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可曾領導戊戌變法？
餘音
戊戌變法研究，無論是研究的深度還是參與者的眾多，在史學研究領域都是罕見的。儘管如此，一些基本問題，比如究竟誰是戊戌變法的領袖、康有為是不是戊戌變法的領袖等，至今仍然莫衷一是。2008年12月，傅國湧在《人物》雜誌上發表文章，認為“即使在轟轟烈烈的一百零三天裡，康有為的作用也極為有限。”2009年1月，楊天石則在《北京日報》上撰文指出：“戊戌變法……是以康有為為領袖，得到光緒皇帝充分支持的政治運動”。事實上，“捧康派”與“棒康派”的爭論由來已久，我認為，只有“回到歷史現場”，才有可能做出正確論斷。
能不能讓光緒“言聽計從”？
大家知道，領袖一般是指國家、政治團體、群眾組織等的領導人。戊戌變法是全國性的改革運動，因此，只有領導戊戌變法運動的決策者才有資格成為“戊戌變法領袖”。
史料表明，終其一生，光緒皇帝只召見了康有為一次，時間是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即1898年6月16日。召見後，皇上並未重用他，只是將他從工部主事平調到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作為一個六品官員（相當於現在的處級幹部），在紅頂如雲、等級森嚴的晚清政壇，他再也無法面見皇上，怎麼可能對光緒施加政治影響、讓皇上“言聽計從”呢？康有為先解釋說，是光緒授予他“專摺奏事”權。實際上，這個謊言很容易被識破。因為，如果他真的擁有“專摺奏事”權，為什麼召見之後，他的大多數奏摺還要通過楊深秀、宋伯魯、徐致靖等高官代遞呢？
戊戌事變後，康有為被迫流亡海外，為了自圓其說，他又改口：“所以能左右皇上，主要是靠密奏。”（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神州國光出版社，1953年版，第三冊，第526頁）問題是，如果康有為的密奏是通過譚嗣同等軍機四章京偷偷帶入宮中的，那麼，軍機四章京是9月5日任命的，每天兩人一班，分班到軍機處入值，從任命到戊戌事變，滿打滿算也只有16天，而且，他們並不是每天都能見到光緒皇帝，有的甚至一次都未見到過，能帶多少條“密奏”？為何有軍機四章京傳送“密奏”，康有為還要以別人的名義寫奏摺？在9月5日之前，康有為又是通過誰傳送“密奏”的？那時皇上所做出的眾多變法新舉措，也曾受到康有為的“左右”嗎？很顯然，康有為“密奏左右皇上”之說也經不起考問。
如果是像傳言那樣，康有為是通過特別恩准，可以隨意出入宮禁，也不現實。蘇繼祖在《戊戌朝變紀聞》中十分肯定地說：“康氏兄弟進宮之謠，無人不知，且有汙穢宮闈之語。苟有人心者皆不忍聞。欲知造此謠言者乃當道王公，尚有鹹廟皇孫在內。……狺狺獸語，不足聽聞。”
“康有為領袖說”是怎麼誕生的？
通過史料考察,我們似乎不難看清“康有為是戊戌變法領袖”的提法的成型過程：其一，在戊戌變法期間，由康梁等人的宣傳、頑固派的謠傳，使康有為成為“新聞人物”；其二，戊戌事變後，康梁攜手“創作”了“康記”戊戌變法史，又經過海內外長達16年的反覆“炒作”，使康有為由當年的“新聞人物”變成了戊戌變法的“中心人物”；其三，1911年，康有為根據已披露的戊戌變法史料，採取“因果置換法”，重新加工、整理並出版了《戊戌奏稿》，將光緒皇帝推行的眾多新政“安插”進自己的奏稿裡，從而把自己美化成為“新政來源”，《戊戌奏稿》進而成為學者們研究戊戌變法的“經典”；新中國成立後，湯志鈞等人誤入他設下的圈套，將《戊戌奏稿》中的康氏變法主張和戊戌新政一一列表排比，從而“坐實”了“康有為是戊戌變法領袖”之說。
康有為的奏摺，很少被採納
謊言總有被揭穿的時刻。1970年代初，臺灣學者黃彰建率先指出《戊戌奏稿》是康有為事後改纂的“偽作”；1980年2月，孔祥吉發表了《的改纂及其原因》一文，他明確指出：“整個看來，《奏稿》所輯康有為戊戌變法時之奏摺二十篇，進呈編書序五篇，除去在政變之前已在《南海先生七上書記》和《湘報》第一四號公開發表過的《呈請代奏皇帝第七疏》、《進呈俄大彼得變法考序》兩篇外，其餘各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動，不少篇章均系後來補綴，文句與原折幾無共同之處。以上列舉各篇章均是康在變法時呈遞光緒的重要奏疏，大都輯入了《傑士上書匯錄》，成為光緒裁決新政的藍圖。但是，《奏稿》卻對此作了原則性的改易，有的幾乎改得面目全非。”近年來，隨著康有為的戊戌條陳原件和編纂上呈光緒書籍真本的陸續發現，更使《戊戌奏稿》的研究價值進一步銳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戊戌變法期間，既然康有為的奏摺大多數沒有送達朝廷，其作用也無從發揮，那麼，康有為的領袖地位又從何談起呢？
康有為的上奏，到底被光緒採用了多少呢？經過研究，鄺兆江認為，康有為《戊戌奏稿》“只有3折被採用，6折部分被採用，其餘皆落空”。
即使是被光緒皇帝採納的建議，“知識產權”也未必就歸康有為一人所有。戊戌變法期間，皇上施行的新政，如修築鐵路、舉辦郵政、裁軍練兵、廢除漕運、開辦學堂等等，有見於康有為奏摺中的，但更多的內容是別人早就提過的。如1895年，廣西按察使胡燏棻的《條陳變法自強疏》裡，就把籌餉、練兵、築鐵路、開民廠製造機器、廢止漕運、創辦郵政、設立學堂等一一列出，論述詳細。其中籌餉、練兵、築鐵路等主張，在戊戌變法中分別得以施行。
怎樣評價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中的地位
當然，我不同意“康有為是戊戌變法領袖”之說，並不是要全盤否定康有為在變法運動中的獨特貢獻，特別是他在建學堂、辦報紙、編書籍、開學會等方面，為宣傳變法思想所做出的“開山之功”。正如1898年9月23日，戊戌變法夭折後的第二天，張元濟致信汪康年所評價的那樣，“康於初五日出京，初六日奉命拿問……康固非平正之人，然風氣之開，不可謂非彼力。”李鴻章則從反面做了詮釋。同年9月24日，他出面宴請在京訪問的伊藤博文，酒過三巡，賓主很自然地聊起了康梁。李鴻章為康梁辯解說：“論其罪狀，無非煽惑人心，致於眾怒。”後來，梁啟超也在《南海康先生傳》中做出論定：“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為謂之政治家，不如謂之教育家；謂之實行者，不如謂之理想者。”
可以坦率地說，回到戊戌變法現場看一看，無論是資歷、地位，還是學力、社會影響，諸多方面，康有為都不具備戊戌變法領袖的條件，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激進的變法思想宣傳家而已。
餘音，安徽省淮南市壽縣人，1962年1月出生。畢業於海軍飛行學院、海軍政治學院等，大本學歷。海軍航空兵三級飛行員出身。當代新銳文史學者、紀實文學創新理論的研究者、實踐者。曾在海軍航空兵部隊、（北京）海軍政治部、大連市委宣傳部工作，現為中國史記研究會會員、遼寧作協會員、大連作協理事暨報告文學委員會副主任、《東北之窗》原執行主編。1985年以來，已發表各類體裁、題材作品400多萬字，出版本版書《傳銷內幕揭秘》（2001年12月，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首印6000冊）、《特稿採取寶典》（新華出版社，2008年1月版，首印7000冊）、《孫家鼐創辦京師大學堂風雲》（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版，首印5000冊）、《中國維和警察傳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版，首印8000冊）、《王亞樵真傳》（北方文藝出版社，2013年1月版，首印6000冊）、編著：《現代大學校長文叢：竺可楨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年11月版，首印5000冊）等16部，皆為本版書。其中，《中國維和警察傳奇》已翻譯成英文、法文版，全球發行。在打擊傳銷、維和警察、特稿採寫理論、戊戌變法暨北大校史等領域，做出了開創性宣傳、研究、著述，多次獲獎。
2001年以來，多次成為央視“實話實說”、中央臺“午間一小時”、北京電視臺“記憶2015”等欄目的特邀嘉賓。2010年6月，由《今傳媒》雜誌、陝西省傳播學會和中國人物傳播研究中心等單位聯手推出的“中國當代人物傳播100家”中，餘音以“鼓吹創建中國紀實文學理論大廈”而當選。
選自作者自由來稿郵箱書稿《動手動腳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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