋唐時期分餐與共食的並存局面，正如著名的《韓熙載夜宴圖》中既有分餐，也有共食的座次安排。五代時期各民族再一次融合，隨之而來的唐宋之交也是中國由門閥士大夫世襲制轉向科舉士大夫的關鍵時刻。“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實現了階級流動的庶民圍坐在高足坐具旁，在宋代鱗次櫛比的教坊酒樓、勾欄瓦舍裡對酒當歌。也是在宋代，首次出現了“白席人”，即《東京夢華錄》裡幫主人下請帖、安排酒桌座次、勸酒勸菜的職業人。到了明清時候，為盡地主之誼，與客人同桌同食的合餐文化形成制式，伴隨夾菜勸酒的一整套待客禮儀。可以說從分餐到合餐是中國社會心理和飲食文化的一次重大轉變，最後以共食的形式建構出參與者“共同體認同感”的飲食文化功能。這樣的轉變並不是分裂，而是在“禮之用、和為貴”的儒家早期就埋下了伏筆。
合餐與分餐作為東西方飲食文化的不同形態，第一次碰撞的時間發生在明末清初。1658年來華的傳教士南懷仁是康熙帝的科學啟蒙老師，著有《康熙永年曆法》《坤輿圖說》《御覽西方要記》等書，內容分別囊括天文曆法、世界地理以及西方風土人情紀要。在《御覽西方要記》裡，西方的分餐制度第一次被正式介紹：“每人各有空盤一具以接，專用不共盤，避不潔也。”
不可否認，相比合餐制，分餐制確實能夠降低（不能完全避免）某些疾病的傳播風險。分餐制是比合餐制更衛生的一種聚餐方式，但為何從合餐到分餐的改變不能立竿見影？一百多年前伍連德或許說出了原因：從衛生角度來說，“最善之法，莫如分食”，但是結合上千年沉澱而來的社會習俗和中國飲食文化等原因，由合餐到分餐的改變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會伴隨大眾心理文化轉變溫和進行。我們可以用“分餐”和使用公筷公勺的方式來“共食”。這在疫情期間，更是值得推廣的家庭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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