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梁啟超同為廣東人，都是百年世出、開風領潮的人物。
康有為自小深受孔學薰陶，立志當聖人。光緒十四年第一次上書，極陳外國相逼、中國危險之現狀，請求朝廷取法西方，實行變革，被人目為病狂；甲午戰敗後召集各省舉人上書，請求拒和、遷都、變法三事，史稱“公車上書”，但沒有結果。後幸得大學士翁同龢向光緒帝推薦，得以與楊銳、林旭、劉光弟、譚嗣同等人同興“戊戌維新”。
梁啟超是廣東神童，九歲就能下筆千言，17歲那年在廣州得識康有為，拜其門下，成為“康黨”。師徒兩人在“公車上書”和“戊戌維新”中亦步亦趨、呼風喚雨，一同登上歷史的舞臺。
然而，世事如白雲蒼狗。變法失敗後，兩人亡命國外，漸行漸遠，最後竟至師徒反目、互相攻訐。一個儼然以滿洲遺老自居，一個成為堅定維護共和的“國士”。這是為什麼呢？
梁啟超從事政治活動是康有為領進門的，在治學上也深受康有為的影響。但是，兩人在性格上有明顯不同。康有為是自信滿滿而“太有成見”，其性格略近於“宗教家”；梁啟超則富於感情而“太無成見”，其性格略似於孔子所說的“狂者”，兼含詩人和文學家之意味。感情之物，流質易變，梁啟超“太無成見”之特性，即植根於其豐富之感情。1915年梁啟超自我反省時說：“我發政論，常為自身感情作用所刺激，而還以刺激他人之感情。故持論亦屢變。”即使維新失敗，流亡國外，但康有為一直頑固地做他的“保皇黨”，是“保皇黨”名符其實的精神領袖和行動家；梁超則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思想主張一變再變，這或許是出於情不自禁。
性格不合只是一方面，但造成師徒反目最重要的原因是思想上的徹底分歧，所謂“道不同，不相謀”。
康有為的政治哲學，大致有以下五點：一是認為孔子為天下萬世制憲法。孔子之《春秋》，界定人人皆守名分、各得其所，就是說明確了權利義務，是涵達天下萬世的憲法。所以立國撥亂致治之道，不需要學習國外，而西方各國之政治，實際上與孔學是契合的。二是社會進化必須循序漸進，時已至則法隨之變，時未至不能驟進。三是社會演進的順序是亂世、小康昇平世、大同太平世。四是中國自秦漢至明清為據亂達於昇平之世，故當以小康之法治之。五是大同為人類最後之歸宿，其條件是廢除了家國人已之界限，一切都博愛平等。這樣看來，康有為鼓吹立憲保皇，反對革命共和，也在情理之中。
流亡日本，與孫中山先生接觸後，梁啟超的思想發生深刻變化，傾於民權革命之說，後來發展至不談偽經和改制，對康有為大倡孔教會、定國教等行為屢起駁之，堅持革命排滿共和之論。民國元年，梁超四十歲，這時他的政治立場隨國體而完全改變，其對民國筆舌宣傳、身心並獻。他先後擔任民國的司法部長、幣制局總裁、財政總長等。在袁世凱搞帝制時，支持蔡鍔起“護國軍”反之；張勳復辟，則與段祺瑞等馬廠興兵以討之。這與康有為死心塌地的反共和、以滿洲遺老自居迥然而異。
這是由梁啟超的民權觀念決定的。其視自由為璀璨之花、莊嚴之神，高呼“於戲！璀璨哉！自由之花。莊嚴哉！自由之神”；認為“不自由，毋寧死，斯語也，實十八九兩世紀中歐美諸國所以立國之本原也。”“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無往而不用者也。”這豈是死命護君憲、一心奉孔教的康老師所能理解和贊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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