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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十二月16日，任職日本外務省翻譯官的楢原陳政要去幹一件為難的事情，他要以私人的名義拜會避難在日本的康有為梁啟超。想勸說他們一行離境。沒想到被梁啟超當面拒絕。彼時，康梁皆受到日本政界的照顧，自以為楢原並非代表日本政府的意見而已。
過了四天，楢原又來，直接道明，貴國的李鴻章大人與伊藤博文會見時候，已經明確要求你們離開，不然會引起外交上的不快。梁依舊拒絕。後楢原又多次寫信，梁啟超就當沒看見。雖然堅持不走，但當時的局面已經發生變化，與康梁友好的日本大隈重信政府已經下臺，新內閣山縣有朋一派與他們並無交集，而且此刻也正與清政府打交道熱絡當中，其中外相青木周藏認為清朝的政治已經開始穩定，毫無疑問清廷還是慈禧太后做主，既然要和清國的官方合作，那就不能和這些失敗的反對分子走得太近，事實上，日本早就顧忌到這一天，從康梁逃到日本的那天起，就沒有安排官方人士與其接觸，而只是讓一些人以民間的方式給與他們照顧。所以清朝執政格局一旦明朗，再稍加壓力，日當局驅康之心已經日益堅決。剩下的也就是時間與方式問題。
充當中間人的楢原陳政值得一說，此人化名井上陳政，雖是日本人，卻是清末大儒俞樾的學生。俞樾《曲園自述詩》記其事道:“甲申歲,日本東京大藏省留學生井上陳政字子德,奉其國命,遊學中華,願受業於餘門下,辭之不可,遂留之。其人頗好學,能為古文。”這樣好學的日本人，其實身兼間諜的責任，曾化裝成中國人，使用陳子德的名字遠赴直隸、山東、陝西、山西、河南、湖北、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江西、安徽等省收集中國情報,歷時6年。歸國後寫成《禹城通纂》上下冊,分政體、財政、內治、外交、刑法、學制、兵備、通商、水路、運輸、物產、風俗等12部,共2033頁,另有附錄353頁,為清朝當政各員傳略。此書1888年由日本大藏省出版，可謂甲午戰爭前日本收集中國情報的“代表作”。1900年，楢原陳政死於北京義和團運動的炮火中。時任日本公使館二等書記官，年38歲。
在日本當時，像楢原陳政的間諜人才，還是層出不窮的。這裡又要感慨，中國近代史中，赴外的人員車載斗量。但出色的間諜卻很少。中國人對於外國的瞭解，很多是浮於皮毛，或者泛泛而談，大而化之。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不肯放下架子。而另一方面，也與中國曆來輕視間諜有關，中國人文化還是主張光明磊落，這顯然與喬裝打扮人前一套人後一套的間諜作風是有違的。所以中國歷史上或有出色的間諜，但大多聲名不彰。
其實說多幾句間諜，也可見當時中日之間的一些差異性。便是看待事物，中國人雖然講究外王內聖崇尚中庸之道。但表面上還是更趨向傾向非黑即白非敵即友，而不大喜歡折衷。至少在明面上。而日本則要曖昧許多。這裡有出於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裡的風險管控的策略考慮。整個近代史，日本在與中國政府交好的同時，從未間斷過對於其反對者的收留與培養。康有為只是其中一例。
中國不是不收留他國的政治失意者，但往往只是出於善意，放不下面子，以及不想得罪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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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拖到次年的一月下旬，按中國農曆算，這年是2月10日過年，所以還算一年歲末。日本近衛篤麿公爵，也就是後來的二戰戰犯近衛文麿的父親，請梁啟超來他的住所，明確告訴他，他們在此已經有礙中日邦交，即使執意留在這裡，也無益他們要做的事情，不如早點離開，同時建議他們去歐美較好。在這種直截了當的壓力之下，梁啟超無言以對。於是梁啟超與康有為考慮四天以後，致信近衛，表示同意離開。當時康梁一派在日本的情況確實已經很危險，不但張之洞與日本軍方談判，以兩國軍事合作為條件，以換取日方將康梁趕走。
後來清廷還曾暗令劉學詢、慶寬二人以出使考察名義赴日，伺機刺殺康有為等人。當然，這二人關係不睦，作風也不一樣。主使劉學詢更為熱衷於在日本花天酒地，公款吃喝。而慶寬雖然盡心盡責，在對於日本維新的瞭解基礎上對康梁等產生些許同情心。以及日本政府的監視與告誡等因素，終使他們未對康梁二人下手。再後來發生的事情更是叫人啼笑皆非。劉學詢歸國後的所作所為成功使一場暗殺行動變成一場鬧劇。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劉學詢還和孫中山關係要好。所以後來，康梁的改良勢力與孫中山的革命勢力對決之時，康梁甚至也組織過殺手去謀殺過劉學詢。
康有為開始準備離開日本行程，按說 ，前途暗淡，正是他人生最為低落之時。他卻花了十天的時間，寫了一本四萬字的回憶。等過完年，康有為41歲，雖是倉皇之際，但他心中明白自己的政治生命並未結束。只是抱負一時難以施展而已。所以這本回憶，行文一氣呵成，情緒跌宕起伏，可說是內心萬分激動，溝壑依舊。這本回憶錄的命名更是口氣很大，直接名為《我史》。旁視無人，自視甚高。至於寫作動機，康有為自己說，因為要離開日本，跟隨的諸位弟子想了解老師的一生行事，所以懇請寫之。所以在手稿本末尾，康有為親筆寫下這段話：
諸子欲聞吾行事，請吾書此。此四十年乎，當地球文明之運，中外相通之時，諸教並出，新理大發之日，吾以一身備中原師友之傳，當中國政變之事，為四千年未有之會；而窮理創義，立事變法，吾皆遭逢其會而自為之。學道救人，足為一世；生本無涯，道終未濟。今已死耶，則已閱遍人天，亦自無礙，即作如是觀也。後此玩心神明，更馳新義，即作斷想，又為一生觀也。九月十二日至日本，居東京已三月。歲暮書於牛込區早稻田四十二番之明夷閣。
但據追隨他的弟子葉湘南則說，當時從香港渡日時候，跟隨老師的弟子，也就是自己一個人，沒有聽說誰要他寫，後來也只是聽說有這本書，但一直沒有看到。葉湘南到六十三歲才讀老師康有為的手寫年譜，在其跋中還是很有感情的說：如升其堂，如聞其語，悲喜交集。清人寫文章，誇大其詞一點也是傳統，名將左宗棠年輕時候與朋友坐船夜航，偶遇小賊，稍微抵抗，小賊落水而逃。左宗棠記錄其事，寫的驚心動魄險象環生。朋友看了說當時我在現場沒你寫的這麼誇張啊，左宗棠則不以為然，還怪其不識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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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康有為才21歲的時候，說自己在“靜坐時候，忽見天地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聖人，則欣喜而笑，忽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這個夢，與他的廣東同鄉洪秀全夢見天父天兄，還真有異曲同工的地方。不過他的同學，見這個人時哭時笑的，還以為他不正常了。而康有為也毫不理會。“自以為聖人”這五字，居然就成了日後康有為心上的仰仗。是他自信的來源。再去體會日後的一生事蹟。也不免要感嘆，若沒有強大的內心，又如何做到，以一個廣東偏遠地區的屢試才勉強及第的年輕人，以及日後不過區區五品工部主事的身份，能揚名於海內外，使皇帝言聽計從，還使天下的英才趨之若鶩，與其朋黨結社，並周遊於王公大臣之中，竟撬動中國的政局，一時間，無人不談變法，處處爭取維新。所以不必評論他做的究竟如何，僅此經歷，已經是不世的成就了。
沒有執念，便沒有對於事業的堅持。而另一面，越是內心虛妄，越是容易蠱惑人心。康有為身高1米7左右，其貌不揚，但這麼一個人，能讓17歲便少年成名，意氣風發的才子梁啟超一見即為之嘆服，拜其為師。27歲的光緒皇帝同樣也是一見如故，大加讚賞。乃至他五十幾歲的時候，在南洋街頭演講，當地華僑一個十七歲的女兒，居然一見鍾情。說明他的氣度風韻，必有超人之處。晚清藏書大家胡思敬稱：“有為欣身修髯，目光炯炯射人。”看他真人照片，目光確實有神。
當然這樣的人，年輕人與老年人的觀感是大不一樣的，所以榮祿，翁同龢，張之洞，則另有看法。普遍覺得此人不靠譜。上海紳商經元善則說，康有為此人，長於坐而言，拙於起而行，集眾人之資以逞一人之言。所以他惹出麻煩，也大抵由此導致。老年人要的是持重牢靠，青年人更要的是慷慨激昂。所以康有為的事業。成敗皆源於此。他善於鼓動。劉體智掌故筆記《異辭錄》裡說他偈見大員，動不動就說，小變則小效，大變則大效，不變則亡。雖說有些人只是聽聽而已，並不放在心上，但要是放在心上的人，自然會聽的熱血沸騰。覺得他是中國希望之所在。
康的大弟子梁啟超稱：
先生最富於自信力之人也，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搖動之。於學術亦然，於治事亦然，不肯遷就主義以徇事物，而每鎔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註腳、群山皆其僕從之概。故短先生者，謂其武斷，謂其執拗，謂其專制，或非無因耶。然人有短長，而短即在於長之中，長即在短之內。先生所以不畏疑難，剛健果決，以旋撼世界者，皆此自信力為之也。
政治思想家蕭公權先生倒是客觀的評價。道康有為是一個不設防的人，雖然有他的錯誤和缺點，他也並不是聖人。他的努力失敗，所以沒有做成英雄。歷史總以現實的社會與政治標準衡量人，一個人的先見假如沒有成為事實的話，就得不到掌聲，但在思想領域，現實並不是唯一的衡量，康有為的改革和烏托邦思想，對於中國的思想史有著重要的貢獻。
顯而易見，康有為是個理想主義者，在庸俗的社會，一個人有理想，即使虛妄一點，也是多麼難能可貴。所以作為一個地位其實很不高的人，居然敢為這個龐大的帝國提出全盤的改革計劃。並以一己之力讓其計劃得以部分的實施。即使時間不長，實施不多。而且風雲突變，許多可貴的改革策略，根本沒來得及實施便無疾而終。但也必須要說，留下來的影響，還是無可衡量的。中國近代史，也確實為之推動了進程。
所以這年的歲末，康有為給自己所寫的自傳，也算個人回顧半生之事蹟，叫一個人落難之中，且前途叵測的人說來，還是感嘆不已。尤其關於戊戌這年的政變情事，則是由康有為口述，讓他的弟子韓文舉負責記錄。30年後，年逾7旬的韓文舉回憶起道，這天是晚上開始寫起，老師口述，由他負責記錄，寫完已經到了深夜。光這一節事就寫3800字，佔全部回憶的十分之一。可見康有為情緒亢奮，想說的東西實在太多。
康有為日後最被人詬病的地方，便是他與梁啟超，為了自己的事業，確實偽造了許多材料，造成了許多歷史假象。但作為當事人，他的君子自道，雖然並非全部事實。但又是今人研究歷史無法繞過的資料。歷史學家茅海建先生以此為感，以一部百萬字皇皇鉅著去逐條考證他的《我史》，給後來者極大方便。但觀者也不免心中暗暗的感慨，有時候即使如破案一般抽絲剝繭找出線索。又怎麼能確定，這條線索的最初出爐，是基於什麼樣的目的，還是一開始，便已經被人偽造。
1898年，康有為寫完自己的半生之事狀，後來又幾經修改，出於美化的作用，也確實杜撰許多從未發生的事情。近代史這麼多資料無非都是眾說紛紜，也因為政治風雲變幻，每個歷史階段因為不同的價值觀，解讀與取捨又大都不相同。
歷史哪裡有什麼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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