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時期的佛教“法劫”

佛教自兩漢傳入中國後,逐漸的的中國化,發展成為中國佛教,與儒道一樣成為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佛教發展中與儒道之間的關係,有著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新宗教與傳統崇拜的關係。所以一直存在著理論的爭辯。魏晉南北朝佛教已經演變成一支對中國文化有一定影響力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力量。也正是因為佛教的傳播迅速,引發了儒道佛三教爭論不休。東晉時期有沙門敬王之爭,劉宋時期的白黑之爭,齊梁的神滅論之爭。南朝的爭論多是文筆口舌之爭,但在北方的北朝則完全不同,歷史上有三武一宗的滅佛事件,有兩次發生在北朝。其中第一次也是最嚴厲最殘酷的一次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滅佛事件。此次法難主要是由於佛教與儒、道二教之間的矛盾衝突,佛教自身的腐化墮落以及佛教與主權之間的矛盾衝突而引起的。

北魏時期的佛教“法劫”

1北魏帝國的強盛

建立北魏政權的拓跋部原是居住在我國北方鮮卑族的一個氏族部落,後經政治軍事上的一系列改革, 到西晉時期, 這個遊牧部落聯盟處於國家形成的過程之中。拓跋燾出生於平城,生父為道武帝拓跋珪的長子拓跋嗣。拓跋燾出生時,體態容貌與常人大不相同,他的祖父道武帝拓跋珪十分驚奇,高興地說:“將來能達成我的事業的,必定是這個孩子。”後來拓跋燾的父親繼位為明元帝,拓跋燾被封為泰平王、相國、加封大將軍。後來受總管朝中事務,深受明元帝喜愛。拓跋燾為人聰明大度,應付朝事輕鬆自如。在明元帝去世之後繼位成為北魏第三位皇帝,是為北魏太武皇帝。

北魏時期的佛教“法劫”

太武帝繼位後進行政治改革精簡官吏,經濟上大力發展生產力發展農牧業生產,徵收人民租,軍事上整肅了軍紀。使得北魏發展成為北方強國,拓跋燾還重視人才,重視漢族文化。其中就有一個深為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所器重的崔浩。崔浩多謀善斷,算無遺策,屢建功勳,屢次力排眾議,輔佐太武帝滅亡胡夏、平定北涼和擊破柔然,解除了來自北方和西北地區的軍事威脅,打開了通往西域的商道,幫助北魏太武帝統一了中國北方,因此備受寵信。崔浩還是一個才藝通博的人,在天文、曆法、法律、飲食、宗教等方面都做出過重要貢獻。也正是崔浩的才幹與權力,引起了執政的北方貴族及其他人的忌妒。

2佛教寺院經濟的形成

佛教經過多年的發展,在東晉初年有一定規模,但寺院還未擁有大量土地, 因而沒有形成獨立的經濟力量。到了南北朝, 隨著佛教的“ 國教化”,寺院開始大量佔有土地, 經營土地, 成為社會中的大土地佔有者。它除了佔有廣大的廟堂宅地以外, 還擁有大片的地產— “ 寺莊” 以及園、林、山、池。它的出現, 標誌著寺院已由單純的宗教組織蛻變成以宗教關係為紐帶的封建經濟組織。寺莊是寺院經濟的重要支柱。在封建統治者大力提倡佛教的過程中, 給了寺院上層僧侶以種種特權,在經濟上是以免稅免役相優待。官僚貴族還恩賜了大量的土地莊園給寺院,發展到後來寺院大土地所有者的瘋狂兼併和掠奪,因為寺院莊園是不需要繳納稅負的於是底層農民大多來投靠,此外, 寺院中還有不少僕役, 如火工、水工、轎伕等等使得寺院莊園進一步發展壯大。寺院的營建遍及我國南北各地。出家僧尼的數量也較以前急劇增加。南朝梁武帝時,“都下佛寺五百餘,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 資產豐沃。所在郡縣, 不可勝言。”

北魏時期的佛教“法劫”

3道教的變革

而此時的道教也發生著鉅變,出現了一位宗師級的人物寇謙之,北朝時期道教代表人物與領袖。寇謙之對早期道教的教義和制度進行了全面的改革,吸取儒家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觀念,吸融儒釋的禮儀規戒,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的道教教理教義和齋戒儀式,並改革道官職位的世襲制度,主張唯賢是授,信守持戒修行。他重視道教齋醮儀範,為道教增訂了諸多齋儀和儀式,亦為後世道教齋儀奠定了基礎。在當時非常有影響力,後來受到北魏權臣崔浩的重視。崔浩藉助寇謙之的道教,拉攏太武帝;藉助皇權,實行漢化主張。於是,崔浩上書極力推薦寇謙之。經過多次努力於是寇謙之被封為“天師”、“帝師”,道業大盛。

北魏時期的佛教“法劫”

4滅佛事件的導火索

寇謙之去北魏平城以前,朝廷多信佛教;寇謙之的新天師道得到太武帝崇奉之後,自然影響到佛教的發展,但當時太武帝對佛教並無惡意。事情本就就可以這樣相安無事的發展,然而事情的轉變是發生一件農民起義時間。蓋吳是盧水胡人, 不堪忍受壓迫, 於445年在陝西杏城起義, 陝、甘地區的漢、盧水胡、屠各、氏、羌等各族人民紛紛響應。起義範圍北起杏城,南至渭水南岸, 西起秦隴的金城、天水, 東及河東。參加起義的群眾多達十餘萬人, 奉蓋吳為秦地王。

這次起義的規模、聲勢之浩大,使得北魏統治者不敢忽視。北魏派六萬騎兵鎮壓, 甚至太武帝拓跋煮也親臨河東、關中指揮。雖然起義軍經過多次戰鬥後失敗,但是對於北魏統治者來說, 是一次極大的震動。發現長安佛寺僧人私藏大量弓矢矛盾等兵器,與當時的蓋吳起義軍通謀。據《魏書· 釋老志》中記載:二會蓋吳反杏城, 關中騷動, 帝乃西伐, 至於長安。先是, 長安沙門種麥寺內, 御驗牧馬於麥中, 帝入觀馬。沙門飲從官灑, 從官入其便室, 見有弓矢矛盾, 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與當蓋吳通謀, 規害人耳工” 在查抄寺院的時候還發現寺院藏有大量珠寶,數以萬計。繼續追查發現寺院下面居然有暗道暗室,勾引和私通玩弄貴族平民婦女,魏太武帝大怒,下令誅殺長安沙門。還下令王公私自贍養沙門的即刻交至官府不得隱匿。限時在二月十五日之前,過期的,誅殺藏匿沙門僧人的一族。第二年,下詔各州殺僧人,毀佛像,禁民信佛。焚燬天下一切經像,一時之間,舉國上下,風聲鶴唳。北魏佛教受到毀滅性打擊而衰敗。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滅佛事件的“太武滅佛”。

北魏時期的佛教“法劫”

滅佛事件持續六年時間之久,直到後來,寇謙之病死,崔浩後來也因撰《魏史》,書中蔑視胡族而遭腰斬,其族人被誅者百餘人。太武帝駕崩後,崇佛的文成帝即位,下詔復興佛教,佛教才又逐漸恢復發展。

縱觀北魏太武帝滅佛事件, 拓跋煮由禮敬沙門而崇奉天師,進而演變為滅佛的惡性事件, 是偶然因素與必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佛教政治、經濟勢力的日益膨脹對封建帝王構成威脅, 一旦滅佛意識支配了帝王的頭腦, 便發展為滅佛的行動。太武帝滅佛事件,為後世帝王的滅佛開了先例。這一事件的發生, 對於當時的佛教徒來說, 是一次空前的“法難。但是,也正是由於有了這一次的教訓, 此後, 佛教對華夏文化不斷娜和, 經過長期的選擇、改造和重構,中國佛教形成了自己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從而融入中國傳統文化, 得以長久立足於華夏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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