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裡願意談幾句小說的，往往捧《水滸》而貶《三國》，而且認為《水滸》不是略勝一籌，是高著幾個檔次。（東方IC/圖）
明代文人裡願意談幾句小說的，往往捧《水滸》而貶《三國》，而且認為《水滸》不是略勝一籌，是高著幾個檔次。
比如謝肇淛有一段被廣泛引用的議論，歌詞大意就是：《水滸傳》好，不用說大家都知道；《西遊記》之類有啥好需要說一說；但《三國》之類可真爛啊，根本就不值當說。
何以如此，可能和三國故事的兩個傳統有關。
一是史傳。這個傳統裡的故事講述人，一般有點文化，但也不會太高。大體上，把《三國演義》改成現在最常見的樣子的毛綸、毛宗崗父子，代表這個群體的較高水平，而下限大概就是魯迅《風波》裡趙四爺的樣子，“不但能說出五虎將姓名，甚至於還知道黃忠表字漢升和馬超表字孟起”。
這類人的特點，一是把宣傳“仁義禮智信”這類傳統價值觀，當作小說很重要的功能和義務。二是特別信服正史的記錄，會盡量往上靠，不大喜歡胡亂發揮。但說他們更關注歷史，那倒也不見得。只是他們既然有且僅有一點讀寫能力，便很以這種本事為自豪，所以能夠接近正史，乃是有文化的證明（他們若生在今天，大概就是喜歡盯著古裝劇挑歷史錯誤的人吧），至於正史本身也可能會錯，他們就不關心了。
另一個是民間傳統，如《全相三國志平話》和許多元雜劇，都屬於這個傳統。這些作品主要面對不能閱讀，通過聽書看戲來獲取信息的受眾，價值觀和趣味自然也和他們更加接近。所以它更看重的道德是“忠義”：忠不是儒家的忠，而是一種更具體的人身依附關係；義也不是儒家的義，而是通常所說的“江湖義氣”。另外就是，他們有火辣辣赤裸裸的富貴慾望。如元雜劇《桃園結義》寫關張見劉備“實為貴相”，就請他喝酒，劉備大醉後出現異象：
關羽：兄弟，你見麼？他側臥著，面目口中鑽出條赤練蛇兒，望他鼻中去了。呀呀呀，眼內鑽出來，入他耳中去了。兄弟也，你不知道，這是蛇鑽七竅，此人之福，將來必貴也。等他睡醒時，不問年紀大小，拜他為兄，你意下如何？
所謂“不問年紀大小，拜他為兄”，這分明是西門慶熱結十兄弟的調調了。這個傳統的另一個興奮點，是武力崇拜，所以喜歡寫智商硬傷而神勇無比的人物，《說唐》裡有李元霸，《殘唐五代》裡有李存孝，而平話《三國》裡，張飛也屬這一類，曾幾乎是以一人之力平定了黃巾之亂，至於單挑打得呂布、趙雲落荒而逃，那也不在話下。
《三國演義》與其說是兩個傳統的集大成之作，不如說是史傳排擠民間的產物。有人喜歡拿據說更接近羅貫中作品原貌的“嘉靖本”和毛家父子的批評本比較，強調兩者的區別有多大多大，其實若把更早的各種三國故事也拿過來放到一起看，就可以發現嘉靖本已經刪除了不知多少怪力亂神和急功近利。兩個版本是在往同一個方向上努力，毛批本只是走得更遠，進一步鞏固了史傳傳統的勝利果實而已。
所以歷來的著名文人，鄙視《三國演義》也就很好理解了。大文豪有的“三觀不正”，對正史也沒什麼敬畏心理，所以《演義》引以為豪的忠於正史，在他們看來反而是小家子氣。文豪們的語言修為自然是極高的，對不文不白的半吊子文風，更加瞧不上。總之，《演義》努力追求的東西，都剛好落在他們的鄙視鏈上，而《水滸》是白話，寫江湖，這是用新文體講述新故事，對文豪們反而有陌生化效果，印象自然好很多。——現代有的人就剛好相反，看《三國演義》這種淺易文言，似懂非懂間格外有高大上的感覺。
這種重《水滸》輕《三國》的傾向，從明代一直延續到魯迅、胡適一輩。魯迅論《三國》，留下了“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這樣的警句（迅翁喜歡關羽，恰恰是《演義》裡離史傳最遠，而最具民間氣味的形象）。不過胡適對諸葛亮舌戰群儒那一段，評價是“令人慾嘔”，還是讓人有些奇怪。作者為諸葛亮設計的臺詞，只是稍顯邏輯混亂而又自我膨脹而已，實在是小文人常態。這就要吐，未免槽點太低。大概，胡適見過的爭辯太多，知道大多數爭論都是無結果的，要說服別人，不可能像《演義》描寫的這麼容易。
（作者系大學教師、歷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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