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袁保齡私信背後的清朝官場

丁汝昌是北洋艦隊的提督，袁保齡是旅順基地建設的主持者，於私於公兩人都應該有密切的交集。

據甲午史學者孫建軍整理校注的《丁汝昌集》（2017年版，山東畫報出版社），丁汝昌和袁保齡直接來往的信函有7封。

其中最早一封是丁汝昌在光緒十年閏五月十六日（1884年7月8日）“發袁子九公事信”。

其餘六封信別是光緒十年丁汝昌兩封“致袁觀察書”、光緒十二年六月初八日（1886年7月9日）致“袁子九”、光緒十二年六月十七（1886年7月18日）“致袁子九觀察”以及光緒十一年袁保齡致丁汝昌的兩封信。

其中，五封丁汝昌的信函，來源於《往來要信底簿》，這是丁汝昌統帥北洋艦隊期間公私信函的抄錄件，原件藏於天津圖書館。袁保齡致丁汝昌的兩封信則輯自《閣學公集·書札·卷三》。

此外，在1884年朝鮮甲申事件中，有數份函件是丁汝昌自朝鮮發回國內，由袁保齡轉電李鴻章。這些信收錄在《李鴻章全集》中。

從丁、袁七封直接來往信件來看，三封有準確日期的年月日的信函內容均屬公務，涉及關於北洋艦隊的後勤、旅順船塢的營建、旅順的防務等內容。

另外四封信函，則屬於私人交流內容。

屬於公務性質信函，內容並無出奇之初，而兩人的私人談話，不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兩人的關係，還透露丁汝昌當時在威海的生活細節。但這四封信件的具體時間原始記載只標註了年份，並無具體日期。本文通過相關資料分析認為，這四封信均寫於光緒十年十二月（1885年1月—2月）間。因為抵近春節，袁氏後人在輯錄文集時將日期搞混。

“子九世叔”

丁汝昌發給袁保齡的信，如有抬頭，均呼其為“子九世叔”或“子九老叔”，自稱“世小侄”或“世愚侄”。

丁汝昌生於1836年，袁保齡生1841。

丁汝昌年長袁保齡5歲，卻尊稱其為“世叔”，這應該於二人以及家庭的淮軍背景有關。

袁保齡的父親袁甲三生於1806年，咸豐三年（1853年）隨工部侍郎呂賢基到安徽辦團練防剿太平天國，這期間李鴻章也追隨呂賢基。在此前一年年底，曾國藩則在湖南老家辦理團練。

曾國藩和袁甲三是同輩人，袁甲三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進士，曾國藩是1838年的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而且在道光末年，袁甲三和時任禮部右侍郎的曾國藩，一起跟倭仁講習程朱理學，兩人過從甚密，後來又都官至總督。

到了1868年，捻軍又起。時任湖廣總督李鴻章受命往剿。袁甲三長子袁保恆主動請纓。朝廷准奏，調他到李鴻章營中委用。

袁保恆生於1826年，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進士；李鴻章生於1823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進士。

李鴻章稱呼曾國藩為老師，因此從輩分上，袁甲三的子侄輩於李鴻章是同輩。丁汝昌自然就稱呼袁保齡為“世叔”。

在光緒十二年六月十七日（1886年7月18日），丁汝昌給時任北洋前敵營務處的劉含芳回信時，落款署“鄉小弟丁汝昌”。劉含芳也是安徽人，生於1840年。在信的最後，還有一句附語“外，子九叔原函附繳”。

從這一句話看，袁保齡雖然不是“正宗”淮軍出身，但因其家庭背景 ，在北洋內部還是有著很高的身份的地位。

另一方面，可能也有因為袁世凱的原因。

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事件，袁世凱隨吳長慶部東渡朝鮮。此後1884年，朝鮮又發生甲申事件，袁世凱因為處理朝鮮事務展露頭角，而這兩次北洋海軍都深度參與，丁汝昌和袁世凱的關係也日益緊密。

袁世凱是袁保慶的嗣子，袁保慶是袁甲三的侄子，和吳長慶是結拜兄弟；吳長慶和劉銘傳是李鴻章手下齊名的淮系大將，而丁汝昌曾在劉銘傳部任職。

丁汝昌比袁世凱大二十三歲，在給袁世凱的信函中，自稱“世小弟”，在後期則署名為“如兄丁汝昌”，顯示兩人關係跟進一步。“弟”雖然是謙稱，但表明了兩人的輩分。

從這一點看，光緒三十三年袁世凱為丁汝昌奏請開復原官，也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兩人曾經的交情在裡面。

此外，在1884年的朝鮮甲申事件中，朝廷派去的特使吳大澂也和袁世凱結交。吳大澂比袁世凱大二十四歲，後來他將女兒吳本嫻嫁給了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兩人結為兒女親家。

講述同一件事的三封信

在丁、袁兩人的四封私信中，有三封信是講同一件事情，即丁汝昌拜託袁保齡對北洋水師官弁的保案。

兩封信是丁汝昌發給袁保齡的，一封信是袁保齡發給丁汝昌，這三封信原資料上都只有年，沒有月日的記載。

光緒十年丁汝昌給袁保齡的第一封信中，丁汝昌在開頭寫道：“落燈風裡，各自遄征，霓旌先一日抵沽，望塵莫及，我勞如何？滿擬輕裝趨津，敘談各事。相電促發，倉卒回防，一腔欲言之隱，未由上達。從者或少滯津門，有一二事奉懇代為婉求相意俯準，實拜公賜。”

因為兩人的行程錯開了，因此寫了這封信。

在同年的第二封信中，內容與第一封基本相同，甚至部分段落和文字都是一樣的，可見丁汝昌對這件事的重視，信中說“望老叔設法婉轉代為力陳”。

袁保齡的回信，收錄在他自己的《閣學公集》中，也是隻有一個年份——光緒十一年。

信中首先說，十三日由“威遠”、十五日由“利運”帶來的信都收到了，並提到轉給李鴻章的信也交寄天津。

顯然十三日和十五日的兩封信就是指上述丁汝昌的兩封信。

此外袁保齡還在信中說，“旨飭各船隨帥駛回，並非專出相意”，這顯然是在解釋丁在第一封信中“相電促發，倉卒回防”的原因。

在李鴻章相關電稿中關於丁汝昌的資料顯示，直到光緒十年十一月初一日（1884年12月17日），丁汝昌和袁保齡都還在旅順。

同日李鴻章在給總理衙門的電報中說，已令式百齡從上海到旅順和丁汝昌會齊，進泊朝鮮。

四天後的十一月初五日，李鴻章就轉遞丁汝昌的電報，他們一行已與初四夜裡由旅順開駛，約初六抵達朝鮮。

照此推斷，丁汝昌給袁保齡的兩封信，是在光緒十年十一月初六之後。

抵達朝鮮後，丁汝昌有數封信函是通過快船送到袁保齡處，然後由袁轉給李鴻章，李再轉給總理衙門，這也與袁保齡在回信中的說法一致。

統計李鴻章自袁保齡處轉到總理衙門的電報看：光緒十年十一月十五日，“海鏡”自朝鮮回，帶丁汝昌函；十一月廿九日，“富有”船來丁鎮函；十二月十三日，“頃旅順轉寄吳副憲初四電稱…”，吳副憲就是吳大澂，當時正在朝鮮處理甲申政變；十二月十五日，“傾‘利運’船回旅，寄吳、續兩使十一電稱…”；十二月十九日，刻“鎮邊”回旅，得丁鎮函，朝防無事。

結合袁保齡在信中的“十三日由‘威遠’、十五日由‘利運’兩次聯奉惠教”說法，時間和船能明確對應的是光緒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傾‘利運’船回旅，寄吳、續兩使十一電稱…”，十二月十三日那次雖然沒有提到船名，但反推來看應該就是“威遠”。

此外，袁保齡在回信中還寫有一句：“爆竹聲中，當可與公同過旅順窮年。”在十二月十五日利運帶回的函電中，吳大澂等就提議“快船不必留朝，丁鎮亦可回旅”。

據《丁汝昌年譜》（戚俊傑編著，2016年，山東大學出版社），丁汝昌是在光緒十年十二月十九晚上，從朝鮮回到的旅順。因此到了光緒十一年正月初五日，李鴻章給旅順的電報收件人中除了袁保齡，還有丁汝昌。

綜上來看，丁汝昌給袁保齡的兩封信，袁保齡收到的日期應分別為光緒十年十二月十三日（1885年1月28日）和十二月十五日（1885年1月30日）。袁保齡給丁汝昌的回信也應該是在光緒十年的十二月，而不是光緒十一年。

接受了袁保齡的建議

仔細看丁汝昌給袁保齡的兩封信，丁汝昌讓袁保齡幫忙兩件事。

在第一封信中提到：“壬午朝鮮保案隨折略有數人，其餘在事出力員弁都歸續保案內，久經銷擱。昨因慶軍稟請，水師本歸一案，遂亦率爾瀆請，未得邀允，不免向隅。查兩次援朝，幸定變迅速，不爾則水師攖其鋒，較陸軍為尤險，然鄙意圖不在此，不過借朝案以生髮耳。”

一方面丁汝昌認為，兩次朝鮮事中，因為北洋海軍行動力，因而能迅速平息事件，另一方面丁汝昌說，“北洋自創設至今，非遇戰場難邀曠典”，並在新中援引西方軍制，和平時期“水師在海上三年得展一階，在內港六年得升一級。”

在信中丁汝昌還寫有這樣一句話：“心甚願將我輩所得功名全行銷去，而一一讓諸此輩，以鼓勵其志氣。我輩老而無用，本無需此。而中國水師惟此一點根苗，似不得不略加寬待以興起之也。”

丁汝昌寫這封信的背景是，當時北洋海軍各船管帶、大副，多以五品功牌為多。從此也能看出，丁汝昌對下屬將領的態度。

第二是對洋員的待遇，丁汝昌認為水師最得實益者，總教習琅威理第一，葛雷森次之。同時丁汝昌認為琅威理的人品也是洋員中最好的，“平日認真訓練，訂定章程，”到英國接船時，更是絲毫不肯懈怠，“即在吃飯之時，亦復心手互用，不肯少懈。”

對於洋員的褒獎，丁汝昌想的也很周到，琅威理勤摯工作，如果相帥（李鴻章）能給他一定的榮譽，並告訴英國政府他的勤能，這也是英國國家的體面。將來再招洋員，一定也會有才藝出眾、名實相符的人來投效。

在第二封信中，丁汝昌還是再說這兩件事，只不過把呼籲給洋員的褒獎放在前面。

而袁保齡給丁汝昌的回信中還就保案還提到一件事，“內地各生獎案，玉山兄既有會商之說，可否少遲定稿，待想見日再議，以免向隅，千萬拜懇。”

玉山即是李鴻章幕僚、時任天津道的周馥。

在標明為光緒十一年的來往信函中，有一封丁汝昌給周馥的信。

“昨者，袁觀察子九歸自津上，盛道執事推恩錫類之忱。”丁汝昌借用袁保齡的口來贊捧周馥，目的也是為了保案，並開列黃裳吉等五人名單，“懇從優悉以千總賞保之”。

黃裳吉，北洋水師學堂畢業生，時任鎮中炮艦管帶。顯然，丁汝昌是接受了袁保齡的建議。

調侃丁汝昌

在《閣學公集》中還有另外一封袁保齡給丁汝昌的信。

這封信很有意思，全文照錄：

十六日夜交李田呈包封一件，今日可登籤閣，敬維勳隆福懋，喜共春來，甚善甚善。兩星使登舟後，計是直駛榆關，臺旌振旅西旋，當是逕回旅順，雖威海有人望陌頭柳色，或到旅後，春初操巡之便再往尚不遲，不情之語，公當笑而許之，不能避嬋媛申詈也。昨遣朱廣勝向方伯謙考校“超”“揚”，尚有煤足用，不必帶，“利”“普”所帶煤不少，尚須分用，均侯指麾，已告該船矣。良晤在邇，敬致杯斝，待洗征塵。

信中提到一件私事和兩件公事。

這件私事其實是在調侃丁汝昌，在威海有佳人等待，並用唐人王昌齡《閨怨》一詩的典故：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

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這也透露當時丁汝昌在威海是帶了侍妾的。這種話語也只有在極度私人的信函中才能一見，由此也能看出兩人的關係親密。

兩件公事，第一件是運送“星使”，這也是破解這封信寫作日期的關鍵。

“兩星使登舟後，計是直駛榆關”一句，應該是指從朝鮮歸來的吳大澂和續昌二人。

據《丁汝昌年譜》，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85年2月12日），丁汝昌送吳、續兩使，北行赴榆關。

從“十六日夜交李田呈包封一件，今日可登籤閣，敬維勳隆福懋，喜共春來”一句來看，該信作於春節前。

綜上來看這封信應該寫於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春節前之前的某天。

第二件是派朱廣勝考校用煤。

在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一日（1885年3月27日）在丁汝昌給時任東海關道方汝翼的信中就提到他，“此番由尊處定購煤噸，所有在旅起卸，現仍派朱遊擊廣勝經理”，並提到一句“昨子九觀察來調船之電並覆電呈察”。

袁保齡給丁汝昌寫這封信時間是在1885年，信中的調侃是玩笑或許其中還帶有一些譏笑。

早在1882年，袁保齡調仁北洋的第二年，他在給張佩綸的信中對丁有過評價：“現在任事者，黃呆而壞，丁浮而貪，恐非徒無益而已。津中諸同人惟海關周玉山觀察及章琴生太史尚關心此事，亦極言兩人之不勝任。”

信中的黃指的是海防營務處道員黃瑞蘭，在當年因為貪鄙無能被撤職，由袁保齡接任，繼續營建旅順基地。丁指的就是丁汝昌。

袁保齡家世顯赫，不僅與李鴻章有淵源，還是清流領袖李鴻藻的門生，這一點與後來成為李鴻章女婿的張佩綸很像。袁、張二人都是心氣極高之人，兩人是好友，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也一致。

也許隨著時間的推移，袁保齡後來對丁汝昌的看法發生了變化，認了他這個“世侄”。

這些私人信件，揭示了當時人際、官場一些幕後的東西，成為今天我們審視歷史的珍貴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