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曾說過：“中國文化造極於趙宋之世。”宋代雖然留給後世“積貧積弱”的印象，但是在當時的世界，宋代的科技、商業乃至於文化都處於領先地位，先後湧現出了“一門三進士”的蘇家父子、韓愈、王安石、范仲淹等著名文學家，可謂是人才濟濟，但是在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的古代，教育經費對於家庭來說是一筆極為高昂的支出，而為什麼家貧如洗的范仲淹先生都能上學呢？這個就要從宋代龐大而普遍的助學活動談起了。

一、宋代助學活動勃起的原因

縱觀中國古代史，沒有哪一個朝代像宋朝這般重視教育的發展，也沒有哪一個朝代能將助學活動辦得如此普及而全面，而宋代助學活動興起的背後，不僅與宋代統治者倡導的崇文抑武思想有關，還與當時發展繁榮的商品經濟有關。

1、崇文抑武的興起

宋朝的建立，結束了五代十國以來的亂世局面，趙匡胤陳橋兵變而的天下，此後宋朝統治者為了維護統治，防止再有武將黃袍加身稱帝，同時也吸取了晚唐因為武將權力過大而滅國的教訓，實行了崇文抑武的思想訓化，尊崇孔子與優待儒士。甚至趙匡胤死後在太廟留有遺訓：“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可見宋代對於士子的優厚。

宋代統治者不僅在政策上對於士子有著優厚待遇，歷代統治者更是以身作則，勸誡臣民多讀書。太祖趙匡胤是武將出身，但是其人亦是知道文才是治理國家的主力軍。登基後，他雖然“杯酒釋兵權”收回了武將手中的兵權，但是也鼓勵武臣多讀書，勸告他們“貴知為治之道”，以另一種方式為朝廷效力。

太祖皇帝不僅僅是口頭上的勸告，還以身作則，未登基之前，“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他的繼任者太宗皇帝也繼承了他的遺志，“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並對身邊近臣說道：“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此後，以文治天下成為宋代的基本執政方針。

趙匡胤

宋真宗趙恆也不例外，也繼承了先祖風範，在藩邸時就有了“己有好學之名”，即位後閒暇之餘更是手不釋卷，僅用了兩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就已經讀完《周禮》、《儀禮》、《尚書》、《論語》、《爾雅》等十一經及宋以前的十九部正史，其學習能力可見一斑。兩宋三百多年的歷史裡，“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耀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不負陳寅恪先生“中國文化造極於趙宋之世”的誇讚。

宋朝崇文抑武，文治靖國的的社會思潮，使得士子的地位在宋代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不僅使得宋代社會極為重視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要大規模興建學校、培養人才，才能穩定的為國家輸出人才治國。然而教育支出在古代極為高昂，沒有幾個家庭可以承受這種負擔，所以就出現了宋代全方位、多層次的大規模助學活動。

2、商品經濟的發展

宋代經濟的高度發展，使得宋代百姓的生活水平相較於前朝，有了飛躍式的提高，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麥迪森經過研究就給了這一組數據：“早在公元10世紀時，中國人均收入上就已經是世界經濟中的領先國家，而且這個地位一直持續到15世紀。”可見在宋代，百姓的生活已經相當富足。這就為宋代龐大規模的民間助學活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與此同時，我們可以從北宋政府逐年增加的商稅收入可以看出，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程度。以北宋時期太宗至道年間為例，此時商稅為400萬緡， 歲入2224萬貫，商稅佔國家財政收入的18%，真宗天禧末年，其商稅就增加至804萬緡，歲入15085萬貫。從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看出，北宋的商品經濟規模逐年增大，商人階層也在逐漸擴大。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正是因為北宋財政收入的逐年增加，也使得國家在文教領域上的投入增加，加上中國自古以來形成的

北宋的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就在《慈溪縣學一記》中寫道：“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說明了地方教育事業的重要性，甚至是地方官員考核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官員政績好壞的一個重要標誌。

王安石

二、宋代助學資金的來源

宋代的助學資金來源廣泛，不僅有中央撥款專門支持，地方富民、鄉紳等也會慷慨解囊，支持地方的教育事業的發展，北宋許多貧窮士子成功科舉的背後，除了有國家的支持，還有鄉間父老的援助。

1、官府設立的助學途徑

宋朝統治者實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國策，使得政府一向崇儒佑文，在學習、生活資助關心士子，專門為貧寒士子制定和實施具體的政策措施來幫助他們繼續學業，如：減免家貧士子學費，供給膳宿之費，實行學田制度，建立義莊等。這些助學措施，是由政府專門撥款，由地方官員按規定實施計劃。雖然由於種種原因，朝廷撥款不可能會全部用在助學上，但是亦有許多有為之士，不肯貪汙半分，大力支持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宋代科舉考試

如為地方府學、縣學置辦學田，這些學田並不是租賃給貧寒學子以維持生計，而是將學田租賃出去收取租金，將所得資金用於官學的日常事務以及對貧寒學子的資助上，即為他們提供筆墨紙硯、書籍等教學材料，並將學田餘糧贈與學子以維持生計。

如宋寧宗嘉定二年壽昌縣知縣鞏鳩鴻向縣學撥田二百畝“以資養士”。而學田可根據用途不同劃分為餐田、祭祀田、辦學修學田等等，雖說學田制度在魏晉時期就已經出現，但是制度的完善，確立為國家制度還是在宋代，可見宋代政府助學態度的堅持。

除此之外，地方還設立義田（義莊）助學。儘管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府都設立有助學的官學及學田，但是教育經費的高昂還是讓很多有志向學的貧窮子弟望而卻步，所以為了培養人才，網羅優質生源，一些地方官府為此專門設立了用於資助貧困學子的義田，亦稱至為義莊，其用途在於貧困學生遇到突發事件無力應對時給予幫助。

官府設置的這些助學途徑，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貧窮士子求學路上的困難，使得他們得以繼續學業，也是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地方文化教育事業的興盛，最終造就了趙宋的文化盛世。

2、民間擁有的助學方法

政府設置的學田、義莊制度，除了依靠中央撥款之外，還接受民間鄉紳富民的慈善捐款。這些鄉紳富民通常指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地方上層階層人物，他們沒有功名，社會地位不高，但是憑藉著積極參與地方事務，通過教育投資在官府獲得一定的人脈，藉此提高自己的社會威望，從而在鄉民之間有一定的影響力，官府樂意接受他們的資金來促進地方的發展，尤其是文教事業，是地方官員的政績之一，對於官府和鄉紳富民來說，是雙贏的局面。

宋朝書院

宋朝許多的私人創立的書院，背後往往都有當地鄉紳富民投資的影子。如宋代在士子間威望極高的應天書院，創辦者戚同文“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戚同文死後，應天書院不但沒有破敗下來，反而因為有當地府民曹誠的支持，規模逐漸擴大：“出家財即同文舊舍建學舍百五十間，聚書千五百餘卷。”

除了投資私人書院、積極響應官府捐助學田、義莊之外，這些鄉紳富民還會通過提前教育投資，資助自己看好的青年學子，不僅資助以錢財，還會締結婚盟等等。民間鄉紳富民的參與，使得宋代助學規模得到了擴大，宋代的教育事業發展也越來越迅猛。

三、助學活動對宋代社會影響

助學活動對宋代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通過這些助學活動，使得越來越多的宋代貧家子弟得到了改換門庭的機會，也促進了宋代科舉文教事業的繁榮興盛，推動了宋代各階層之間的健康流動，緩和了當時的階級矛盾，

首先，宋朝助學制度的發展完善，促進了宋朝科舉教育事業的發展以及文化的普及。通過學田、義莊制度，使得許多貧困學子無後顧之憂，可以專心準備科考，促進了科舉制度的發展；而“族塾”、“義學”、“書院”的興辦，不僅擴大了宋朝的教育規模，雖然教育資源相對來說還是不公平的，但是人口基數的擴大，成才的人數也就得到了增加。

而宋朝助學活動的發展完善也有利於教育向下層甚至是底層百姓普及傳播，促進了醫學、科技、農學的發展。而“族塾”、“義學”含有推廣教化與以富資貧兩方面的作用，不僅可以使教化更多民眾，還緩和了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有利於社會穩定。

同時，由於宋朝助學活動的廣泛性與多樣性，是宋代教育得到普及的一大原因，其倡導善舉，積極助學助貧，從而真正幫助廣大家境窮困的學生得以解決困境，令他們能夠安心讀書治學的善行善心，也在一定程度

宋代讀書人形象

四、總結

綜上所述，在宋代，通過種種助學只活動，窮人的孩子只要有心有天賦，一樣可以可以獲得受教育的機會，從而通過讀書科舉，獲得改命運的機會。

而政府也通過這些助學活動，促進了科舉制度的完善，使得社會階層流動性增強，不僅可以緩和階級矛盾，也防止了新的門閥士族勢力的出現，有力的維護了皇權的統治。宋代助學活動的全方面、多層次的展開，造就了宋代一代又一代文學家的湧現，持續了三百多年的文化盛世由此拉開序幕。

參考文獻：

1.《宋朝助學活動研究》

2.《“富民階層”與南宋鄉村社會救助》

3.《淺談宋代政府對寒門學子的資助》

4.《宋代地方官學建校資金來源探究——側重於對學記文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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