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 李映宏:严峻的挑战 艰难的抉择—2018中国经济的若干预测与展望

年年难过年年过,年年过得都不错。

站在新旧交替的关口,我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疑问:面对充满严俊挑战的2018,中国能够得心应手地应对吗?2018年,中国经济将发生哪些重大事件,并将对未来产生哪些重要影响?

一、中国经济实际增速将很可能出现较大幅度地下滑

即将过去的2017年,中国的GDP实现6.8%的增长,已经是铁板上定钉的事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外贸出口的额外贡献。在2017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外贸易对于中国GDP的贡献都是负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全球经济开始回暖。全球经济的逐步回暖,总体上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它给疲弱的中国经济带来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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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预测,中国的GDP增长在2018年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实际增长率将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比如将可能下滑到5%左右的水平。原因如下:第一,对房地产的严格调控,将使得拉动中国GDP增长的最大的引擎熄火,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基本已近被堵死了;第二,由于欧美日等国已近明确确认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将面对更多的对外贸易纠纷,出口将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加入WTO的红利将在较大程度上削弱,出口拉动经济的动力将大为减弱;第三,从2018年开始,消费和科技创新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但由于房地产的抽血效应、养老体系的不完善、居民收入增长动力不足等造成的负面压力,使得消费很难独立担当拉动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重任;第四,中国已经从2015年开始,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每年都将减少300到600万的劳动力,而且这一趋势还将呈现加速的迹象,人口红利因此加快消失,这也很不利于中国经济保持强劲的增长。

我们判断,除非中国在科技创新以及逆转老龄化趋势等方面出现质的、重大的突破,中国经济的真实增长速度将长期滑落到5%甚至更低的水平。

二、中国将继续保持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2018年将进入加息周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M2一直保持着21%的复合增长水平;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货币增速更是进入到了全球货币增速史上的罕见水平,以至于按目前的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来计算,中国发行在外的货币折算成美元,都可以买下半个地球了。很显然,这样的印钞速度是不可持续的。这也是近年来中国房地产价格持续飙升的关键因素。无节制的印钞,也使得国内居民的安全感大为缺失,因为人民币的超发已经使得它失去了财富储备功能。在美联储缩表和连续加息,以及英国、韩国等发达国家进入到加息周期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人民币发行速度,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必由之选。所以,我们在2017年终于看到,人民币M2的增速已经下降到了个位数的水平,其中在7月份曾经创下了7.2%的历史最低增速。由此可见,中国ZF已经看到了货币持续、长期超发的巨大危害,并开始从源头上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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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去产能、去库存、降杠杆”的重压下,通过市场化的加息来增加相关企业的财务成本,以使相关过剩产能、库存和高杠杆企业实现自我淘汰,是一种更加市场化的选项,更是一种能够取得长期化效果的供给侧改革。不过,ZF选择的是行政化强制去产能、去库存的方法,虽然效果能够在短期内立竿见影,但长期效果如何尚待检验。况且,行政化去产能的方式,难免会对不同所有制形态的企业造成是否公平对待的疑问,是否在中长期内达到了优胜劣汰的效果,就不得而知了。我们没有在已经过去的2017年看到中国央行的加息,实出于我们的预料之外。

不过,随着美国、欧洲和东亚主要经济体的纷纷加息,全球已经进入全面加息周期的前提下,中国央行如不跟进,中国资产的泡沫可能会被进一步吹大,资金向高息国家回流的压力也会增大,人民币也会再次面临贬值压力。所以,我们将很快见到中国央行的加息行为。中国大概率会在2018年二季度前,被迫进入到全球性的加息周期中。

三、中国将在行政化配置资源和市场化配置资源两个选项中做出艰难抉择

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摒弃已经被证明为失败了的计划经济,从而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其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当然,所谓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意味着ZF不能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实施必要的调控,比如凯恩斯就就主张政府有必要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实施必要的调控。但是,区别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到底“哪只手”在资源的配置中期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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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在中国加入WTO十五年后,并没有按当初的约定自动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虽然我国ZF对此做出了严正申明,但是,中国是否已经是市场经济体,也不是不存在着一些争议。比如,2015年股灾时,面对千股跌停的惨状,中国ZF不得不停止了做空机制,并且直到现在都还未全面恢复,而做空机制是法律法规所允许的,这难免会被别人认为中国ZF不遵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但是,如果当时不断然取消做空机制,股灾大概率会蔓延到银行体系,引发全面性的金融危机。比如,中国股市已经建立25年了,但在IPO上却一直固守着实质上的审批制度,市场化的注册制迟迟不能得到落实,严格的退市机制也无法得到有效实施,在最为市场化的资本市场领域里面,中国却长期采取着行政化的手段来运作,导致上市公司质量无法得到保证,那些最有创新精神和投资价值的公司(如腾讯、阿里巴巴等)却不得不到境外去实现IPO。比如,在去产能、去库存的手段的选取上,我们直接采取的是行政化的关停并转,短期效果虽然立竿见影,但长期效果却难以预料。比如,在对房地产的调控上,采取的也是严格的限购、限售、限贷等强制的行政化的方式。再比如,各级ZF深度地参与到经济的运行中去,成为一个个“企业”,但它们同时又是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者……

虽然我们可以说我们建立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但是,中国要加入以美国主导的WTO等体系中去,享受加入WTO的红利(中国2001年加入WTO时,当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是0.5098亿美元;2016年为44934.1亿美元,并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贸易体;如果不加入WTO,我们是无法取得如此辉煌的经济发展成就的)我们却不得不遵守别人的规则。不被欧美发达国家承认为市场经济体,中国将面临不能享受WTO条款中极为重要的最惠国待遇,并因此而可能将受到严厉的制裁(下文会做阐述)。

因此,2018年,中国将在行政化配置资源和市场化配置资源两个选项中做出艰难抉择,以尽快争取欧美发达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四、中国将很可能从2018年开始,面临艰难的对外贸易环境

中国不被欧美等发达国家承认为市场经济体,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将面临不能享受WTO条款中极为重要的最惠国待遇,并因此而可能将受到严厉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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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对最惠国待遇做一下科普。《1994年关贸总协定》承袭《1947年关贸总协定》(关贸总协定是WTO的前身)的规定,规定了成员之间应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按照《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一部分第1条第1款规定:最惠国待遇是指一成员方对于原产于或运往其他成员方的产品所给予的利益、优惠、特权或豁免都应当立即无条件地给予原产于或运往所有任一成员方的相同产品。换言之,一国(或地区)根据条约给予另一国(或地区)的利益、优惠、特权或豁免,无论在何时,都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其他第三国(或地区)的各种优惠待遇。

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基本点是要求在世贸组织成员间进行贸易时彼此不得实施歧视待遇,大小成员一律平等,只要其进出口的产品是相同的,则享受的待遇也应该是相同的,不能够附加任何条件,并且这种相互给予的平等的最惠国待遇应当是永久性的。例如,日本、韩国、欧盟都是世贸组织的成员,则其相同排气量的汽车出口到美国时,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汽车进口要一视同仁,不能在他们中间搞歧视待遇。如果美国的汽车进口关税是5%,则这几个国家的汽车在正常贸易条件下,美国均只能征收5%的关税,不能对日本征收5%,而对韩国、欧盟征收高于或低于5%的关税。

根据WTO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如果一国不被承认为市场经济体,那么它将不再受到最惠国待遇条款的保护。比如,在十五年的过渡期内,中国出口到欧洲货美国的汽车,欧美都必须给予其他WTO成员国同等的关税,其他缔约国也必须如此。由于中国劳动力便宜、环境约束相对宽松等因素,中国生产的汽车就会比其他经济体生产的汽车便宜很多,但是,进口国也必须给以中国于其他经济体一视同仁的关税待遇。如此,中国生产的汽车就会在出口中占很大的便宜。

中国加入WTO以来十五年内,各缔约国都严格遵守了最惠国待遇,给以中国产品公平的关税待遇。中国的很多企业,比如华为,就是在最惠国待遇的保护下,以其价廉物美而击败诸多国际同行,登上通讯领域的宝座的。然而,在中国不再被承认为市场经济体之后,华为们在出口产品时,进口国将可以选择不给以中国企业以最惠国待遇。在此条件下,尽管华为们在产品的成本核算时并未有意压低成本,但是,进口国有权利按照第三国的市场环境来重新对华为们的产品进行定价,比如按德国的市场环境来定价,那么,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无疑将大大提高,中国企业还能像过去十五年那样以价廉物美来对外出口产品吗?

从2018年开始,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将变得艰难起来,直到中国被广泛地认为是市场经济体为止。

五、中国将大概率跟随美国实施减税

虽然中国权威媒体对美国将企业所得税从35%一次性地减为20%,也同时对个人所得税进行了大幅度的减少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但是,任何一名理性的经济界人士都不得不正式这一影响深远的现实。面对美国已经既成事实的减税政策,采取鸵鸟政策是根本无法改变现状的。美国的减税政策,将毫无疑问地使美国的投资环境变得富有竞争力起来,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不采取跟随政策,那么,将会被国际企业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弃你而去。而且,即使是国内的企业,由于依然具备巨大影响力的大国的美国的减税政策,它们的国际竞争力也将受到极大的削弱。要知道,如今企业的竞争早已经不是国境内的竞争了,而是国际性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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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根据著名的拉弗曲线,一国的税率并非越高越好。税率过高,人们创业无利可图,也就没人去冒险创业了;税率过低,国家又无利可图,无法征收到足够的税额,以用于公共服务的提供上来。一个合适的、企业和国家都能接受的税率,是有利于整个国名经济的发展的。当年里根ZF的减税政策,就极大地振兴了美国经济,并在克林顿担任总统的时候,使得美国国库空前充裕。很可惜的是,里根ZF采取的英明政策虽然在克林顿ZF时期结下了丰硕的成果,却因为小布什的穷兵黩武,导致了美国财政的巨大赤字,后来有不得不采取杀鸡取卵的方式加税,以至于不得不让特朗普来为其擦屁股。

中国是全球税负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一事实已经有很多专家论述过了,不再在次赘述。在投资拉动已经难以为继、出口又面临WTO最惠国待遇可能弱化而带来的困难下,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历史性地大部分落在了消费这架马车身上。在此基础上,跟随美国实施符合自己国情的包括企业和个人所得的减税政策,有利于国内企业的休生养息,使我国的实体经济在良好的投资环境下得以发展壮大,可以培养更多的税源;企业得到了发展,就有能力为职工加薪,在适当降低个人所得税的基础上,企业和个人的消费能力也必将有所提高,消费这架马车的动力也必将得到强化;中长期而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健和强将的增长迟早是会来到的。根据拉弗曲线的原理,国家的税收总额也将因为适度的减税反而得到大概率的强劲增长,何乐而不为呢?

六、随着刚性兑付的打破,明斯基时刻可能会在局部发生

ZF在2017年出台的关于金融市场的政策中,将实质性地打破刚性兑付的规定,是建设一个成熟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必由之路。打破刚性兑付可怕吗?并不可怕。只要刚性兑付还存在,任何资产的定价,尤其是风险资产的定价都将是扭曲的;只要资产定价、尤其是风险资产的定价是扭曲的,中国就永远不可能迎来一个成熟的和有利于资源有效配置的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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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中国已经实质上实行了多年的刚性兑付的基础上,刚性兑付的打破在短期内的确也有其可怕的一面。由于我国已经在历史上形成了天量的信托产品、银行理财产品等,也有巨量的各类企业债和公司债的存在,所以,在未来,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上述产品无法兑现本息的可能。这放在以前,如果某省的某家省属企业的债券无法兑付本息了,那么,该省就会让另外一家省属企业来代替那家违约企业来偿付本息,以维护该省的整体信用,除非该省已经无法那么做了。但是,从现在开始,这样的做法将不被允许了。那么,当一家家大型企业的巨额债券型债务无法履约时,类似事件很可能会连累银行以及相关企业的担保链。如此,如果严格执行打破刚性兑付的规定的话,难免会引起局部性的金融风险的爆发,尤其是在高杠杆的堰塞湖尚未消除的当下。

2018年,这样的明斯基时刻,就很有可能发生。

七、不排除个别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因史无前例的严厉调控而崩盘的可能

面对房地产价格疯狂上涨,最近1年多来,国家对房地产实行了“限购、限卖、限贷”和大幅提高首套房贷款利率的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政策。其决心之坚决、行动之果断、措施之得力,史无前例。应该承认,上述措施的确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并连带锁定了巨额的资金,间接达到了缩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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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厉的调控下,部分高房价地区的房价已经有所松动,甚至部分地区的房价已经较最高价下跌了30%左右。只不过由于限购、销售、限贷以及高按揭利率,即使价格出现了大幅下跌,也无法进行交易,或者加上交易成本后,总房价依然比历史最高点没有明显下降。

不过我们也应该有所准备,在矫枉过正政策的长期压力之下,部分地区的房价不排除出现崩盘的风险。尤其是那些接最后一棒的投机者,那些利用了现金贷来支付首付款的投机者,在调控政策长期持续之下,可能会出现无法偿还按揭贷款的可能性。如此,他们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弃供。另外,对于这些投机者来说,如果房价在长期持续的高压调控之下出现大幅下跌而导致自己的房子成为负资产时,也会选择弃供按揭贷款的可能。需要清楚的是,这样的投机者不是个别的,而是一个群体。

八、为对冲外贸易可能的困难,不排除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重回7时代的可能

正如本文第四部分所言,由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正式确定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可能面临着不能享受WTO中最核心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出口将面临困难。为了应对上述困难,在确保外汇储备安全的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中国将可能实施人民币贬值,借以促进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因发达国家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对出口带来的不利影响。人民币在2018年兑美元,有可能重回7的时代。

九、股市继续震荡寻底

其实,阅读完上述九点预判,大家就不会再对2018年的股市报以非理性的乐观了。理由再简单重复如下:第一,中国未来会保持一个中性稳健(稍偏紧)的货币政策,流动性难以出现宽松。这一方面是出于我们自身的宏观经济的考量,因为要从根本上达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战略目标,仅仅靠一时的行政化手段是难以根本性地达到的。一个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环境,是有利于从根本上达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战略目标的。另外,在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纷纷以缩表、连续加息等方式退出QE的国际大环境,也限制了中国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第二,自2016年11月下旬以来,中国10年期国债的利率从2.601%,到2017年10月30日,一路狂飙到3.916%。这对于任何风险资产(包括股市和房市等)的价格走势来说,都不是一个好消息。简单地说,它意味着,银行的贷款利率将提高;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延续下去,银行还将继续提高贷款利率。也就是说,中国的无风险收益率是趋势性地在提高的,虽然它相对于10年期国债的利率走势会有半年左右的滞后期。中国10年期国债的利率的走势,不久就会体现在对股指走势的压制上来。第三,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改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实行严格的冻结房地产交易的政策出台之后,投资拉动经济的传统做法已经难以为继,消费、科技创新和改革将成为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消费、科技创新和改革的发力是需要时间的,不可能继续像投资拉动那样一挥而就、立竿见影。在此前提下,中国经济的增速很可能会下滑到5%-6%的区间(但增长的质量会大为提高),企业盈利也较难出现全面性、爆发性的增长。第四,目前上证指数之所以屡屡站不稳3400点,很大一个原因是过去半年拉动大盘向上的银行、消费等行业的股价,已经快透支了其未来业绩的增长。

最后做一点申明:本文的观点,是完全本着客观、理性、建设性的学术态度撰写的。观点本身完全是中性的。我们之所以秉笔直书,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抛砖引玉的机会。文章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据此做出的投资决策,风险与收益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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