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為首，這場僅維持了百天的改革究竟是救國救民還是書生誤國，至今爭論不休，如果當初改革成功了，中國會是怎樣我們不得而知，但看改革人士的主張，還好當年改革被鎮壓了。
改革需要錢，改革派沒有那麼多的錢，怎麼辦？出賣國土。以富國救國強國為理由，由光緒皇帝光明正大的出賣國土。看以慷慨就義而聞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譚嗣同，他寫給老師歐陽中鵠的信，主張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無利於中國”，不如賣掉“供變法之用”。
改革派發起人康有為和譚嗣同很有共同語言， 他在戊戌年前後，也有將西藏、新疆等地賣給列強的想法。據翰林院編修夏孫桐在《書孫文正公事》中記載，朝廷重臣孫家鼐曾質問康有為的新政構想“萬端並起”，經費將如何籌措；康有為的回答是：把西藏賣給英國，“可得善價供新政用”。康有為這個激進派，企圖“今統籌大局，非大籌五六萬萬之款，以二萬萬築全國鐵路，限三年成之，練兵百萬，購鐵艦百艘，遍立各省各府縣各等各種學堂，沿海分立船塢，武備水師學堂，開銀行，行紙幣，如此全力並舉，庶幾或可補救。”如此龐大的新政規模，其所需之“五六萬萬”之鉅款從何而來？康有為的方案是：“以全國礦作抵，英美必樂任之，其有不能，則鬻邊外無用之地，務在籌得此鉅款，以立全局”——先把全國的礦產都抵押出去，如還不夠，就把“邊外無用之地”賣掉。
康有為一直是一個很樂意付諸行動的人，他積極地將自己的想法灌輸給光緒皇帝，在其《上清帝第六書》中，康氏回答“改變之始，需款甚繁”這一問題時，提供了兩種解決方案。一是濫發紙幣：“日人以紙幣行之，真銀僅二千萬，而用值二億五萬(千)萬，蓋得管子輕重之法焉。吾若大變法度，上下相親，亦可行之”；二是以鐵路、礦產為抵押大借外債：“否則大借洋款數萬萬，派熟習美國之人，與借商款，酌以鐵路、礦產業與之，當可必得”——這兩種方案，前者反映了康氏對近代金融知識如準備金制度等毫無瞭解，純屬皮毛之論，倘如其所言，濫發紙幣，必將招致嚴重的經濟危機；後者則是康氏受了容閎的欺騙，容氏聲稱其與美國政、商兩界有密切關係，能籌到鉅款，但直到變法結束，容氏亦未籌得分文。《上清帝第六書》中雖未提到用出賣疆土的方式來籌錢，但康氏在該上書中特意向皇帝推薦了自己的兩本變法著作《日本變政考》和《大彼得變政記》，且希望皇帝能夠仔細閱讀這兩本書。而在《日本變政考》中，康氏則明確表達了其賣邊疆之地以為新政籌款的意見：
“（明治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日本）頒千島、樺太交換條約，割樺太及其地營房於俄，以千島為邊邑。臣有為謹案，樺太之割，乃賣地也。其地遠而邊俄，日人度不能自保，故賣與俄，得其金錢以為興內利之計。俄前數年亦賣此美洲數千裡之地於美國，以其所賣地之金錢數萬萬築鐵路、興學校、購鐵艦、增海軍。蓋西人之於國，其內地要隘必宜爭必宜守者，雖尺壤而必爭，如英、日（日斯巴尼亞，即西班牙）之爭直布羅陀峽，雖費重兵，糜巨餉，幾亡國而分毫不相讓。蓋如我之膠州、旅順大連灣、威海之地，險要者也。其邊遠之荒地不毛，以虛名懸屬、不關國本者，則去留不足計，且以易金錢而興內利。且亦恐既名為屬地，一有邊事，不救則不可，救之道遠莫及，則連兵之後，終必割以與人，故不如早易金錢而修內政，大政可以備舉，又不必搜刮民財，此誠善之善也。”
光緒皇帝這個從小在深宮被壓抑的傀儡，其個性思想極為複雜，在清政府一再出賣領土而激發民族矛盾的同時，公然贊同且支持戊戌變法，本質上來說，他只是想奪權，“戊戌變法”是一場政治鬥爭，慈禧對他沒有自信，答應放權後來又反悔，倒過頭把他囚禁，也是可以理解的，譚嗣同臨死前高喊：“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壯哉壯哉。”但從他的主張來看，他自己就是一個賣國賊，康有為、譚嗣同出賣國土非常積極主動，打得旗號還很好聽，是要救國，和釣魚島事件中打砸搶的人一樣，凡是以愛國名義做出來的事情都是對的，都應該支持。戊戌變法如果成功了，中國能不能強大，這個不得而知，但是中國大面積領土將喪失，如今的國際情勢會更加嚴峻，卻是可以預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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