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北京湧現出一批嚮往純文學的作家，他們不在意宏大敘事，也不想在文章中討論政治問題，只想描述一種自然、淳樸和淡然的人生狀態，這群文學家後來被稱為“京派”作家。

作為“京派”作家中年齡最小的一個，汪曾祺繼承了“京派”文學的諸多特點，尤其是將老師沈從文身上展現出的自然和恬淡氣質完全內化，這是特別難能可貴的一點，因為現代文學早已在眾多大師，如卡夫卡、博爾赫斯、馬爾克斯、福克納的帶領下，開始了敘事技巧的“大更新”，文學家的筆法日趨精緻和技術化，很少有人對樸素如水的文字感興趣，換句話說，人們的文學審美，在潛移默化中已經適應了華麗的“匠氣”，在這種情況下，汪曾祺幾乎以一己之力，使“京派”文學重新受到關注，讓這個正在消失的文學流派散發出一股雋永的餘韻。

“京派”的復興

20世紀80年代，藉由政策的助力，國內文學界再次嘗試接觸西方文學，當時不管是歐洲文學還是拉美文學，給中國文壇的衝擊都是巨大的，人們對於那些陌生文學巨匠的寫作技巧、文字風格以及敘事結構統統驚歎不已，這種出乎意料的震撼感，從側面展現了彼時中國文學的迷茫，面對已經成體系的西方文學，我們似乎還沒有弄明白創作的方向和主題，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汪曾祺走上前臺。

汪曾祺

汪曾祺的文風，既不是大江東去的豪爽，也不是曉風殘月的萎靡，而是相對簡素而平淡的，但這種平淡並非寡淡，品之無味，相反，讀了汪曾祺的文字，讀者總有一股意味深長的感覺。汪曾祺在80年代重新開始創作，文風與過去一脈相承，仍舊沒有明顯的現代感，但明眼人一下就看出了端倪——一種可貴的東西回來了。

那個肇始於新文化運動，經歷了戰爭、迷茫、革命的重重考驗，始終保持著自身特色的文學流派再次甦醒，那種與崇高、宏大、雄壯審美大異其趣的“京派”文學回歸了人們視野。汪曾祺作為“京派”文學的最後一個大師，文字上有四大特色。

青出於藍

汪曾祺文字的第一大特色，就是跟沈從文的文學追求相似。

沈從文

如果說汪曾祺是沈從文在西南聯大教出的最得意弟子，恐怕沒人反對。汪曾祺上大學時就素有文名，29歲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這之後一直保持著創作，1980年發表了大獲好評的《受戒》，1981年連續推出《異稟》《大淖紀事》《歲寒三友》。這個時候汪曾祺的寫作風格已然成熟，或者說最終定型，這並不難理解，本來他就視文學風格如人格，彼時汪曾祺已經60歲了，不需要什麼變化，而是將已有的風格收緊、提純，就足以開宗立派了。

汪曾祺的作品個人標籤明顯，但我們仍舊可以看到沈從文的文學意蘊：藉由小說“發現與重造民族品德”，也就是把美與善結合，打通由美向善的通道。比如《歲寒三友》講述朋友之間的義氣友誼，為拯救落難的友人，主人公賣掉視若珍寶的三塊田黃石章；《鑑賞家》描寫知音關係，畫師和水果攤販之間越過了文化隔閡的惺惺相惜；《受戒》刻畫了小和尚和女孩之間“思無邪”的感情，純真而善良；再比如《大淖紀事》彷彿是《邊城》的翻版，但是比《邊城》多了些陰影，也正是陰影的存在，反而讓男女主人公之間的情感更加可貴，甚至比《邊城》更貼近現實，彰顯了一種堅毅之美。

汪曾祺年輕時

汪曾祺的文字，時時刻刻透露著沈從文的影子，可以說青出於藍，有沒有勝於藍，不好說，但他確實在老師沈從文的基礎上，將“京派”文學帶上了另一個臺階。

鬆散、隨意的風格

汪曾祺文字的第二大特色，就是鬆散、隨意的風格。

有人曾評價汪曾祺的文字有一種力量，能夠撫平暴躁，鎮靜心神，深得筆法之妙。汪曾祺對自己文字的看法是“傳統”“隨便”，他曾承認“嘉靖三大家”之一的歸有光對自己影響深刻，這也就是為什麼他的小說與西方文學大相徑庭，因為他的文字更像是中國古代的筆記小說。

汪曾祺的畫

相較於結構緊密的現代小說，汪曾祺的小說以鬆散、隨意為風格。關於文字本身應該具有的技術性，有人批評他缺少作文的多樣性手段，一味靠鬆散和隨意取巧，面對質疑，汪曾祺曾多次表示，

另外，鬆散的風格對他來說，不是無法掌控全文的徵兆，而是有意為之的設計，相對於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的寫法，他更喜歡走一步看一步，以“為文無法”的逍遙態度寫自己的想法。

抒情化的散文小說

汪曾祺文字的第三大特色，就是小說的抒情化、散文化。

小說重故事還是重語言？也許對汪曾祺來說，在他的小說概念中，語言的重要性遠超故事性，語言能夠達成的效果，遠超於故事本身。

對語言，汪曾祺要求精煉、簡潔、準確，他曾直言不諱地指出，散文化小說不是史詩，而是抒情詩。就他的作品和小說來看，汪曾祺確實可以稱做抒情詩人。這種創作精神，完全繼承了沈從文的那種平靜、簡淡的文字風格，在經歷了時代的風風雨雨後，更顯意味悠遠。

以隨筆、筆記的方式寫小說，排斥敘事佈局、不重視故事性、拒絕在小說中討論思辨問題，或許正因為這樣，汪曾祺的作品中，散文能夠集成四冊，而小說只能集成兩冊，在他看來，小說可能只是散文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生活中有趣的事、不平凡的人

汪曾祺文字的第四大特色，就是喜歡描述生活中有趣的事、不平凡的人。

汪曾祺的文字風格，在渾然天成的氣質中，還有著豐富的生活情趣，所謂“鳥獸草木”皆在其中。他善於觀察市井生活，尤其是對民間匠人的生活了如指掌，比如《雞鴨名家》中的“照蛋”、炕雞子、趕鴨；《大淖紀事》中的錫匠；《受戒》裡的“名士風流”；《異稟》中的藥店切工等，幾乎每一篇文章都會涉及一兩種“雜學問”。

汪曾祺

除了有趣的事，汪曾祺還喜歡寫不平凡的人，他小說中的主人公，常常是具有“異稟”的市井人物。這些小人物其實多是“奇人”，而其所謂“異稟”者，在《異稟》中的解釋是因為因緣際遇，一些人成了“非常之人”，作為奇人，他們又幹成了非常之事。這也讓汪曾祺的小說常常帶有幾分傳奇的意味。比如在《八千歲》中，勤奮但吝嗇的米店老闆八千歲，因摳門被小軍閥“八舅太爺”控制，只能託，沒落世家子弟宋侉子搭救，後者遊戲人間，但十分仗義，最終左右周旋，終於救出了八千歲。整個故事簡單，但透著一股風塵俠客的味道，每個人都不平凡，很有唐宋遺風。

總的來說，汪曾祺喜好撰寫生活中有趣的事以及不平凡的人，他對人間好玩、好吃、好說的東西興趣盎然，對於詩、書、畫更是青睞有加，活潑的心思、高尚的品味、逍遙且自如的文筆，體現了他精神上的優哉遊哉。

老年汪曾祺

汪曾祺的文字藝術

汪曾祺的文字藝術，並非一蹴而就或者渾然天成，他也不是無師自通，不學而能。早年間，他下筆鋒芒畢露，才氣盡顯，帶著一股火氣，然而經過時間的沉澱，見得多了、吃得夠了、想得透了，最終達到了圓融無礙的地步。

他文字風格的鬆散、隨意，完全建立在“生活中的世界”之上，所以下筆自由自在，相較於那些匠氣明顯，打磨痕跡突出的文字，更顯得充實而真實，彷彿整個人間都是朋友，完全沒有脫離實際的疏離感，之所以能達到這種效果，一方面由於汪曾祺積累了幾十年的人生經驗，另一方面，也在於他始終沒有放棄“京派”文學的理念。

老年汪曾祺

樸素、真實、大度、寬厚，是“京派”文學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標，也是汪曾祺字裡行間散發著的氣質，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西方文學用令人驚異的力量衝擊我們的世界觀時，穩住中國文學陣腳的卻是“京派”文學，汪曾祺用自己的樸素文字，給“京派”文學留下了一道悠遠綿長的餘韻，同時，也給中國文學帶來了自信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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