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在武漢“治心”｜危機之後，心理干預如何避免“走過場”？
父親的遺體很快被搬上車，關上後備廂，汽車快速駛離視線，黃健（化名）就這樣匆匆與父親完成了告別。
1月23日10時，武漢“封城”。除了父親，黃健86歲的舅舅、53歲的表哥分別於2月1日、8日去世。
送走父親的最後一幕在他腦海中始終無法消散，“就像坐巴士一樣，一站接著一站，太沒意思了。”
任何一場戰役都非單純的短兵相接，除了疾病帶來的傷痛，沉浸在“暴風眼”中的武漢市民，還經歷著超越身體層面的創傷。
恐懼疾病、喪親之痛、失序的混亂，漫長的等待，這些記憶也許將長久藏匿在他們腦中，突然在平靜的某一天跳出來，給予狠狠一擊。
災難之後，針對更廣泛的民眾，將慢性應激影響控制在最小，是一道出給全社會的治理考題。
喪親之痛
“去年二十六，花市燈如晝。今年二十六，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溼春衫袖。”2月19日，父親頭七這天，武漢人黃健在朋友圈發文悼念。
在這之前，86歲的舅舅、53歲的表哥也走了。
黃健的舅舅一直未能確診新冠肺炎，但出現了咳嗽、發熱等症狀。一直照顧他的兒子也出現了類似症狀，並在老人去世後確診住院，隨後不治。
黃健的父親並非死於肺炎。過年前，老爺子因中風在武漢市第四醫院住院，隨著疫情趨緊，這家醫院被納入第一批公佈的新冠定點醫院名單，醫生開始勸說像黃父這樣的住院病人家屬，需要在22日前離開醫院。
黃健還記得醫生的話，“這個病毒傳染性很強，最好還是回去。”不久，父親因呼吸衰竭去世。
“後來給殯儀館打電話，車子5分鐘就到了，車裡已經擺了6具。”黃健說，沒有告別，沒有儀式，家屬被告知，疫情過去之後，他們才能去殯儀館領骨灰。
黃健說，隨後一週，他陷入沉默，無法集中注意力，只是一直翻手機，看些無聊的內容。回想起來，他甚至慶幸父親走得及時，因為再晚兩天，他連自家小區都無法出入。
在父親去世後的40多天裡，黃健平均兩天一斤白酒，這是他居家期間唯一的消遣方式——麻醉自己，逃離現實。
武漢封城。本文圖片 新華社
困城之痛
1月23日10時，武漢“封城”。物理上，這座千萬人口城市與外界聯繫中斷，但情緒仍相連。
2月20日，譚詠梅接到了來自武漢的第一通電話。
來電者是一位本要離漢回老家的男子，因為封城，孩子和父母一家四口人陷入困境。電話中她得知，傾訴者的父母和孩子都生了小病，男子非常自責，他每天盼望疫情結束，沒想到事情發展遠超想象，自己非常疲憊。
初步評估下來，傾訴者陷入焦慮和無助的情緒中。譚詠梅告訴對方，先做深呼吸，讓自己放鬆。
她非常理解這名男子的感受，她告訴他，沒能讓家人過個好年不是他的責任；在這樣的狀況下，大家目前都很平安，沒有人被感染，還團結在一起，其實已經做得很好了。
教育部華中師範大學心理援助熱線平臺是最早提供心理援助的平臺之一。這裡面向全國求助者，提供電話、語音和文字三種心理諮詢。
譚詠梅本是桂林理工大學心理諮詢中心的負責人，疫情後到平臺做了志願者。她評價自己，作為心理諮詢師有著樸素的熱情，對他人疾苦，總不由自主生髮同理心與關愛。
自2月24日開通至3月7日，熱線平臺共配置諮詢師1798人、呼入總數6319人次、接待總數3862人次、危機總數54例。
青少年網絡心理與行為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周宗奎是上述心理諮詢平臺的發起人。
在他看來，與封城之初相比，老百姓正常的生活秩序已基本建立，擔憂有所緩解，韌勁也被激發了出來。
但是，“持續這麼久，市民的心態和需求都要有舒緩。”周宗奎認為，在宏觀佈局之外，深入社區，進入家庭內部，激發內生能量，是將情緒消釋的關鍵。
具體來看，政府要突破“最後一公里”，把軟性的資源傳遞到家庭中去。比如一些活動遊戲的示範，激發家庭成員互動的建議，或是心理援助熱線。“在事情完全過去之後，一定時間內，可能很多人也需要心理能量來修復自己的情緒。”
彭婧是武漢市武昌區水岸新城社區書記，她覺得居民情緒已有了很大改善。
情緒的頂點在剛剛封城之初。從1月31日起，每天社區工作人員都會將疫情公告發到業主群中，眼見小區確診病例升至25，有些居民當時面臨沒有床位，情緒比較激動，“說實話也只能盡力去安撫，我們的解釋其實也顯得很蒼白，是的，我完全能夠理解他們。”
在業主群，彭婧和同事還會發一些近期利好消息，比如疫苗研究進展等，給所有人積極導向。對於個別家庭尤其是病人家庭，社區工作人員還會一對一溝通。
心理疏導工作者通過電話與留觀人員交流。
災後漫長的陰影
至暗時刻已過，但心理治療持久戰才剛開始。
汶川地震發生半年後，中科院心理所在綿陽地區對不同中小學的6000餘名學生調查顯示，災後半年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人群達12.7%-22.1%，明顯抑鬱症狀者達13.2%-21.5%，明顯焦慮症狀者達20.2%-29.9%。
災後一年調查，PTSD篩查陽性人群還高達13.4%，焦慮人群達22.7%，抑鬱人群達16.1%。
此次讓譚詠梅印象最深的求助者，正是一名曾經歷汶川大地震的男士。當年災難中他身體受傷，在隨後的十年裡生活一直不易。疫情好像一根導火索，點燃了他累積多年的悲傷。如不是因為家庭和愛的人，他甚至會選擇輕生。
譚詠梅記得，接這通電話時，自己的淚水止不住地流，她非常佩服傾訴者的堅強和毅力。
她不斷與對方溝通，幫助這名男士找到走下去的資源、支撐他前行的力量。事實上，這位求助者已表現出了較嚴重的抑鬱情緒，譚詠梅建議他與精神科醫生進一步溝通。
往往在與求助者溝通後，因為情緒的共卷，諮詢師自身也會受到影響，有時會覺得力不從心。譚詠梅有10多年心理諮詢工作經驗，她明白，不能讓來訪者的情緒過度地引導自己。“我們家有二寶，跟家人互動，感受下溫暖，調整好情緒再去面對下一個來訪者。”
呼喚體系
諮詢師可以靠片刻溫暖“回血”，但漫長的災後心理重建，需要強力體系去支撐。
中國第一例有據可查的心理危機干預在1994年，新疆克拉瑪依大火事件後，部分倖存者和死難者家屬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隨即派出一支專家隊伍，前往災區實施了兩個月心理干預。
隨後1998年長江流域洪災、張北地震、2000年洛陽火災、2002年大連“5•7”空難都有心理干預者參與其中。
但針對突發公共事件的心理干預，我國仍缺乏細緻的規章制度和法律條文。
華東政法大學中國法治戰略研究中心副教授孫煜華告訴澎湃新聞記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以下簡稱《精神衛生法》）和《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提到了心理援助，但對心理援助的主體、流程、責任沒有具體規定。
孫煜華覺得，面對巨大的疫情壓力，當地政府已力有不逮，如法律沒有明晰責任認定，心理干預可能變成“走過場”。
他建議，立法部門對《精神衛生法》第十四條進行專門解釋，同時明確建立心理干預專家庫、財政和政策保障制度，特別要針對重創傷者的心理恢復，建立一套長效的干預機制。
或者由民政部、衛健委、應急管理部等部門針對公共突發事件聯合出臺規章，將心理干預的具體流程和主體、責任講清楚。
而當前，法律尚未齊備，孫煜華認為政府應該先發文件，把心理干預操作指南做成小冊子，發給社區工作者。
他特別強調，政府特別是社區層面，應該摸排居民，對心理問題較嚴重居民進行提前干預，“在長期居家過程中，心理‘燃點’可能會降低，”孫煜華指出，政府應該把心理干預放在更高層面上看，保證社會穩定運行。
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曹蓉則呼籲，災後心理干預工作，非政府組織不可或缺。
據統計，日本阪神大地震發生半年後，志願者由2萬人降到1000多人，剩下的幾乎都從事心理干預的工作。在美國，其紅十字會設立了災難心理服務人力資源系統，用以招募志願者，以備不時之需。
在專業技術、組織機制上，由於靈活、自發等特點，非政府組織有著政府無法比擬的優勢。曹蓉認為，建立起應急管理心理干預的長效機制，需要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攜手——政府在制定法律法規、健全心理干預體系、提供資金支持等方面發揮作用，而非政府組織提供心理干預的人力資源、技術保障以及科學研究。
市井喧譁將回歸
不過無論如何，對比汶川地震，如今的突發公共事件的心理干預在組織上和理念上，都有了長足進步。
如今在雷神山醫院任心理工作組組長的程文紅，曾經歷過汶川大地震。
2008年5月17日，災後第5天，她就隨隊前往綿陽災區，當時，各種醫療隊、心理諮詢志願者一哄而上。
“有點英雄主義。”她說，醫生習慣了診室裡接待患者，來到災難現場，常規診療模式不適用了，他們沒有真正理解危機干預。
這次在武漢她看到，地方會統一各方需求，國家衛健委統一調配資源，何時介入？需要多少醫生？物資缺哪些？……效率提高了很多。
而對於心理干預，大家普遍能理解了，儘管這次很多人是第一次經歷重大災難，“但是你能感受到他們是理解這件事情了，只不過就是經驗多少而已。”
借酒消愁的武漢人黃健似乎正邁出陰影，雖然不知靠的是時間還是酒精。
明顯的標誌是，他開始重新在親人群中搶紅包，儘管3月8號的紅包不是為他準備的。慢慢地，他也開始關心身邊事：從不下廚的他也開始研究菜譜，“鰱魚怎麼做不腥？”他開始抱怨煙不夠抽了，愛抽的品牌現在每條得加價20元……身邊的親人能感覺到，那個節儉精明的他又回來了。
4月8日，武漢市將解除離漢離鄂管控措施，這座因水而興的城市和900萬市民一道，在“暫停”2個多月後，逐步恢復正軌。看慣了江水的潮起潮落，在短暫的沉寂之後，標誌性的市井喧譁將重新縈繞武漢三鎮。
這段屬於他們的群體記憶，會在個體心中留下各自印記：深淺不一，大小各異……有些人能夠通過時間去撫平創傷，也有人需要“拉一把”。災難之後，克服恐懼，才能真正重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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