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龐大、居住地遼闊的漢族，儘管各地的方言與風土人情有著千差萬別，但在文化上，卻始終維持著統一民族的心理。中國的國土面積同歐洲差不多，但歐洲最後形成的幾十個國家中，不少國家和民族的語言差別其實又比中國各地同一漢族的小。但方言的差別從來沒有成為分裂的因素，從文化上說，方塊字的確是起著維繫民族統的第紐帶的作用， 這是不應低估的。此外，標準語，即語言學家們稱之為具有漢族共同語的作用，也同樣不可小視，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第二紐帶。
在中國古代，更遠的情況無法追述，但在秦與西漢時，大致是以秦晉一帶的方言作為標準語，而自東漢以降，又以洛陽一帶的方言作為標準語。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的關係，當然是源與流的關係。
事實上，直到隋朝，北方“其辭多古語"，上層士大夫與下層民眾的口語差別很小，都是講《史記》那樣的文言。唐詩的韻律，也是依洛陽話為據。宋人談論“天下語音何處為正”，認為“西洛人得天下之中"， 但仍應以“讀書人然後為正”。當時洛陽話與“讀書人的差別，大致就相當於如今北京土話與標準普通話的差別。
降及唐宋，即使在北方，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的差別顯著增大了。富麗堂皇的唐詩中，已經採納了一些當時的口語。宋代的漢文更出現了口語化的傾向。著名的大思想家朱熹的弟子所編的《朱子語類》，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朱熹使用宋代口語講授和談話的原貌。這證明即使像他那樣文化修養很高的士人，儘管還是用古文寫作，但平日的言談，甚至講授儒家經典，也已經不可能像六七百年前的北方庶民那樣，“其辭多古語”，但他作為“讀書人”，說的還是洛陽話。
自金朝中期開始，至今北京成為中國的政治中心，標準話就逐漸由洛陽話轉變為北京話。金人接待宋使，“語音亦有微帶燕音者”，反映了當時中都話的推廣。金朝後期，完顏合周“語鄙俚”，他所寫的榜文說:“ 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
眾所周知，現代北京話帶“兒”字，是其一個特點。看來早在遼金時代，燕地方言即帶“兒”字。如遼代稱漢人為“漢兒”。燕地方言到明清時成了官話，而在民國時方確定為標準話。
古代的標準話是習慣形成的，沒有法定，而且使用的範圍肯定不如現在的普通話廣泛。故語言學家稱之為準共同語，是較為確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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