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7年年底，已爆發兩年的安史之亂迎來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安史叛軍核心將領史思明舉所屬13郡之地、士卒8萬降唐。唐肅宗大悅，立即封史思明為歸義王，兼范陽節度使。至此，安史叛軍兩大核心—安祿山和史思明一死一降，偌大的河北名義上只有安祿山之子、偽燕皇帝安慶緒一股反叛勢力，已不足為懼。唐王朝徹底平定叛亂、再造一統似乎指日可待。
唐肅宗顯然對史思明的投誠期望過高，對他和部將加官晉爵後，立即催促他們起兵討伐安慶緒。不過，史思明打定了腳踩兩隻船的主意，不但對朝廷詔令陽奉陰違，反而“外順命，內實通賊”，利用朝廷和安慶緒對自己都有所求的機會，不斷招兵買馬、擴充實力。
唐肅宗君臣對史思明的野心也極為忌憚，但貿然撕破臉皮，不但名不正言不順，還可能刺激史思明舉兵再叛。唐肅宗一籌莫展之際，大將李光弼出主意，建議以隨史思明一同投降的信都太守烏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前往河北，伺機除掉史思明。烏承恩是史思明的老上級的兒子，容易取得史思明的信任，方便行事。唐肅宗當即允准，並向烏承恩面授機宜，許諾事成之後將史思明的官職轉授於他。
大喜過望的烏承恩立即前往河北赴任。但由於行事不秘，烏承恩將殺史思明以自立的企圖暴露了。史思明立即將烏氏父子及其黨羽兩百多人一併誅殺，再舉叛旗，與朝廷對抗到底。
唐肅宗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此時朝廷正集中九節度使兵馬圍攻安慶緒據守的鄴城，史思明抓住戰機，以精兵五萬一舉將數十萬唐軍擊潰，並乘勝殺安慶緒自立，將唐軍全線趕出河北。至此，唐王朝平叛之戰再次陷入膠著。
那麼，唐肅宗事先就沒有預料到史思明會降而復叛嗎？
對此，明末王夫之認為，不管是“養寇”還是“激亂”，都不能徹底解決史思明與河北再叛問題。招降史思明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唐肅宗沒有接受宰相李泌兵分兩路，直搗幽燕，徹底摧毀叛軍老巢的決策，因而沒能殲滅叛軍有生力量，使其有憑據河北老巢，再次作亂的能力。
王夫之的觀點固然有道理，但並沒有切中問題的要害。唐肅宗招降史思明失敗，歸根結底，是由於唐肅宗及其代表的唐王朝過度關注自身統治的穩固，沒能用一以貫之、一視同仁的政策和制度來約束臣下、宦官和武將，導致自身離心離德、進退失據，失去了整合內部、爭取人心、同舟共濟、再造一統的內在動力。
唐肅宗繼位後，近乎偏執地以收復長安、洛陽為最大目標，數度拒絕了股肱謀臣李泌、平叛柱石郭子儀和李光弼出兵朔方河東直搗叛軍老巢的正確建議。這在錯失殲敵良機、延長戰爭痛苦的同時，也大大傷害了朝臣和武將的積極性。
史載，深負韜略、忠於唐室的李泌在其建議遭到唐肅宗的一再拒絕後，長嘆一聲，心灰意冷地離開長安，遠離平叛中樞。
唐肅宗似乎並未在意，收復洛陽後，他不考慮如何一鼓作氣北渡黃河，傾覆叛軍老巢，反而把防範和戒備的目光投向了在他看來功高震主、尾大不掉的郭子儀和李光弼等武將身上。
在九節度使圍攻鄴城戰役中，唐肅宗繼承了其父掣肘前方武將、干擾戰略決策的荒誕做法，以不通兵事的心腹宦官魚朝恩為所謂觀軍容使，統攬全局、協調各將，成為事實上的前方主帥，直接導致數十萬唐軍互不統屬、各自為戰，被史思明區區五萬精兵擊潰，使平叛戰爭再次遭遇重大挫折。
鄴城之戰失敗後，乖謬的魚朝恩、唐肅宗將責任推給了收復兩京功勳卓著的老將郭子儀，將其解除兵權、賦閒後方。唐肅宗以為此舉能解除功高震主的將領對中央政權的威脅，結果卻使唐軍諸將生出兔未死、狗已烹的悲涼心境。
代郭子儀成為平叛主將的李光弼運氣也沒好到哪兒去。李光弼率領唐軍新敗之師，利用河陽堅城與史思明叛軍進行了為期一年的艱苦鏖戰，終於將戰線重新穩定在了潼關以東。然而局勢剛有好轉，唐肅宗猜忌大將、急於求成的老毛病就又發作了。他再次派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魚朝恩為監軍，對李光弼進行監視掣肘。
史思明聞聽此變，遂散佈流言，謊稱自己的兵士都是北方人，思鄉心切，此時唐軍必能全殲叛軍，收復洛陽云云……魚朝恩信以為真，反覆攛掇唐肅宗催逼李光弼出城決戰。萬般無奈的李光弼只得率軍出城，卻在洛陽城邊的邙山大敗於史思明，苦心經營的河陽防線就此毀掉。史思明乘勝西進、兵叩潼關，若非史思明之子史朝義臨陣將其父謀殺自立，叛軍完全有可能再次攻陷長安。
此時的唐肅宗雖然沒有將李光弼如郭子儀一般治罪，卻也將他調離關洛平叛前線，前往江南，平定浙東之亂。李光弼從此告別平叛主戰場，沒能親眼見證安史之亂的最終平定。
唐肅宗對武將刻薄寡恩，對文臣同樣冷血無情。據兩唐書《刑法志》記載，唐肅宗特別不願對被迫投降叛軍的原唐朝政府官員寬大為懷、施以仁德。
當年安祿山叛軍攻陷潼關，兵鋒直指長安。倉促之間，長安百官跟不上倉皇西逃的玄宗，被叛軍俘獲。以前任宰相陳希烈為代表，很多人出於無奈擔任安史政權偽官。唐肅宗收復兩京後，對這些官員深為記恨，將陳希烈等39人治以重罪。
行刑之際，唐肅宗還特命百官圍觀，長安、洛陽一時血肉橫飛。唐肅宗的倒行逆施不但使己方人心失盡，也在有投降意願的叛軍中造成了相當嚴重的負面影響。
史思明在發現烏承恩有謀己之圖後對朝廷招降誠意徹底死心，曾說：“希烈（陳希烈）等皆大臣，上皇棄而西，既復位，此等宜見勞，返殺之，況我本從祿山反乎？”此言雖有掩飾其造反野心之嫌，但對唐肅宗心胸狹隘、猜忌刻薄的評價和對自己投降後的下場的懼怕都不無道理。然而唐肅宗對此嚴重後果視而不見，“三司用刑連年，流貶相繼”，致使“河北叛人畏誅不降，兵連不解”。
面對戰火連綿的嚴重局面和遙遙無期的平叛之路，唐肅宗最後才感嘆：“朕為三司所誤。”他至死也不願意承認，正是自己的急功近利、刻薄寡恩、無端猜忌，才導致遲遲不能平定叛亂。
遺憾的是，唐肅宗死後，繼位的唐代宗並沒有真正吸取教訓，對己方將領的猜忌防範，和唐肅宗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平叛戰爭中功勳卓著的將領們或貶或死，除郭子儀外皆無善終，反而是投誠而來的原安史部將，一個個封官加爵，擁兵自重，驕兵悍將縱橫河北，自此成為中晚唐中央政權的心腹大患。
從唐肅宗到唐代宗，在唐王朝這種兩面三刀、欺軟怕硬的悖謬政策引導下，越來越多的武將選擇擁兵養寇、圖謀割據，大唐中央政權的權威也在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的泥淖中逐漸沉入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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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月餅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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