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在《文學法蘭西》一書中說，法國存在一種獨特的文學文化，文學、文人的地位很高，但到20世紀，文學家已經不再能夠對整個社會發言。
主筆/薛巍
雨果在《悲慘世界》和《九三年》等作品中為群眾寫作，受到了法國人的擁護和愛戴
文學與政治的交織
德國文學史學家庫爾提烏斯說，法國是世界上唯一把文學看作宗教的國家。美國批評家艾倫·泰特說：“沒有別的國家像法國那樣尊敬作家，西方文化中也沒有別的民族比法蘭西更理解文學對於國家的價值。”
有人注意到，在美國，人們沒有像法國人那樣“對藝術的迷信”；在德國，名字前面沒有個貴族氣的“馮”就吃不開；在英國，男人都忙著搞政治，女人則忙著搞時尚。而在法國，雨果的名字到處可見，從街道、廣場，到店面、咖啡館。在以雨果名字命名的街道上，很多商店都以他小說中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法國紙幣上喜歡印文學家的肖像。
美國學者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對法國文學做了一番藝術社會學研究。他說：“法國的公共作家是國家代表人物，這種公共作家是極具法國特色的，是法國獨有的一群人。只有法國把作家視為發言人，並賦予文學以巨大力量。”這是因為作家能用語言清晰地講述人民與國家的故事。“法國文學同國家融為一體，扛起了定義和撐起國家的重任。”在法國，文學是某些國民意識的特有來源，法國的文化實踐支撐了民族身份。
在法國，有大量作家曾直接介入政治。夏多布里昂曾擔任外交大臣、駐英國大使；貢斯當曾任國民議會代表；雨果在19世紀40年代列席貴族院；馬爾羅擔任過文化部長。有些政治家有很強的文學抱負，因為“文學能微妙地賦予政治以合法地位”。拿破崙三世寫過愷撒傳；密特朗寫過12本書；戴高樂的幾本回憶錄都被歸於文學類書籍。美國政治家的自傳往往請人代筆，而法國人一般都是自己寫的。“傳記作家會說戴高樂的新聞發佈會有著自然華麗的風格，但作品中對逗號的使用猶豫不決，在美國不會有人關注卡特或里根的逗號使用，也沒人對尼克松的文字風格感興趣。”
克拉克比較了文學在法國和美國的不同地位。他說，在美國，至少從19世紀中期起，政治界和文學界就分道揚鑣了。愛默生曾勸作家們要心繫崇高、遠離政治。亨利·亞當斯對政治嗤之以鼻。在美國，律師才是政治主力軍，而從19世紀中期起，律師也和文學生活脫離關係了。美國政治人物也曾提筆寫作。托馬斯·傑斐遜因其《弗吉尼亞紀事》而被視為重要作家；西奧多·羅斯福被視為嚴肅史學家和傳記作家；約翰·肯尼迪的《勇者側影》還獲得過普利策獎。儘管如此，美國人的重點並不在此。這些政治人物在文學領域的地位比不上其他法國作家。
文學對新生的美國來說有些奢侈。“美國缺乏作家和政治家可以引用的本土文學歷史。反觀法國，作家們在上流社會可以求得社會上、知識上的提攜，也能得到經濟上的贊助，因為在法國上流社會，政治與文學本來就水乳交融。法國作家還有一個巨大優勢是，他們的工作屬於一個聲望卓著的文學傳統，所使用的是曾經雄霸歐洲的法語。在美國，國家排在文學之前，文學是提供閒暇時刻，是一種放縱。”
法語本身就是一種獨特的文化價值。法國人對自己的語言引以為傲，認為法語有著天然的精確性，這種精確性來自對理性和智性的推崇。“古代法國就認為抒情必須服從流暢，情感必須服從理智。法語、法國作家、法國文學所呈現的理性面貌是其他語言所缺乏的。作家要有帕斯卡所說的幾何學精神，即秩序感、系統感和邏輯感，經驗要用智力去整理，秩序和逼真才能帶來愉悅。”最終，法國文學“用藝術和文明對抗自然，用精確對抗混亂，用理性對抗感性，用書籍對抗經驗”。
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的著作《文學法蘭西》
從公共作家到知識分子
法國文學史上有過許多作家團體，他們經常舉辦沙龍或者聚餐。喬治·桑在鄉間的住宅大門向朋友們敞開，馬涅餐廳的晚餐能吸引來福樓拜、龔古爾兄弟、聖勃夫、丹納、屠格涅夫等，其他作家則會在特定日子選擇在家聚會，如福樓拜是週日，馬拉美是週四，龔古爾是週日上午在郊區的家中。而多數作家會在幾個圈子裡遊走。
法國文學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克拉克說：“法國文學史上沒有像但丁、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歌德這樣高屋建瓴的公認的天才，但法國卻完全可以驕傲地列出一長串讓人無法忘懷的文學成就。因此，法國無與倫比的個性是由文學傳統而不是單個作家來體現的。”瓦雷裡注意到，法國文學史上佔據突出地位的似乎總是一些團體，或是對立的作家們，而很少是單個作家。評論家蒂博代認為，法國文學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並不是獨立的個體，而是具有互補性、對立性的成對作家，如蒙田-帕斯卡、帕斯卡-伏爾泰、伏爾泰-夏多布里昂。17世紀中葉不是高乃依或拉辛或莫里哀的時代，而是高乃依和拉辛和莫里哀和拉封丹等人的時代。
法國的詩人乃至小說家都關心公共事務。“公共作家聲望很高，或許是由於他們既是當局者，又是局外人。從古時起，作家雖不是貴族的一員，卻能往來於貴族階層之中，藉此獲得了雙重、模糊的地位。他們在法國的特權還來自一種更古老的傳統：詩人與預言家之間的聯繫。作家的特權來自文學的道德權威，法國文學訴說著一個國家的理想和壯志。”
雨果認為，文學不僅是社會產物，也是社會行動。作家的任務是為未來做準備，栩栩如生地描繪未來。他詳細描繪了共和國對未來、民主、自由和繁榮的理想和信念。但到了左拉的時代，“知識和文學分工愈發細化，文學生活的碎片化趨勢已經很明顯，左拉雖然繼承了伏爾泰和雨果開創的傳統，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挺身而出，彰顯了公共作家的風采，但他沒能成為國家或文化的象徵”。這部分是因為雨果和伏爾泰是獨自對抗整個權威體制，左拉參與的則是集體對抗。
克拉克說，1980年薩特去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再也沒人能像薩特那樣產生如此巨大的精神力量。“20世紀的公共作家渴望整合各種分支領域，並對社會整體進行宣講。但是20世紀時這種完整統一體已經不太可能了。伏爾泰能認為自己代表整個社會在講話，但20世紀的知識分子是生活碎片化的產物。雨果也宣揚自由，但他不會為此感到焦慮。一個世紀後，雨果式的熱情和自信在知識分子頻繁的自我批評中消失殆盡。”
今天，法國文學文化領軍人物的地位不再由文學家獨享，文壇受到人文科學的大舉入侵。20世紀末，“法國文學文化的催化劑往往不是詩人、文學家，而是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哲學家，學者教授們逐漸佔據舞臺中央，文學家們逐漸退居後臺。克萊齊奧、尤瑟納爾、杜拉斯、波伏娃、克勞德·西蒙、阿蘭·羅伯-格里耶等都沒獲得公共作家所具有的超群的文化權威性。這些作家中沒有一人能完整體現法國文學文化，也沒有人試圖這麼做。他們完全迴避了公共作家所必需的交流溝通”。
到20世紀60年代，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流行起來之後，100年前被浪漫主義捧上天的作家，被拉到地上。“結構的統治使個人弱化成了結構中的一分子，哲學家研究的是系統性的關係而非單個主體，文學批評家研究的是文本的形式結構而非作品的創作者。文學不再是由獨一無二、具有天賦的人創作出來的獨特產物，而是變成了包含多種符碼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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