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解清朝歷史和中國近代史的朋友都知道晚清時的“戊戌變法”“公車上書”、“戊戌六君子”等歷史事件，而這，都和一個人脫不開關係，那就是康有為。
康有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明夷、更甡、西樵山人、遊存叟、天遊化人，廣東省南海縣人。康有為是一個“天命觀”極強的人，終生堅信自己的生命上必然依附著某種神秘而偉大的天意，並且自詡“聖人”，而實際上康有為小時候也的確很聰明，只不過在那個八股文時代，他的科舉之路卻相當坎坷，他在16歲中了秀才後，便一直再無進步，至到36歲才中舉人，而他後來的學生梁啟超，在17歲時已經是舉人了。
為什麼說康有為自吹自己擂呢？首先說他寫的兩部書，1891年初，康有為在廣州開設萬木草堂。在草堂存在的七年（1891-1897）時間裡，康有為還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政治著作《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偽經考》，兩部書的裡的《新學偽經考》據說有20萬字，但是據他自述，這是他在短短的5個月的時間裡寫出來的。但是，張之洞的門生廖平曾寫過兩部書《知聖篇》和《闢劉篇》，而且瘳平也曾把這兩部書借給康有為觀閱，過了一年後，康有為赫然出版了《孔子改制考》，思想觀點與廖平的《闢劉篇》《知聖篇》幾乎完全相同。隨後，《新學偽經考》出版，觀點仍與廖平著作類似，廖平由此大怒，指責康有為剽竊他的書稿，康有為卻不以為然。由此也引發了後世學者對此事的爭議不斷，有學者就指出，這兩部書這麼短時間內完成，並不是康有為一個人的功勞，除了剽竊，更多的是他的幫學生協助所著。而這一切，皆被康有為說成是自己一個人的功勞。
“公車上書”的迷團。我們上中學時，曾學過歷史，由康有為的主導下，發動了“公車上書”，清政府由此拉開“百日維新”的變法運動。然而，隨著歷史學者的深入研究，並不是那麼一回事。
歷史書中，康有為在1895年領導上千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反對政府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並提出系統的變法方案，史稱“公車上書”，維新派由此登上政治舞臺。而且康有為在自傳《我史》中對“公車變法”進行了渲染記載，且有模有樣，有據有理，然而，經過史料的嚴考，康有為組織的此次上書根本沒有付諸實施，康有為也根本沒有去都察院遞交過什麼上書。
首先，康有為一再聲稱上書之所以未成，是因為都察院拒收，事實上，都察院在1895年的上書大潮中，反而起到了領頭羊的作用。20餘名都察院御史都曾上奏極諫，有些甚至連上數折，而康有為說都察院守舊頑固拒收他發起的上書，完全不符合史實，因他壓根就沒去都察院，一切反對派，都是他在《我史》裡虛構出來的臆想。
康有為說：“此前舉人們聯名上奏，當權的孫毓汶已頗為忌恨，我組織的這次千餘人大行動，更是本朝從未有過之事。舉人們初六、初七兩天在松筠庵大舉集會。
然而據央視歷史顧問姜鳴先生實地考證，松筠庵面積狹小，根本無法一次性容納1200餘人的大聚會。要承認1200人這個數字的真實性，只能有一種解釋：舉人們是陸續來松筠庵簽名的，但這也就等於否定了正式的松筠庵集會的存在。
其次，康有為在《我史》中說他是“公車上書”的組織者帶頭人，然後，他曾命令梁啟超出面組織廣東舉人聯名上書，此次上書有廣東舉人80餘人簽名，但唯獨沒有康有為的簽名。而在同時，廣東還有一個叫陳景華的人，領導組織了另一次聯名上書，簽名的廣東舉人共有289名，四月初七日由都察院代遞給了朝廷，在本次上書中梁啟超排在第284位，康有為同樣沒有簽字。如此說來，一個名不見傳的陳景華都能組織289人，而康有為作為領導人卻領導組織了區區80餘人，號召力實在太差。
康黨1895年在上海策劃出版了《公車上書記》封面及序言頁。康黨對此書做了大力宣傳，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共在《申報》登了7次廣告，尤其著重宣傳康有為那份未曾呈遞的《萬言書》。但效果似乎不佳，不到50天，《申報》就登出了此書大減價的廣告。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實了康有為當日號召力其實很有限。
康有為自吹自擂的說自己領導組織了“公車上書”，然後被卻被史料無情揭穿，由此可見，雖然康有為當時的確有一腔愛國熱情，但也是一個妥妥的愛吹牛的大清神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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