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时期的佛教“法劫”

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后,逐渐的的中国化,发展成为中国佛教,与儒道一样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佛教发展中与儒道之间的关系,有着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新宗教与传统崇拜的关系。所以一直存在着理论的争辩。魏晋南北朝佛教已经演变成一支对中国文化有一定影响力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也正是因为佛教的传播迅速,引发了儒道佛三教争论不休。东晋时期有沙门敬王之争,刘宋时期的白黑之争,齐梁的神灭论之争。南朝的争论多是文笔口舌之争,但在北方的北朝则完全不同,历史上有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有两次发生在北朝。其中第一次也是最严厉最残酷的一次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事件。此次法难主要是由于佛教与儒、道二教之间的矛盾冲突,佛教自身的腐化堕落以及佛教与主权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引起的。

北魏时期的佛教“法劫”

1北魏帝国的强盛

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部原是居住在我国北方鲜卑族的一个氏族部落,后经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改革, 到西晋时期, 这个游牧部落联盟处于国家形成的过程之中。拓跋焘出生于平城,生父为道武帝拓跋珪的长子拓跋嗣。拓跋焘出生时,体态容貌与常人大不相同,他的祖父道武帝拓跋珪十分惊奇,高兴地说:“将来能达成我的事业的,必定是这个孩子。”后来拓跋焘的父亲继位为明元帝,拓跋焘被封为泰平王、相国、加封大将军。后来受总管朝中事务,深受明元帝喜爱。拓跋焘为人聪明大度,应付朝事轻松自如。在明元帝去世之后继位成为北魏第三位皇帝,是为北魏太武皇帝。

北魏时期的佛教“法劫”

太武帝继位后进行政治改革精简官吏,经济上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征收人民租,军事上整肃了军纪。使得北魏发展成为北方强国,拓跋焘还重视人才,重视汉族文化。其中就有一个深为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所器重的崔浩。崔浩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屡次力排众议,辅佐太武帝灭亡胡夏、平定北凉和击破柔然,解除了来自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军事威胁,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商道,帮助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方,因此备受宠信。崔浩还是一个才艺通博的人,在天文、历法、法律、饮食、宗教等方面都做出过重要贡献。也正是崔浩的才干与权力,引起了执政的北方贵族及其他人的忌妒。

2佛教寺院经济的形成

佛教经过多年的发展,在东晋初年有一定规模,但寺院还未拥有大量土地, 因而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力量。到了南北朝, 随着佛教的“ 国教化”,寺院开始大量占有土地, 经营土地, 成为社会中的大土地占有者。它除了占有广大的庙堂宅地以外, 还拥有大片的地产— “ 寺庄” 以及园、林、山、池。它的出现, 标志着寺院已由单纯的宗教组织蜕变成以宗教关系为纽带的封建经济组织。寺庄是寺院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封建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的过程中, 给了寺院上层僧侣以种种特权,在经济上是以免税免役相优待。官僚贵族还恩赐了大量的土地庄园给寺院,发展到后来寺院大土地所有者的疯狂兼并和掠夺,因为寺院庄园是不需要缴纳税负的于是底层农民大多来投靠,此外, 寺院中还有不少仆役, 如火工、水工、轿夫等等使得寺院庄园进一步发展壮大。寺院的营建遍及我国南北各地。出家僧尼的数量也较以前急剧增加。南朝梁武帝时,“都下佛寺五百余,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 资产丰沃。所在郡县, 不可胜言。”

北魏时期的佛教“法劫”

3道教的变革

而此时的道教也发生着巨变,出现了一位宗师级的人物寇谦之,北朝时期道教代表人物与领袖。寇谦之对早期道教的教义和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吸取儒家五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观念,吸融儒释的礼仪规戒,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的道教教理教义和斋戒仪式,并改革道官职位的世袭制度,主张唯贤是授,信守持戒修行。他重视道教斋醮仪范,为道教增订了诸多斋仪和仪式,亦为后世道教斋仪奠定了基础。在当时非常有影响力,后来受到北魏权臣崔浩的重视。崔浩借助寇谦之的道教,拉拢太武帝;借助皇权,实行汉化主张。于是,崔浩上书极力推荐寇谦之。经过多次努力于是寇谦之被封为“天师”、“帝师”,道业大盛。

北魏时期的佛教“法劫”

4灭佛事件的导火索

寇谦之去北魏平城以前,朝廷多信佛教;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得到太武帝崇奉之后,自然影响到佛教的发展,但当时太武帝对佛教并无恶意。事情本就就可以这样相安无事的发展,然而事情的转变是发生一件农民起义时间。盖吴是卢水胡人, 不堪忍受压迫, 于445年在陕西杏城起义, 陕、甘地区的汉、卢水胡、屠各、氏、羌等各族人民纷纷响应。起义范围北起杏城,南至渭水南岸, 西起秦陇的金城、天水, 东及河东。参加起义的群众多达十余万人, 奉盖吴为秦地王。

这次起义的规模、声势之浩大,使得北魏统治者不敢忽视。北魏派六万骑兵镇压, 甚至太武帝拓跋煮也亲临河东、关中指挥。虽然起义军经过多次战斗后失败,但是对于北魏统治者来说, 是一次极大的震动。发现长安佛寺僧人私藏大量弓矢矛盾等兵器,与当时的盖吴起义军通谋。据《魏书· 释老志》中记载:二会盖吴反杏城, 关中骚动, 帝乃西伐, 至于长安。先是, 长安沙门种麦寺内, 御验牧马于麦中, 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洒, 从官入其便室, 见有弓矢矛盾, 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与当盖吴通谋, 规害人耳工” 在查抄寺院的时候还发现寺院藏有大量珠宝,数以万计。继续追查发现寺院下面居然有暗道暗室,勾引和私通玩弄贵族平民妇女,魏太武帝大怒,下令诛杀长安沙门。还下令王公私自赡养沙门的即刻交至官府不得隐匿。限时在二月十五日之前,过期的,诛杀藏匿沙门僧人的一族。第二年,下诏各州杀僧人,毁佛像,禁民信佛。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北魏佛教受到毁灭性打击而衰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太武灭佛”。

北魏时期的佛教“法劫”

灭佛事件持续六年时间之久,直到后来,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太武帝驾崩后,崇佛的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纵观北魏太武帝灭佛事件, 拓跋煮由礼敬沙门而崇奉天师,进而演变为灭佛的恶性事件, 是偶然因素与必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佛教政治、经济势力的日益膨胀对封建帝王构成威胁, 一旦灭佛意识支配了帝王的头脑, 便发展为灭佛的行动。太武帝灭佛事件,为后世帝王的灭佛开了先例。这一事件的发生, 对于当时的佛教徒来说, 是一次空前的“法难。但是,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一次的教训, 此后, 佛教对华夏文化不断娜和, 经过长期的选择、改造和重构,中国佛教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从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 得以长久立足于华夏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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