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讀過吉川英治的《三國志》後，發現其中對於人物的塑造與表現有所不同。不禁思考為什麼不同呢？眾所周知，我們現在熟知的“曹操”形象是一個發展的結果，經過歷朝歷代的文學演繹、史書記載、口口相傳等等各個方面相傳相結合而來，但不出意外的是大同小異。畢竟從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但就是在讀過吉川的《三國志》後，才發現，哦！原來還有這樣的“曹操”。
我把這歸結為“中日視野的不同”，即歷朝歷代的發展都籠罩在古代固有的封建道德之下，而日本卻不是。所以我想，我們可以從他國視角入手，再來重新審視審視曹操這個人物，讓我們以一種更加理性的思想光芒來看待本民族的經典人物。
吉川英治
一、結合史論，認識我們傳統中的曹操
正如作者上述，中日視野不同，所以首先我們要清楚我們視野下曹操的形象。那麼如何正確的認識呢？還是結合史論較為公允。
唐太宗李世民也在《祭魏武帝文》中，道：“帝以雄武之姿，當艱難之運，棟樑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於往代。 觀沉溺而不拯，視顛覆而不持，乖徇國之情，有無君之跡”。
唐太宗從建立功業之艱難和曹操的雄才大略的角度上，肯定了曹操的功績，但也從維護帝王權威和君臣上下秩序的角度出發，對曹操的“無君之跡”進行了批評。
西晉官員劉頌：“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於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
他對曹操於亂世之中整肅法制，使得當時的官場風氣為之一清，社會恢復安定，十分推崇。
鍾嶸在《詩品》中贊“曹公古直，甚有慷慨悲涼之句”。
杜甫的《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一詩云：“將軍魏武之子孫 ，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 ”可見，杜甫對曹操的“文采風流”是極推崇和景仰的。
可以看出，曹操的形象在歷史中總體上還是比較正面，大致是集中在其赫赫功業、文采風流、和法制建樹等方面。 這些都是以事實來論，是有史為證的。
然類似如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就已經在自覺或不自覺中強化曹操的奸雄形象了。北宋“貶曹之風”尤為盛行，直至明清終成定論。
“貶曹之風”，我們可分兩方面來看：第一，曹操確有可貶之處。如李世民所說“無君之跡”頗留口舌。第二，跟風誇大之嫌。
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中自覺或不自覺的對曹操有所貶低
二、那麼我們到底何時開始“貶曹”，怎麼貶曹的？
最開始的“貶曹”實際上在當代就有了，東吳蜀漢曹魏三大政治集團的對立，為了政治需、民心之變，《曹瞞傳》就這樣在東吳人手中問世了。當然作為集團的“輿論攻擊手段”，我們並不能從其中擇取太多，但不得不承認，那時已經為後世的“貶曹之風”留下了伏筆。
貶曹之風最先開始於政治手段的攻擊
直到東晉，史學家孫盛在《異同雜語》中大量揭露曹操奸詐殘暴的一面，這裡“貶曹之風”才真正開始。為此，他將許劭對曹操“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的批言，改為了“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於是現在我們常用於曹操身上的一詞“奸雄”產生。
同時期的史學家習鑿齒在《漢晉春秋》中說道：“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 ”被習鑿齒的“春秋筆法”這麼一定性，曹操首次被戴上了頂“篡逆”的帽子。
到南朝劉宋政權達到第一次高峰。這其實不難理解，畢竟劉宋政權自稱漢室後人，對曹操的抨擊也是對自身正統的維護。劉裕的侄子劉義慶編著了名傳千古的《世說新語》。 其中如曹操父子爭甄、曹操假譎、七步詩、毒殺曹彰等故事傳說都是起源於此書。
其次還有如劉宋的史學家裴松之奉詔為《三國志》作注，裴松之的注中就大量引用了吳人編的《曹瞞傳》中的內容。
北宋時期，尊劉抑曹的風氣猶盛。大文豪蘇軾雖然也稱讚曹操“一世之雄”，卻又在《魏武帝論》、《諸葛亮論》中說他“因衰乘危，得逞其奸。”
明清時期曹操的奸臣形象成為了定論。
明清時期曹操的奸臣形象成為了定論
在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中，“故殺呂伯奢”、“興兵報父仇 ”、“借刀殺禰衡”、“夢中殺人”等，都表現出曹操陰險狡詐、殘暴狠毒和多疑猜忌等性格。 羅貫中塑造的曹操是一個集功罪善惡於一身的複雜人物，有貶有褒。但是給人們印象最深的仍舊是曹操奸詐殘暴和狠毒的一面。
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時擬選宋人穆修所撰的《毫州魏武帝帳廟記》，乾隆見此文大怒，認為穆修“獎篡助逆”，“大乖於名教”因令“刊除此文，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金口玉言，至此，曹操的篡逆之名也最終有了官方的認定。
三、吉川英治《三國志》中的曹操形象
吉川塑造的曹操形象完全不同於我們的《三國演義》。吉川對於曹操沒有從功過善惡兩方面去定論，他給了曹操非常大的“版面”，前四卷曹操便是整個三國的主角。
在吉川筆下，曹操是一位詩人、一位英雄。
吉川更加看重曹操的詩性
吉川英治在原著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了曹操的詩歌文采。 於《三國演義》中，曹操是“亂世之奸雄”，是奸絕；但于吉川《三國志》中，卻由於作者對其詩才、詩情的強調而成了激情詩人。
吉川英治重塑的曹操，有著率直、富於激情、重感性而少理性的詩人性格。 在他心中，曹操是“東方豪傑典型”，他用兵如寫詩一般，敏銳而富於激情，有一種大氣磅礴之勢。
一書中，最典型的片段就是他對關羽的渴求，就如同對待戀人一般：
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如此不時宴請，天天只盼著能見到關羽。·······關羽終於去了。他拋下自己，北投玄德去了。令人傷心的男子之戀———不是戀愛，但又確實是男子漢對男子漢的戀愛。“啊！今生今世怕是再也無緣與如此真義士交談了。”但憎惡、怨恨之類情感於曹操心中此時卻絲毫也無。因為他來去明白，襟懷坦蕩，對如此真正的男子漢你是恨不起來的，更何況這種恨這種怨，又分明只是小人之心小人之情。·······他感到了孤寂。他久久地注視著北方的天空，一動也不動，只有淚珠在他臉上描出了兩道白線，只有睫毛在彷彿傾訴著心中悲苦般上下忽閃著。
這段描寫簡直將曹操對關羽的不捨變成了少女般的愛戀，儘管讀起來一定會匪夷所思，但細細品去，卻是將曹操對關羽的渴求，對關羽的患得患失表現的淋漓盡致。在吉川筆下，曹操的心思真正的發掘了出來，使他成為了一名有血有肉的英雄，給人以深入骨髓的感覺。
基於此我們不難看出，吉川筆下的《三國志》是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儒家倫理傳統所給與中國讀者的道德枷鎖，以自己的眼光來看待曹操這一人物形象。 在他眼中曹操是詩人，是一位羅曼蒂克式的英雄。
儘管在中國古代也不缺乏將曹操述之為英雄者，但對於他的“無君之跡”還是批判的，甚至是深惡痛絕的。 更遑論生存於儒家倫理道德體系之下的大眾平民，習慣於以其簡單的善惡二元對立的觀點去看待曹操，對於曹操的負面行為更是大肆唾罵。
羅曼蒂克式的英雄
四、吉川英治“羅曼蒂克”式曹操為我們帶來了新的視角
這一系列圍繞曹操的詩人氣質和詩作才華而塑造起來的日本民族心目中的曹操，也為我們重新審視曹操這一人物形象提供了新的視角。 儘管同為中華文化體系下的國家，但曹操對於日本民族而言，是中國的歷史人物，他們不會用“自我”這一立場去看待，而是一種“他者”的眼光去審視這一形象。
不似中國有意或無意地以儒家道德體系下的惟正統的立場，去審視曹操這一人物形象。 日本學者從曹操羅曼蒂克式的詩人氣質和詩文作品來塑造的曹操，遠比我們從《曹瞞傳》、《世說新語》和《資治通鑑》等等一系列經過歷代文人刪補、虛構乃至誇張的文本中得來的曹操形象更真實。
通過考察本民族優秀的文學經典在域外的接受情況，我們也可以從“他者”的視角，得到重新審視本民族文學經典的新角度。 異域視角在一定程度帶有異域文化色彩，然而，在這種“自我”與“他者”的關係之間，異域視角不會或很少會受到本民族的文化傳統的影響，這一點，在中日民族視野下的曹操形象的分野就足以體現出來。 也正是通過探究這種分野，才為我們深化文學、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理性解讀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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