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五，一位當紅的京官，帶著隨從匆匆忙忙的離開京城逃往南京。
這位最近三個月內負責大清帝國曆史上最全面改革的總理衙門章京，竟然放著官不做，偷偷摸摸的跑出了京城，難道是發生了什麼大事嗎？
沒錯，第二天，和他同為改革同僚的6人被清政府斬殺在菜市口，他本人因為逃命及時，在清廷抓人之前逃到了南京，後又輾轉抵達了日本東京，開始了他為期15年的逃亡生涯。
瞭解中國近代史的人都能猜得到，今天要說康有為了，但是同以往陳述他變法內容的觀點不太一樣，我們知道的戊戌變法似乎有另一個樣子，這場改革如果順利完成，對於中國歷史有著怎樣的重大影響。
從小我們受到的歷史教育和自身瞭解的歷史書籍，對於康有為這個人都有一個比較統一的觀點：
康有為屬於民資資產階級，他為了拯救大清帝國於危局，推崇改良主義和君主立憲，和光緒帝友情深厚，為了挽救國家危亡和光緒帝君臣聯合進行維新變法。
最後因為觸動了封建頑固派慈禧太后的利益，而且在緊要關頭選錯了盟友（袁世凱），變法成就毀於一旦，顯示了清王朝的腐敗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
這段話大體上沒有問題，但卻忽略了幾個重要的焦點，以至於讓人讀起來，裡面的人物善惡分明。
用通俗的邏輯來翻譯這段話，是這樣的：
康有為作為一個愛國者，他在皇帝的大力支持下聯合變法，但是慈禧太后不願意讓國家變得強盛，把變法給廢了還囚禁了皇帝，康有為等人因為具有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沒有任何辦法反抗，所以失敗了。
真正的情況是這樣嗎？顯然並不是的。
歷史君將在下文中提出幾個需要解答的問題，當這些問題被解答後，似乎整個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前前後後的表現，就不能如諸君所知的那樣重要和關鍵了。
一、康有為如何推進了戊戌變法？
首先，我們從宏觀的角度對康有為到戊戌政變前的人生做一個處理。
康有為出身廣東官僚家庭，祖父、父親、叔父，皆是清政府的官員。
他幼年跟隨的都是康贊修、朱次琦這樣的廣東著名教書先生，讀的都是聖賢書，教的都是宋明理學，而康有為從小走的也是科舉之路，背的也是四書五經，儘管天資聰慧，但是他的考試之路是不順利的。
從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童子試開始，一直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中舉人，被任命為工部主事，他一共考了33年，進入工部時，已經年滿47歲。
年近半百的康有為，思想也從頑固的封建傳統思想，通過閱讀最早的一批進入中國的經世致用書籍，逐漸西化。但是他的思想觀點，依然是以保持皇帝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實行一種自上而下的改變，接近於立憲派。
他一直認為皇權仍然是中心權力，因此康有為所有思想的表達，抱負的實現，都是通過皇帝來實現的，這就決定了他的所有理想和實踐，都要必須通過皇帝來實現，而實現的方式，就是上書。
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第一次上書，陳述變法維新，進了宮門就被截留扔進了垃圾堆，光緒皇帝並沒有看到。
他的第二次上書，是甲午戰敗後那次串聯1300名考生的“公車上書”，這次盛大的聯名上書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筆，但實際情況卻是，光緒皇帝還是沒有看到這道上書，也對這次考生掀起的大規模聯名活動，更是毫不知情。
光緒皇帝之所以沒有看到奏本，是因為頑固派為主的中央朝臣不願意投遞，其實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康有為如何上書，無官無職的小民之言能上達天聽，只是一個刻在祖宗成法中的一行字而已，在實際操作中根本不可能實現。
康有為的第三次上書，是他十多年來第一能讓光緒帝看到他所想表達的觀點，而這次的成功，是因為在同年的科舉中中舉成為一名工部主事，因此有了上書職權才得以實現，不是往常所講的通過“公車上書”這種群眾運動實現的“民意效果”。
康有為中舉那年五月初六，光緒帝第一次讀到了這我新晉中央官員的
《上清帝第三書》，這個奏本是由都察院遞送的，因此繞開了頑固派盤踞的軍機處。同年，康有為進而遞送了《上清帝第四書》進一步的闡述了變法的原理和方法。同年在京城成立強學會宣傳變法思想，將原本創建的《萬國公報》改成了《中外紀聞》。在此期間，光緒帝的老師翁同龢對他表示支持，中興四大臣之一的張之洞也表示對於康有為變法的支持，出版《強學報》、《實務報》的出版社和印刷局在各地入雨後春筍辦一般的出現，維新變法的聲勢在全國鋪展開來。
二、光緒真的覺得變法有用嗎？
在1895年到1898年的這三年裡，全國所有人都知道康有為這個小小的工部主事要幹什麼，官員大臣、學子考生支持他的不少，頑固派彈劾他的奏章也同樣入雪片一般飛向光緒帝的書桌，康有為的聲勢越來越響，但是包括康有為在內的所有人，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
在這聲勢浩大的變法造勢活動中，最重要的一個人——光緒帝為什麼一點反應了沒有。
整整三年時間內，光緒帝沒有對這場醞釀之中的變法運動沒有發表任何觀點，甚至都沒有對康有為的奏疏有任何的批示。
這種罕見的情況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他和康有為之間的聯繫很有限，甚至根本不認同變法！
1897年底，德國強佔了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變法，並繼續為變法著書立說，這次他沒有陳述國內，而是瞄準了日本，連續完成了《日本書目志》和《日本變政考》用來陳述他心目中理想的憲政體制改革——日本明治維新，並以此繼續表達他所宣揚的改革體制的重要性。
但是經過後期日本學者對於這兩部書的研究，我們得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康有為對於日本民治維新的許多事實，進行了很多歪曲的解讀和捏造。
很顯然，一國改革的實際情況，只能通過對國家整個的考察和分析才能得出，康有為這樣曲解事實以達到自己目的的做法，從一開始覺決定了他不會成功。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一月，期盼了三年的康有為終於得到了光緒帝的旨意，讓他陳述變法的意見，他呈上了早就準備好的《應詔統籌全局折》和附帶解釋其中要義的《日本民治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等待著光緒帝的回覆，而這一等優勢5個多月。
同年六月十六日，康有為終於等來了光緒皇帝的召見，召見地點是在頤和園的勤政殿，而兩人見面的時間，僅僅一小時。
在這一個小時的時間裡，康有為侃侃而談他的變法主張，而光緒帝的反映，也恰恰印證了他對康有為變法興趣不大的。
康有為大談變法改革和憲政的好處，光緒帝很耐心的聽他講，但是這位天子最想聽的，還是變法的具體實施辦法，以及如何讓朝廷，特別是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接受這件事，最重要的是，在財政困難，還要在列強賠款的情況下，變法如何開展。
很不幸的是，這些東西對於侃侃而談的康有為來說，是非常不屑於考慮的問題，他只是覺得變法對國家好，對皇帝好，對自己好，根本不擔心能不能實施好的問題。
這種嚴重與現實脫節的情況，真是反映了他作為一個封建官僚家庭出身的舊文人，即使接受了西方的學說，還是擺脫不了坐而論道的老舊方法。
一個小時的會面很快就到時了，康有為興奮的等待著光緒帝對他變法思想的贊同，而光緒帝確實也贊同了，因為似乎國家到了那個時候，不贊同也沒有其他的辦法。
就在當天，光緒帝下詔，任命康有為為總理衙門章京，準其專摺奏事，統籌變法，戊戌變法開始。
三、戊戌政變真的是因為保守派的忌憚嗎？
戊戌變法的內容，我們人盡皆知，而這場維持百日後以流血結束的變法改革，除了為我們留下了京師大學堂意外，沒有為近代中國做出一份貢獻。戊戌變法亡於戊戌政變，而戊戌政變又從何而來呢？
戊戌政變源自維新派的狂妄。
因為光緒帝一次本不愉快的召見，卻讓康有為成為了一位名人。對於這場召見，康有為可謂是吹了一輩子，不論是他在變法時期，還是變法失敗之後，康有為可謂是到處吹噓自己和光緒皇帝談笑風生的事實，可是我們知道，康有為和光緒皇帝這一生的交集，也就是那麼一個小時，這場讓康有為吹噓了一輩子的召見，也是康有為一生唯一一次得光緒帝的召見。
不管怎樣，康有為已經是總理變法的一個人物了，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員，都和他有了工作上的交集，而面對這樣一個新晉維新派寵臣的到來，頑固派的官員包括慈禧太后，都沒有表現出特別的反感。
他們決定對損害自己利益的變法進行消極的因對，而不是要維新派的命。這是清朝後期官場的一個現象，意見相左可以，但都不到你死我活的程度。
在頑固派中，有一位和維新派還算走的近的大臣榮祿，我們知道他在戊戌政變前當了慈禧太后的馬前卒，而讓這位歷經滄桑的內務府總理大臣成為維新變法的堅定扼殺者的人，不是慈禧太后，而是康有為自己。
就在康有為被光緒皇帝召見之前，榮祿和康有為在西花廳有一段這樣的對話：
榮祿問：“以子涅槃大才，亦將有補於時勢之術否？”
康有為答：“非變法不可！”
榮祿接著問道：“固知法當變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變乎？”可見榮祿不是支持變法，是支持保守變法。
康有為的回答讓人意外：“殺二品以上阻遏新法大臣，則新法行矣。”
最後這句話讓這位經歷過辛酉政變的老臣都忍不住冒出了冷汗。
老臣尚且能容的下維新派，維新派卻要和你玩命？榮祿立刻想起了張之洞對維新變法一旦要成，中國必步法國大革命後塵，要上萬人頭落地了。
即便這樣，微信變法還是在各方阻力下實行起來，維新派佔據了朝廷到地方的各種部門，同時，有兩個關鍵的人物突然參與了變法。
一個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另一個是在甲午戰爭中讓中國人印象深刻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這兩人同時在中國遊覽，也同時被康有為請來為變法的顧問，甚至直接將變法大權交給這兩人實行。
外國勢力介入了中國的變法，讓暗中觀望的慈禧太后產生了警覺，原本在頤和園安養的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四回到了紫禁城，以瞭解光緒帝對於這兩人介入變法的意見。就在同一天，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向唐有為提出了一個聳人聽聞的想法——“中美日英合邦”。
所謂的“中美日英合邦”，就是將四個國家中選出百人組成聯合會，“整合資源”、“通達事務”，掌握四國的軍政、稅務、外交權力。
很明顯，在這四國之中，中國是一個明顯的若是群體，一旦合邦成立，
中國的內政、外交、軍事權力，必將無一例外的被列強直接掌握，而這個想法，正式康有為謀劃的對維新變法的一次“升級”。
慈禧太后收到了這個消息，保守派大臣們也收到了這個消息，他們都被維新派的這種做法震驚了。
這是的維新變法已經變了味，而已變法圖存為“宗旨”的維新派，在光緒帝面前侃侃而談的康有為，儼然成了一群賣國的人。
不能再這麼下去了。慈禧太后決定結束這段變法。
不管是出於維護統治的考慮，還是真的愛國，我們都必須說，慈禧太后的做法是對的。
而康有為們，真的真的已經不能繼續這場變法了。
於是我們知道了，無人人頭落地，康有為得以逃出，是光緒帝在被軟禁前派人對康有為報了信，而康有為這段百日的美夢破碎以後，從南京到上海，再到日本，再到北美和歐洲，也從一個變法維新派，變成了一個保皇派。
除了天子，其他的事情似乎對他來說都不重要，無論是國家主權，還是領土完整，無論是帝制民國，還是民主共和。這個在歷史上留下改革的人，已經不值得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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