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學會是資產階級維新派早年發起的政治團體，又名譯書局，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由康有為發起，開明朝臣文廷式出面組織，成立於北京。強學會成立後，“先以報事為主”，發行《萬國公報》，後改為《中外紀聞》，宣揚資產階級維新思想。光緒二十二年，御史楊崇伊彈劾強學會。私立會黨，將開處士橫議之風，遂遭清廷封禁。
上海強學會的機關刊物。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二十八日，康有為創辦於上海，由徐勤、何樹齡主筆，康有為作序，倡言“學則強，群則強”。其論說以借導維新變法，主張開設議院‘以通卜情”，以孔子紀年。張之洞恐獲罪清廷、當月即下令封禁，共出三期。
梁啟超(1873- 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廣東新會人，舉人出身。光緒十六年(1890年)從學康有為，參與編著《新學偽經考》等維新典籍。光緒二十一年隨康人京會試，發動“公車上書”，繼而主編《時務報》，以流暢的文筆大力宣傳變法，是康有為最得力的助手，時人合稱“康梁”。光緒二十三年任長沙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制訂《湖南時務學堂學約》，為守舊士紳所疾，次年以六品銜專辦京師大學堂譯書局。戊戌運動失敗後逃亡日本，先後主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思想傾向於保息，武昌起義後回國，組織進步黨，參與政治活動。晚年在清華講學。政治業績與學術成果均有大成，為近人矚目，著有《飲冰室合集》。
康有為於光緒二十一一年(1895年)六月二十七日創辦了《萬國公報》雙日刊，每冊有論文一篇，除轉錄上海廣學會及其他報刊外，多由梁啟超、麥孟華等人撰稿，傳播資產階級先進的思想文化。
強學會遭到封禁後，資產階級維新派又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由黃遵憲、汪康年等在上海捐款創辦《時務報》。該報以救亡圖存為宗旨、深刻地抨擊了封建專制制度。數月之間，風靡海內，銷至萬餘份，為當時國內影響最大之刊物。張之洞以報中論說太新，頻加干涉。百日維新期間，清廷允御史宋伯魯之請，改《時務報》為官辦，派康有為督辦。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停刊，共出69冊。最後由汪康年改辦為《倡言報》。
梁啟超撰寫的一篇宣言變法的文章，發表在《時務報》上，深刻地揭露封建專制制度的腐朽，猛烈抨擊封建頑固派的因循保守，提倡變法主張，將矛頭直指封建科舉制度，並要求大力發展民族工商業。梁啟超由是聲名大振，《時務報》也就隨之影響日廣。
譚嗣同(1865- 1898年)，湖南瀏陽人。少年時期從學湖南名儒歐陽中鵠，光緒十年(1884年)人新疆巡撫劉錦棠幕，此後十年間往來於西北，華北、東南各省，結交社會名士。甲午戰爭後，立志變法，與唐才常創辦瀏陽算學館。光緒二十三年春著成《仁學》一書，猛烈抨擊封建專制主義。“百日維新”時奉詔入京，以四品京堂入軍機處參與變法。戊戌政變拒絕出逃，與劉光第、楊銳、林旭、楊深秀、康廣仁一道被殺，史稱“戊成六君子”。
譚嗣同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始撰，次年春成書。全共2卷，50篇5萬字。此書雜糅中國古代儒、道、墨各家之說和西方自然科學、社會學說，形成了獨特的哲學體系。書中抨擊封建專制制度和封建禮教，痛斥“三綱五常”，對太平天國革命給予一定程度的同情。譚嗣同生前沒有公開發表，光緒二十五年，梁啟超將全書的一部分發表在 《清議報》上，後正式刊印成書，收人《譚嗣同全集》中。
譚嗣同時常吹簫撫琴，自勉其志。在這架“霹靂琴”上，鐫刻有譚嗣同親筆書寫的《殘雷詩》一首:“破天一聲揮大斧，乾斷柯折皮骨離，縱作良材遇已苦，遇已苦，鳴咽哀嗚莽終古。”字裡行間流露出一腔憂國憂民的愛國熱情。霹靂琴呈波浪式，桐木製。通長120釐米，額寬15.2釐米，肩寬189釐米，尾寬13釐米，故宮博物院收藏。
唐才常(1867- 1900年)，字黼丞，又字佛塵，湖南瀏陽人，貢生出身。先後肄業於長沙校經、嶽麓及武昌兩湖書院。中日甲午戰爭後，憤然指責李鴻章是“奸臣賣國，古今所無”。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在長沙主編《湘學報》.任時務學堂教習。次年春，又與譚嗣同等發起創設南學會，創辦《湘報》，並任主筆，發表大量宣傳維新變法的政論文章。成戌變法時，積極參加湖南新政活動。成戌變法時，積極參加湖南新政活動。戍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等地，與保皇、革命兩派均有聯絡。繼而奉康有為之命回國，光緒二十六年春在滬設正氣會(旋改為自立會)，聯絡長江會黨，組成自立軍，自任各軍督辦，籌劃起兵擁護光緒帝重新當政。同年七月二十七日，張之洞派兵逮捕唐才常等骨幹20多人，次日殺害。
張之洞(1837-1909年)，直隸南皮人，同治朝進士。光緒八年(1882年)任山西巡撫，光緒十年擢兩廣總督，是清末洋務運動代表人物之一，曾創辦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大冶鐵廠等企業。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代劉坤一任兩江總督，兼署江寧將軍，編練江南自強軍。維新變法風潮起，時任兩江總督的張之洞捐銀5000兩列名北京強學會，以示對維新運動的支持。但當次年北京強學會遭封禁後，以“通達時務”自詡的張之洞見風轉舵，以不贊成康有為《孔子改制考》為由，下令查禁上海強學會和《強學報》。光緒二十四年三月發表《勸學篇》一書，宜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理論，反對維新變法。
《勸學篇》共24篇，4萬多字，分“內篇”和“外篇”。序言謂“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道，以開風氣”。書中認為“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全書貫穿著“舊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主張在維護封建統治的基本原則下接受西方資本主義的技術，猛烈攻擊維新派“開議院、興民權”的學說。《勸學篇》集中反映了洋務派思想體系，曾由清政府頒行全國。
梁鼎芬(1859-1919年)，廣東番禺人，光緒朝進士。初授編修，後人張之洞幕。曾受張之洞聘請，先後主講廣東廣雅書院、江蘇鐘山書院。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曾參議上海強學會章程。光緒二十二年以後，佐張之洞在湖北推行洋務“新政”，主管學堂事務。成戌變法期間，他攻擊康、梁崇奉邪教邪說，跡同叛逆。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慈禧太后西逃，他被召往西安，用為知府、安襄鄖荊道、按察使、署布政使。辛亥革命後，被廢帝溥儀召充毓慶宮行走。1917年參與張勳復辟。
康有為為宣傳變法編著《日本變政考》一書，全書12冊。康有為授引日本事例，宜揚立憲法、設議院、改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才是真正的變通之道，強烈要求改變封建政體、使之通過政治改良，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日本變政考》對“百日維新”有直接影響，許多變法項目是康有為根據“明治維新”的內容結合中國的情況而制定的。
康有為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元月二十九日向光緒帝進呈了《波蘭分滅記》一書。該書採用編年體敘事，敘述了18世紀波蘭在波乃多斯(今譯波尼亞托夫斯基)當政時期，由於守舊貴族阻撓，未及變法，結果連續三次慘遭俄、普、奧等國瓜分的歷史事實。附加按語多處，並聯系中國實際，闡發了拔揮改良志士，開設制度局的必要性，並懇請光緒帝“日夕不忘波蘭亡國之覆轍”，發憤變法，並提出具體方案。光緒帝讀後深受感動，愈發堅定了其變法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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