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悖論在於，康有為本擬以儒學與孔子為突破口，說服反對他變法的士大夫的“兩考”，實際上卻給變法帶來了阻力。
記者/艾江濤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流亡海外，最初他曾經積極聯絡日本、英美政界，試圖尋求他們的支持以營救光緒皇帝
“聖人為”
1898年6月16日，鼓動變法十餘年的康有為，迎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在頤和園的仁壽殿，他受到光緒皇帝的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召見。因教案引發的德國侵佔膠州灣事件，伴隨列強接二連三的瓜分計劃，使光緒決定破除清朝非四品官以上不能召見的陳例，親自接見這位以呼籲變法聞名的人物。
正式召見前，光緒採納恭親王奕訢的建議，先安排總理衙門的五位大臣，在這年正月初三接見了康有為。會談從下午一直持續到黃昏，留下榮祿與康有為的交鋒記錄：榮祿曰：“祖宗之法不能變。”康有為答：“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於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時制宜，誠非得已。”
變法失敗後的逃亡途中，康有為親口向新聞記者回憶了這次長達兩小時的重要召見。他詳細地描繪皇帝的面容，“當時正是俄國人佔領旅順大連灣不久，因此皇帝是面帶憂色。皇帝身體雖瘦，但顯然是健康的。他的鼻樑端正，前額飽滿，眼光柔和，鬍子颳得很乾淨，但面色頗為蒼白。他的身材是中等的，手長而瘦，儀表精明。其態度之溫和，不特在滿洲人中少見，就連漢人中也沒有”。在談話過程中，康有為發現皇帝的眼睛“時時留神窗戶外面，好像防備人偷聽一樣”。
談話的內容已不重要。正如唐德剛所言，對已決定依照康的條陳變法改制的光緒來說，召見只是一種形式。嚴肅的史學家對偏好誇大的康有為的這番敘述並不全信。據學者張鳴考證，根據隨後被破格召見的張元濟回憶，光緒召見康有為的時間只有“大約一刻鐘光景”。但不管是兩小時還是一刻鐘，召見對康有為具有決定性意義，他在此後的人生中，始終以這位皇帝為念。
康有為是一位理論與實踐常有衝突的人，別人批評他每天談一夫一妻，自己卻不斷娶妾
從光緒十四年（1888）起，康有為已給清帝連續上書七封。這些上書，包括在1895年“公車上書”事件中他與梁啟超連夜起草的那封長達萬言、包含“拒和、遷都、變法”系列主張的上書，由於守舊派的阻攔，多數沒有上達天聽。現在不同了，雖然光緒隨後只給了他總理衙門上行走的六品小官，但由於享有專折上奏的特權，變法終於可以在他的建言下進行了。
變法的動因主要來自1895年甲午戰爭的慘痛刺激。只是，早在戰爭爆發前七年，康有為已經意識到了帝國的危局及變法改制的重要性。30多年前掀起的那場打補丁式的“自強運動”，隨著局勢的惡化，問題越發明顯。正如梁啟超批評李鴻章時所言：“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以為吾中國之政教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唯槍耳，炮耳，船耳，機器耳。”
在晚清變法改制的聲浪中，康有為並非覺醒的第一人。在他之前，馮桂芬、容閎，乃至洋務派大佬李鴻章，都對制度變革有所認識。但正如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中所言：“在傳統士大夫陣營之內，首先以中西理論相結合，並化理論為行動，不眠不休地推動變法為職志，結果禍延家國、名揚天下，終以變法專家載記史冊的，那就只有一個康有為了。”
呼籲變法，不僅需要深遠的見解，更需要超凡的膽氣與魄力。康有為身上並不缺乏這些特質。早在幼年，他就由於經常口不離聖人，被鄉人戲稱“聖人為”。康有為具備梁啟超所謂“極強的自信力”，也使他成為不少人眼中的“妄人”。
在變法之前，康有為已構建起自己的著述基礎，那就是在晚清主張經世致用“今文經學”與西學交匯視野中的“兩考”——《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
今古文經學，簡而言之，前者尊崇以漢代通行文字寫成的經書，注重挖掘經文背後的微言大義；後者則尊崇秦火之後發現的以戰國以前文字大篆寫成的經書，注重註疏箋證、訓詁考據。今文經學在兩漢之後失勢，在康有為之前，晚清今文經學的復興始於劉逢祿、龔自珍、魏源等人。康有為早年師從理學大家朱次琦，他由理學轉治《春秋公羊傳》，則受到曾國藩幕僚王闓運的學生廖平的影響。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曾說：“今文學運動之中心，曰南海康有為，然有為蓋斯學之集成者，非其創作者也。有為早年酷好《周禮》，嘗貫穴之，著《政學通議》。後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
《新學偽經考》是康有為在1891年刊刻的第一部重要著作。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歷代士人重視的古文經典諸如《周禮》《古文尚書》《左傳》《毛詩》，都是西漢末年劉歆為適應王莽新朝所偽造，孔子所創經典並未亡缺。《孔子改制考》刊刻於“百日維新”前幾個月。在這本書裡，康有為認為孔子便是改革家，作《春秋》的目的就是為了改革法制，《春秋》的真義就在《公羊傳》中。康有為借用西方“進化論”的觀點，將《公羊傳》中所謂“通三統”“張三世”帶有循環意味的變通思想，改造為不斷進化的社會理論：以專制政體對亂世，立憲政體對昇平之世，共和政體對太平之世。
以今天的學術觀點而言，康有為“劉歆偽造說”的理論基礎顯然站不住腳。即使是他最得力的弟子梁啟超，也在不久之後反駁老師在學術上的不嚴謹：“乃至謂《史記》《楚辭》經劉歆羼入者數十條，出土之鐘鼎彝器，皆劉歆私鑄埋藏以欺後世，此實為事理之萬不可通者，而有為必力持之。實則其主張之要點，並不必借重於此等枝詞強辯而始成立，而有為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
張鳴在接受本刊採訪時，認為“康有為的‘兩考’，主要是受到了現實的變法壓力，他確實想動員，為了現實的需要，我打孔子的招牌，包括搞一個新的儒教，都是這個意思”。
包裹在今文經學內容中的，是今天看來比較淺顯的西學認知。自從光緒五年（1879）年冬抵達香港後，由於對西方的物質文明印象深刻，康有為對西學產生濃厚興趣。他購買了江南製造總局翻譯的3000餘冊書籍，加以悉心研究。此外，傳教士李提摩太和林樂知等人創辦的廣學會和《萬國公報》也進入了他的視野。江南製造局翻譯的《西國近事彙編》，還有李提摩太所譯的《泰西新史覽要》，都對康有為產生了影響，使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引入對民主政體的探討。
雖然很早就樹立了從專制到君主立憲再到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脈絡，但在當時，康有為認定的變法藍圖，只能是“以君權行民權”的立憲制度。正因如此，他早就寫就的《大同書》，遲至1913年才發表。用張鳴的話說，“不能早發表，一發表，人們會認為他無父無君，無人倫了，更受不了”。
晚清洋務重臣張之洞，與外國友人在一起
自負的政治素人
事實上，在戊戌變法之前，即使是康有為的“兩考”，由於激烈地否定經典，將孔子描述成一個改革家的形象，也在傳統士人中掀起了反對的風暴。
1894年7月，光緒帝便收到了彈劾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奏章，認為其詆譭前人、離經叛道。1894年，剛在廣東鄉試中考取舉人的康有為與弟子梁啟超一起到京參加會試。由於足傷，康有為在這年6月離京回到廣東。彈劾他的消息傳來時，還是在梁啟超的積極奔走下，負責處理此事的兩廣總督李瀚章對康有為全面維護，使他免受懲處。
歷史的悖論在於，康有為本擬以儒學與孔子為突破口，說服反對他變法的士大夫的“兩考”，實際上卻給變法帶來了阻力。就連變法的重要支持者，擔任戶部尚書的兩代帝師的翁同龢，讀了康有為的著作後，也在日記中寫道：“看康長素（康詒，廣東舉人名士）《新學偽經考》，以為劉歆古文無一不偽，竄亂六經，而鄭康成以後皆為所惑云云。真說經家一野狐也。驚詫不已。”
洋務派的重臣張之洞，與翁同龢同為康、梁1895年在北京發起的強學會最熱心的贊助人。強學會成立時，翁同龢從戶部劃出預算，並撥出一部印書機。工部尚書孫家鼐為他們找好會址。湖廣總督張之洞、大學士王文韶、兩江總督劉坤一各捐5000銀圓。這年秋天，當康有為到南京找張之洞，希望他贊助強學會的南方分會時，有意變法的張之洞將康奉為上賓。可是，張之洞很不贊成康有為《孔子改制考》中的論點，勸他在變法中“勿言此學”，但康有為拒絕修改或放棄他的任何意見，聲稱自己的觀點不能因湖廣總督的禮遇而稍有改變。可以預想的結果是，張之洞最終沒有支持他已答應贊助的強學分會。
康有為對張之洞的拒絕，是其超級自負的個性使然，這也是梁啟超在《南海康先生傳》中所說：“先生最富於自信力之人也。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動搖之。於學術亦然，於治事亦然。”
維新派的失策不止於此。1895年，因戰敗失勢而在“總理衙門行走”的李鴻章對強學會也頗有好感，自願捐2000銀圓。沒想到，因為名聲不好，李鴻章的申請竟遭否決，其背後的主要決策者無疑也是康有為。面對這段史實，唐德剛寫道：“他千不該萬不該，是不該真來搞個通經致用，以死硬的教條主義來排斥一切。他如果不搞教條主義，而能虛懷若谷的與以張之洞、翁同龢為首的開明派合作，則變法維新亦有其建設性，而不致走上後來頑固派獨大的局面。”
在張鳴看來，與李鴻章這樣具備深厚潛實力的洋務派大佬相比，康有為只能算是一個過於自負的政治素人。以道德主義的眼光將李鴻章排除在外，源自其過於簡單的邏輯：“康有為理解的俄國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明治維新，就是一個皇帝說了算，他只要抓住皇帝就搞定了。他覺得自己是聖人，所以一個聖人，再加上一個皇帝，什麼事辦不成？”
問題在於，這個被康有為打動的皇帝，並非能夠獨斷乾綱的皇帝，在他背後，始終有著西太后的目光。戊戌變法，似乎在開始就註定了失敗的命運。
變法儘管失敗了，但康梁在變法期間對民權民智的啟蒙不可抹去。尤其是1896年8月在上海創刊的《時務報》上，梁啟超擔任主筆期間所寫的《變法通議》等系列文章，不僅擴大了維新變法思想的影響，而且以其曉暢而帶有情感的“時務體”，影響了此後的青年讀書人。
先時人物的矛盾
戊戌政變後，康有為流亡日本，後來輾轉歐美，在海外組織保皇會，繼續宣揚其尊孔保皇的立憲思想，反對革命。
民國成立後，1913年，當流亡海外15年的康有為返回國內時，很快發現自己已由當年進步的維新領袖，變成保守的頑固分子。尤其是1917年參與張勳復辟，更使他成為民國之敵。這也引發了康有為1925年時的感慨：“自戊戌以來，舊則攻吾太新；新則攻吾太舊。革黨又攻吾保皇。”
我們再聯想到梁啟超在《康先生傳》中，將其作為“先時人物”的評價：“凡先時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熱誠，三曰膽氣。三者為本，自餘則皆枝葉焉耳。”
如何理解康有為身上的激進與保守並存的矛盾呢？學者蕭公權的解釋是：“正因為康有為是一個富於想象的理想主義者，在思想上敢於無所顧忌；同時又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漸進主義者，在行動上拒絕冒進；他因而成為保守派（反對改革）和激進派即革命派（主張快變）共同鄙視的惡徒。”在他看來，對康有為的攻擊，大部分可追根於對康氏理論的誤解，“他既不冒進，也不保守，而是持續不斷的改革派，相信可以逐漸進步到完善的可能性”。
如果說漸進主義的政治理想，尚可解釋康有為在民國後的復辟行為，那麼他身上難以捨棄的聖人、教主風格，則常為時人所不喜。據《章太炎年譜長編》記載，戊戌政變後，章太炎與梁鼎芬同為張之洞的幕僚。一天，梁鼎芬問章太炎：“聞康祖詒欲作皇帝信否？”章太炎答道：“只聞康欲作教主，未聞欲作皇帝。其實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異，唯欲作教主，則未免想入非非！”
凸顯於康有為身上的矛盾，不止於此。陸乃翔、陸登騤在《康南海先生傳》中便寫道：“他每天戒殺生，而日日食肉；每天談一夫一婦，而自己卻因無子而娶妾；每天講男女平等，而其本家之女子未嘗獨立；每天說人類平等，而自己卻用男僕女奴。”
事實上，康有為對於自己理論與實際常不一致之處，未嘗沒有覺察。在《大同書》中，他這樣寫道：“吾好仁者也，嘗戒殺一月矣，以今世必未能行也……大同之世，至仁之世也，可以戒殺也。”如此看來，康有為將一切矛盾推給了未來的大同世界，在他看來，理論不過是將來的縮影，實際則必須符合目前的境遇。
以常人的好惡去看待這位“先時人物”的矛盾，似乎也不難理解。
後 記
持續108天的戊戌變法，無疑是康有為人生中最為輝煌的頂峰。變法失敗後，他在海外流亡的十幾年裡，始終無法忘情的依然是保皇與君主立憲。
1913年，康有為結束流亡生活回到國內。作為一個曾經的時代的先覺者，康有為卻在民國六年（1917）參與了張勳復辟，擁立溥儀登基，成為民國之敵。1927年，康有為去世，他變法時期最得力的戰友、最終與他分道揚鑣的弟子梁啟超，為他寫下輓聯：“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國陸沉魚爛之慘；西狩獲麟，微言遽絕，正恐天之將喪，不僅動吾黨山頹木壞之悲。”
參考書目：《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蕭公權著；《晚清七十年》，唐德剛著；《再說戊戌變法》，張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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