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五，一位当红的京官，带着随从匆匆忙忙的离开京城逃往南京。
这位最近三个月内负责大清帝国历史上最全面改革的总理衙门章京，竟然放着官不做，偷偷摸摸的跑出了京城，难道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吗？
没错，第二天，和他同为改革同僚的6人被清政府斩杀在菜市口，他本人因为逃命及时，在清廷抓人之前逃到了南京，后又辗转抵达了日本东京，开始了他为期15年的逃亡生涯。
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能猜得到，今天要说康有为了，但是同以往陈述他变法内容的观点不太一样，我们知道的戊戌变法似乎有另一个样子，这场改革如果顺利完成，对于中国历史有着怎样的重大影响。
从小我们受到的历史教育和自身了解的历史书籍，对于康有为这个人都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观点：
康有为属于民资资产阶级，他为了拯救大清帝国于危局，推崇改良主义和君主立宪，和光绪帝友情深厚，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和光绪帝君臣联合进行维新变法。
最后因为触动了封建顽固派慈禧太后的利益，而且在紧要关头选错了盟友（袁世凯），变法成就毁于一旦，显示了清王朝的腐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这段话大体上没有问题，但却忽略了几个重要的焦点，以至于让人读起来，里面的人物善恶分明。
用通俗的逻辑来翻译这段话，是这样的：
康有为作为一个爱国者，他在皇帝的大力支持下联合变法，但是慈禧太后不愿意让国家变得强盛，把变法给废了还囚禁了皇帝，康有为等人因为具有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任何办法反抗，所以失败了。
真正的情况是这样吗？显然并不是的。
历史君将在下文中提出几个需要解答的问题，当这些问题被解答后，似乎整个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前后后的表现，就不能如诸君所知的那样重要和关键了。
一、康有为如何推进了戊戌变法？
首先，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对康有为到戊戌政变前的人生做一个处理。
康有为出身广东官僚家庭，祖父、父亲、叔父，皆是清政府的官员。
他幼年跟随的都是康赞修、朱次琦这样的广东著名教书先生，读的都是圣贤书，教的都是宋明理学，而康有为从小走的也是科举之路，背的也是四书五经，尽管天资聪慧，但是他的考试之路是不顺利的。
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童子试开始，一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举人，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他一共考了33年，进入工部时，已经年满47岁。
年近半百的康有为，思想也从顽固的封建传统思想，通过阅读最早的一批进入中国的经世致用书籍，逐渐西化。但是他的思想观点，依然是以保持皇帝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实行一种自上而下的改变，接近于立宪派。
他一直认为皇权仍然是中心权力，因此康有为所有思想的表达，抱负的实现，都是通过皇帝来实现的，这就决定了他的所有理想和实践，都要必须通过皇帝来实现，而实现的方式，就是上书。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陈述变法维新，进了宫门就被截留扔进了垃圾堆，光绪皇帝并没有看到。
他的第二次上书，是甲午战败后那次串联1300名考生的“公车上书”，这次盛大的联名上书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但实际情况却是，光绪皇帝还是没有看到这道上书，也对这次考生掀起的大规模联名活动，更是毫不知情。
光绪皇帝之所以没有看到奏本，是因为顽固派为主的中央朝臣不愿意投递，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康有为如何上书，无官无职的小民之言能上达天听，只是一个刻在祖宗成法中的一行字而已，在实际操作中根本不可能实现。
康有为的第三次上书，是他十多年来第一能让光绪帝看到他所想表达的观点，而这次的成功，是因为在同年的科举中中举成为一名工部主事，因此有了上书职权才得以实现，不是往常所讲的通过“公车上书”这种群众运动实现的“民意效果”。
康有为中举那年五月初六，光绪帝第一次读到了这我新晋中央官员的
《上清帝第三书》，这个奏本是由都察院递送的，因此绕开了顽固派盘踞的军机处。同年，康有为进而递送了《上清帝第四书》进一步的阐述了变法的原理和方法。同年在京城成立强学会宣传变法思想，将原本创建的《万国公报》改成了《中外纪闻》。在此期间，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对他表示支持，中兴四大臣之一的张之洞也表示对于康有为变法的支持，出版《强学报》、《实务报》的出版社和印刷局在各地入雨后春笋办一般的出现，维新变法的声势在全国铺展开来。
二、光绪真的觉得变法有用吗？
在1895年到1898年的这三年里，全国所有人都知道康有为这个小小的工部主事要干什么，官员大臣、学子考生支持他的不少，顽固派弹劾他的奏章也同样入雪片一般飞向光绪帝的书桌，康有为的声势越来越响，但是包括康有为在内的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这声势浩大的变法造势活动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光绪帝为什么一点反应了没有。
整整三年时间内，光绪帝没有对这场酝酿之中的变法运动没有发表任何观点，甚至都没有对康有为的奏疏有任何的批示。
这种罕见的情况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和康有为之间的联系很有限，甚至根本不认同变法！
1897年底，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变法，并继续为变法著书立说，这次他没有陈述国内，而是瞄准了日本，连续完成了《日本书目志》和《日本变政考》用来陈述他心目中理想的宪政体制改革——日本明治维新，并以此继续表达他所宣扬的改革体制的重要性。
但是经过后期日本学者对于这两部书的研究，我们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康有为对于日本民治维新的许多事实，进行了很多歪曲的解读和捏造。
很显然，一国改革的实际情况，只能通过对国家整个的考察和分析才能得出，康有为这样曲解事实以达到自己目的的做法，从一开始觉决定了他不会成功。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一月，期盼了三年的康有为终于得到了光绪帝的旨意，让他陈述变法的意见，他呈上了早就准备好的《应诏统筹全局折》和附带解释其中要义的《日本民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等待着光绪帝的回复，而这一等优势5个多月。
同年六月十六日，康有为终于等来了光绪皇帝的召见，召见地点是在颐和园的勤政殿，而两人见面的时间，仅仅一小时。
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康有为侃侃而谈他的变法主张，而光绪帝的反映，也恰恰印证了他对康有为变法兴趣不大的。
康有为大谈变法改革和宪政的好处，光绪帝很耐心的听他讲，但是这位天子最想听的，还是变法的具体实施办法，以及如何让朝廷，特别是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接受这件事，最重要的是，在财政困难，还要在列强赔款的情况下，变法如何开展。
很不幸的是，这些东西对于侃侃而谈的康有为来说，是非常不屑于考虑的问题，他只是觉得变法对国家好，对皇帝好，对自己好，根本不担心能不能实施好的问题。
这种严重与现实脱节的情况，真是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出身的旧文人，即使接受了西方的学说，还是摆脱不了坐而论道的老旧方法。
一个小时的会面很快就到时了，康有为兴奋的等待着光绪帝对他变法思想的赞同，而光绪帝确实也赞同了，因为似乎国家到了那个时候，不赞同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就在当天，光绪帝下诏，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统筹变法，戊戌变法开始。
三、戊戌政变真的是因为保守派的忌惮吗？
戊戌变法的内容，我们人尽皆知，而这场维持百日后以流血结束的变法改革，除了为我们留下了京师大学堂意外，没有为近代中国做出一份贡献。戊戌变法亡于戊戌政变，而戊戌政变又从何而来呢？
戊戌政变源自维新派的狂妄。
因为光绪帝一次本不愉快的召见，却让康有为成为了一位名人。对于这场召见，康有为可谓是吹了一辈子，不论是他在变法时期，还是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可谓是到处吹嘘自己和光绪皇帝谈笑风生的事实，可是我们知道，康有为和光绪皇帝这一生的交集，也就是那么一个小时，这场让康有为吹嘘了一辈子的召见，也是康有为一生唯一一次得光绪帝的召见。
不管怎样，康有为已经是总理变法的一个人物了，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和他有了工作上的交集，而面对这样一个新晋维新派宠臣的到来，顽固派的官员包括慈禧太后，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反感。
他们决定对损害自己利益的变法进行消极的因对，而不是要维新派的命。这是清朝后期官场的一个现象，意见相左可以，但都不到你死我活的程度。
在顽固派中，有一位和维新派还算走的近的大臣荣禄，我们知道他在戊戌政变前当了慈禧太后的马前卒，而让这位历经沧桑的内务府总理大臣成为维新变法的坚定扼杀者的人，不是慈禧太后，而是康有为自己。
就在康有为被光绪皇帝召见之前，荣禄和康有为在西花厅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荣禄问：“以子涅槃大才，亦将有补于时势之术否？”
康有为答：“非变法不可！”
荣禄接着问道：“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可见荣禄不是支持变法，是支持保守变法。
康有为的回答让人意外：“杀二品以上阻遏新法大臣，则新法行矣。”
最后这句话让这位经历过辛酉政变的老臣都忍不住冒出了冷汗。
老臣尚且能容的下维新派，维新派却要和你玩命？荣禄立刻想起了张之洞对维新变法一旦要成，中国必步法国大革命后尘，要上万人头落地了。
即便这样，微信变法还是在各方阻力下实行起来，维新派占据了朝廷到地方的各种部门，同时，有两个关键的人物突然参与了变法。
一个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另一个是在甲午战争中让中国人印象深刻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这两人同时在中国游览，也同时被康有为请来为变法的顾问，甚至直接将变法大权交给这两人实行。
外国势力介入了中国的变法，让暗中观望的慈禧太后产生了警觉，原本在颐和园安养的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四回到了紫禁城，以了解光绪帝对于这两人介入变法的意见。就在同一天，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向唐有为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想法——“中美日英合邦”。
所谓的“中美日英合邦”，就是将四个国家中选出百人组成联合会，“整合资源”、“通达事务”，掌握四国的军政、税务、外交权力。
很明显，在这四国之中，中国是一个明显的若是群体，一旦合邦成立，
中国的内政、外交、军事权力，必将无一例外的被列强直接掌握，而这个想法，正式康有为谋划的对维新变法的一次“升级”。
慈禧太后收到了这个消息，保守派大臣们也收到了这个消息，他们都被维新派的这种做法震惊了。
这是的维新变法已经变了味，而已变法图存为“宗旨”的维新派，在光绪帝面前侃侃而谈的康有为，俨然成了一群卖国的人。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慈禧太后决定结束这段变法。
不管是出于维护统治的考虑，还是真的爱国，我们都必须说，慈禧太后的做法是对的。
而康有为们，真的真的已经不能继续这场变法了。
于是我们知道了，无人人头落地，康有为得以逃出，是光绪帝在被软禁前派人对康有为报了信，而康有为这段百日的美梦破碎以后，从南京到上海，再到日本，再到北美和欧洲，也从一个变法维新派，变成了一个保皇派。
除了天子，其他的事情似乎对他来说都不重要，无论是国家主权，还是领土完整，无论是帝制民国，还是民主共和。这个在历史上留下改革的人，已经不值得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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