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一位研究預防自殺問題的專家,自殺了,這是真事

美國著名的抑鬱症問題專家史培勤說“這種疾病往往襲擊那些具有抱負、最有創造、工作最認真的人、歷史名人,如牛頓、達爾文、林肯、丘吉爾等等,都患過抑鬱症,英國王妃戴安娜一生中患過4次抑鬱症,多次自殺,心理醫生為他治療了兩年。”

心理學:一位研究預防自殺問題的專家,自殺了,這是真事

無望中的患者

《珍惜生命--論中國的自殺問題》一書的作者,曾經發誓要珍惜寶貴生命,用一切辦法勸阻別人結束生命的人--陳雲清,竟然是以懸樑自盡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每當我拿起這本著作翻看的時候,雖然時隔這麼些年,依然感慨萬分,從書中大量的中國古代,以及近代和當前的各種各樣的自殺事件,從分析自殺的類型、性質,以及對自殺應採取的態度和對應的方式無不受人敬佩。

你從書中的任何一個論點,都不可能想到作者會以自殺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因為在書中你看的到的都是對生命無限熱愛的言辭,你根本就無法想象與自殺有任何聯繫的思維傾向,後來在一些報道上看到,作者還是我國第1個防治自殺機構,廣州市“培愛”防治自殺中心的組織者和負責人,陳雲清的自殺,在當時乃至現在似乎都是一個謎團,一個努力在勸阻別人不要自殺的人,而自己卻自殺了,這也確實是無法理解的,但是在陳雲清自殺以後就已經給出了一個讓人可以接受的結論,陳雲清乃抑鬱症患者。

一位研究防治自殺問題的專家而自殺了,不論從哪一方面去論證,似乎都很難達到一個讓人信服的結論,當然,包括我們後期所收集的各方面的資料來看,真的很難給出一個哪麼是似乎合理的論證呢?這樣一個自殺事件,而非正常的一個自殺事件,確實是讓我們業界產生了不小的震動,因為我們也是研究自殺問題的心理專家學者,雖然我們對於自殺問題不是單一性的研究,但是在我們的課題當中,卻包含了諸多的自殺事件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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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自己陷入了黑洞

我們在陳雲清的自殺問題上,似乎隱約的看到了另外一種自殺問題方向性的研究,就是自殺以傳染性,也存在著一定的關聯,諸如將10年以來自殺世界的原因,和結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方法來看,確實存在著一定的傾向性,而這種傾向性似乎就以傳染性相連,因為他們的因果關係,已經從他們結束自己生命的方式上,有了集中的傾向。

抑鬱症患者,多數以自溢和跳樓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厭學、欠債的人員,往往採用燒炭自殺的方式。而情感上的失敗,採取殉情自殺的方式,一般都是跳崖或跳海,甚至還會選擇固定的地點,比如某國的公園當中的一個山上的懸崖被稱為殉情崖,許多殉情自殺的人不遠千里甚至萬里來到此處,結束自己的生命,是否有想象中的一種紀念性的意義,就不得人知了。

不論是哪一種接受自己生命的方式,而其中的因素,大多比例性都是比較高的採用一種自殺的方式,從這種比例上來看,似乎就能感覺到像是一種以傳染的方式在蔓延著自殺的形式,但不論是什麼樣的自殺,都是由於情緒的極端化而造成的,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也是因為一個人的情緒如果極端化到了頂點,確實是很難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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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疏導中

比如,我再給一位19歲用燒炭的方式想結束自己生命的自殺學生做心理疏導的過程中瞭解到,他想自殺的原因很簡單,就是不想再上學了,感覺到學習非常痛苦,而這種痛苦不光來源於上學習,更來源於他父母逼迫他學習,父母都是企業中的幹部,每天關心他的只是他的學習,對於他的其他需求,一概不過問,致使他對父母的逆反心理延續到學習上,而產生了厭學的情緒。

就是想去死,用死的方法來報復父母,也結束自己痛苦的學習,聽其原因,再簡單不過了,而做深層次的分析,又是非常可怕的,父母在監督孩子的學習過程中是沒有錯的,錯的可能就是方式方法而導致了孩子產生了厭學的情緒,而父母的監督恰恰是一種單一傾向的,而非泛化的關注孩子,這也是許多孩子對父母產生逆反心理的原因之一。

但是父母恰恰卻認識不到這一點,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可能導致孩子失去生命,並不是我把語言上說的這麼可怕,確實是這樣,當孩子感覺到自己能夠獨立的時候,但卻非能夠獨立,此時如果父母還把單一性的監督,也就是以學習成績為標準和學習的態度為準則的監督方式,確實會讓孩子產生極大的逆反心理和情緒上的突發變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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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用死來解脫的患者

尤其是讓孩子,如果產生的極端的思維意識,那麼災難性的事情,就極有可能發生,孩子在學習期間,尤其是青春期期間,認知並不是完善他所認識到的東西,只是在他意志思維當中能夠體驗到的東西,但有非都正確的,這時的孩子需要的是家長的引導和正確的教育方法,尤其是能夠體驗到家長的關愛,而不是一味的所謂鼓勵和鞭策,更不能是單一性的監督。

在談到自殺問題上的時候,我問到:“你對自殺就沒有一點恐懼感嗎?你想過如果你真的自殺了,生命不存在了,你的父母會痛苦,這一點你能體會到嗎”?學生說:“當時沒想那麼多,但在自殺的那一刻確實恐懼了,是因為當時我們有7個人約好一同,確實但是來的人只有兩個,這其中我就算一位,另一位是個男生,比我大一歲,在我們將木炭點著以後,相互交談了一會兒,內容主要是相互傾訴自己的不幸和痛苦。

在那一刻,只想到了儘快的解脫,也許是最好的辦法,而我們又想不出什麼好的解脫的辦法,只有認為死才是唯一的解脫,相互之間也有安慰的話和鼓勵的話,安慰也就是以後不會再有痛苦了,鼓勵就是相互告訴不要有恐懼,如果有恐懼的話,也是一瞬間的事情,當時確實也是這麼理解了,但是隨著時間1分一秒的過去,我們的大腦依然都很清醒,恐懼,一陣一陣的來襲,確實想到了放棄,但更多的想到的是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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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死並自殘的患者

說到這裡,這位同學沉默了一會兒,我接著問,“為什麼選擇這種方法來自殺,而沒選擇其他方法”?他又沉思了一陣說“這是一種非暴力的解脫方法,也是一種文雅的自殺方法,有文化的人,基本上都採取這種方法”。

你算有文化的人嗎?我問他,他沉默不語,我接著說,“你已經放棄了學習,而你以前學到的只是你人生當中所需要知識的冰山一角,只有這麼一丁點的知識能夠談上這些是文化人嗎?再者說,如果真是一個有文化的人,能夠做這種愚蠢的行為嗎”?

他馬上接受我的話說,“現在感覺到確實不應該這麼愚蠢,父母生我養我確實不容易,他們對我的嚴格也是對我好,但是這些都是我現在才能夠理解到的,具體說父母對我管教的方法是否正確,現在我根本就不這麼想,父母不管用什麼樣的方法去管教我,都是父母的良苦用心,都是為我好”。

我聽到他這麼說似乎也鬆了口氣,看來這段時間我的心理疏導還是起了一定性的作用,至少看暫時情況下,他是不會再去自殺了,因為他能夠認識到自殺這是愚蠢的行為,而如果一個人能夠認識到這裡,誰又會去反覆的做那些已經認識到是愚蠢的事情了,陸續做了6次心理疏導,他現在已經完成學業,畢業參加工作,一切狀態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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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一切皆為痛苦

這個例子的主人公並沒有患抑鬱症或其他心理障礙疾病,是一個很正常的人,只是情緒在某種基點產生積怨的情況下,促成了極端化的思維演變,屬於階段性的情緒變化,通過心理疏導,是完全可以矯正過來的,如果在早期發現,有情緒上的極端變化,及時介入心理疏導或矯正,是完全可以防止悲劇的發生。

心理專家說過,“求生是人的本能,毀滅自己的生命,不論你有多少理由,都是不正常的行為,是精神支柱的崩潰”。

抑鬱症患者的自殺與我所說的例子的自殺顯然是不同的,一個是正常情緒極端化的自殺,另一個則是病態心理化的自殺,可以說是有本質上的區別,而前者是一個病態的意識思維造成的自殺行為體現,而後者是正常,資源化情緒極端產生的自殺體現,但兩者的共同點都是可以提前預防和疏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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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絕望的患者

也可以這麼理解,不論是病態的自殺還是非病態的自殺,那麼他們自殺的因素,必定存在著一個促使他們自殺的激點動力,而非病態化的自殺,這一激點的動力是很容易找到的,比如受到某種極端的刺激、打擊、侮辱、激化、病恥、經濟(債務)、罪責(犯罪)、難以承受的困難等,但是病態化的自殺這一激點就很難尋求得到。

這也是病態化自殺,很難預防的一個因素,就好比說單純的抑鬱症患者的自殺是否就由於抑鬱症的情緒所致,還是因為其他因素的存在,這些雖然都是在研究的過程當中,但現在已經顯露出他的重要性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尤其是抑鬱症患者的情緒所致的因素,是否與自殺的傳染性有相對的關聯。

這種研究確實是非常棘手的,因為必定你所研究的對象,都已經不在人世,可取得的確切的證據,都難以實現真實性的論證,而現實中的所有的論斷,基本上都是以人們所掌握的,少的可憐的所謂的依據或證據來給予定性的,但這些對於他的可信度都是大打折扣的,甚至有些都是妄自菲薄而非實質性的存在,可以說都是一些人異想到的結論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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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困惑者

實際上在我們做關於自殺問題的研究上,也出現過很多誤區,曾經認為,經常在談論自己要自殺的未必是真正實施自殺的人,在談到這一問題的時候,曾經做過一項調查,在國內某大學,對100名大學生進行了關於自殺問題的調查,其中62%的人談到曾經想過去死,但看到一些不如自己的人依然活得很好的時候,也就不想去死了,因為自己所面臨的問題,不過就是學習上的壓力,或是情感上的失敗,也都認識到了,這是人生成長過程的必要體驗,所以死的想法,也就是想想而已,而非實質性的想去真正的實現它。

而做的另外一項調查則是對那些生活中的失敗者,也就是在事業上或工作上,都不是很順利的人,問他們是否有自殺的想法,而調查的結果出乎意外,這些人基本上都想到了死,但是都不會真正的去自殺,而在評估許多已經自殺了的人的實際情況,卻是都有著不錯的工作和穩定的家庭,甚至是有豐厚的收入,在這種情況下自殺的傾向可能和工作的壓力有直接關係。

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第17天,我們對映秀、什坊、平武等地區的失親家庭做了1000份調查問卷,涉及到是否有自殺的想法這一問題,回答有自殺想法的佔83%。而在震後三個月,做了同樣的調查,調查人數還是1000人,回答有自殺想法的佔11%,三個月的時間正處在應激反應後期,而有自殺想法的人的比率卻大大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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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究竟是誰活著還有意義嗎?

在我們研究自殺這一問題當中,我們發現有些人考慮自殺或有自殺的思維,幾乎是完全被絕望的情緒佔據,他們感覺自己的生活非常糟糕,不會有好的跡象出現,更看不到任何能夠使自己轉變好的希望,甚至感覺到自己可能一直在困惑的道路上行走,其實這種感覺本身就是抑鬱的感知而形成的,而且這不是一個很容易向他人表述的情緒狀態。

在研究自殺這一問題當中,更有一個很突出的發現,那就是情緒化的極端是走向自殺的激化因素,正常人也是如此,那麼如果處於一種抑鬱狀態的人,有這種極端化的情緒思維也就不難理解了,因為此時你去告訴一個想要自殺的人,說任何事情都不會像你想象的那樣糟糕,他是不會相信的,也不會起任何作用。

相反,如果處於抑鬱病態化心理狀態的人,會把你所說的這些,當做沒有人能夠理解他或他所受到遭遇困惑的作為進一步的證據,但是絕大多數想自殺的人確實都有想得到別人幫助或支持的需求,雖然他們有的時候感覺對於獲得他人的幫助或者支持也很絕望,但在他們的心裡,這種需求是一直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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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活著就是個影子

後來我們在幾次的研討會上,針對在四川汶川地震中這種罕見的突發天災所造成那麼多人員的傷害,其自殺的想法,在調查問卷的比例上,隨著時間卻在應激反應期,卻下降了那麼多,有可能與當地的生活方式,和人們對生活的心態有直接的關係,因為四川人始終對生活抱有極其熱愛和愜意的生活方式,不論是失去親人和失獨家庭的調查,並沒有收到因為災難和失親而自殺的案例。

那麼自殺究竟會不會傳染呢?通過查找大量的資料,可以證明自殺是可以傳染的,比如一個人尤其是一位名人自殺了,當他的自殺休息,傳出來以後很多人的反應應該是悲傷和好奇,而卻有一些人的反應則是自己也去模仿或者嘗式這種自殺,這也許與宣傳方面的因素也有直接的關係。

根據GouId(1990)的一份統計報告說在一起自殺,事件被傳媒廣泛播放後,9天內自殺現象會出現增多的趨勢,自殺的群體發作(一些人模仿另一個人的自殺行為),在青少年中表現的最為突出,大約有5%的青少年自殺是模仿別人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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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在困惑中

另外自殺行為問題,也發現了另外一個特點,也就是地域性的和文化、民俗、習慣等一些生活性的或禮節性的行為體現都有一定的關係,可以肯定的說是一個人的自殺與他自身的心理素質是有一定關係的,但其他因素依然也是有的主導性的,尤其是那些有自殺傾向的人,這些所謂輔助性的因素是絕對不可忽視的。

因此,我們不論在社會上,尤其在學校當中,或者一些有可能造成傳染自殺的場所,最好的辦法就是進行心理上的干預,雖然我們現在並不得知自殺是否會像疾病那樣“傳染”,但是先一步的干預,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我們發現,不論是我們的朋友或親人有自殺傾向的話,都應該提前介入去幫助他,儘量滿足他的需求,這樣相對來說,可以減少一些不幸的事件發生,另外一點值得提示的,就是當我們的朋友自殺或有其他重大應激所造成壓力的時候,自然也就會對身邊的一些患有心理障礙疾病的人,造成一定的影響,所以像我們身邊如果有這樣的朋友,或者同事,都應該進行有效的干預。

參考:異常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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