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絕對不是昏庸之輩。安史之亂剛爆發的時候，代宗已經30歲，跟著父親顛沛輾轉，在平叛的艱苦鬥爭中，一直在前線擔任“天下兵馬大元帥”，雖說這只是個掛名的頭銜，但無論如何這樣的實踐經驗也是那些長於深宮婦人之手的弱主很難具備。
在登基前冷靜地置身於張皇后的政變之外，登基後不動聲色拿下權傾一時的首宦李輔國，而且整個過程平穩順暢，政局基本沒有受到影響，再加之其後又順利清理掉程元振、魚朝恩幾個大太監，儘管像呂思勉先生評論的“代宗頗陰鷙”，但對付那些陰森森的公公們，或許只能是比他們更陰鷙才行。
不但在對付太監方面很有心得，代宗也善於整個政局的重建工作，一上臺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給他爺爺他老爸兩代人同時下葬，這事上代宗沒有搞什麼形式主義鋪張浪費，而是根據實際情況因陋就簡，贏得了輿論的普遍支持。
同時對於前朝一些有影響的冤假錯案給予大範圍撥亂反正，像在開元年間被唐玄宗冤殺的原太子李瑛等人以及他們的家人，都很快被恢復名譽拿到補償，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讓人們看到了新主復興的決心，對於振奮人心和團結大多數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經濟領域，代宗繼續起用第五琦（“第五”是複姓）、元載、劉晏等經濟專家、斂財能手，著手對幾近崩潰的財賦制度和漕運體系進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嘗試著將財稅大權重新收回中央政府手中，以保證整個國家事務的正常運轉，這一點以後也會專門分析。
但是，即便如此，代宗以及那個時代所有的人可能都還沒有意識得到，復興之路會是如此艱難如此漫長，以為收復了兩京、傳首了叛將的首級，局面就穩定了大家又能回到過去的歌舞昇平了。
“唐室復振，理實非難。然終於不振者，則潛伏之亂原太多”，安史之亂不是一場簡單的軍事叛亂，它將整個唐帝國之前隱藏的深層次矛盾統統激發出來，它引發的是一場重大的社會變革。
舊房子崩塌，然而肯定已經不可能在原址上覆建一座一模一樣的新屋子，只能收拾一些舊建材，但設計師們還得另起爐灶。在這樣的複雜情勢之下，就不是單憑哪幾個人的個人才華和能力就能簡單應付得了的，哪怕這個人是秦皇漢武還是唐宗宋祖。事情還得一步步來。
充滿細節的歷史往往相當複雜，比如，以前我們很少會注意到的史思明父子矛盾，有研究已經發現，史思明之所以想以留守范陽的小兒子史朝清更替在前線作戰的大兒子史朝義，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朝清他媽辛氏的孃家家族-范陽辛家，正是當地很有勢力的地方豪族，朝清的幾個舅舅也都擔任著鎮守後方的重任。
史思明動了更換接班人的念頭，很可能就是出於穩定自己後方擴大政治聯盟的現實需要，而不是像後人所簡單地認為的寵愛小妾之類的那樣，只是這個計劃過早被走漏風聲，而且大兒子在軍隊中的實力也不可小覷，才導致在前線父子相殘相殺。
史朝義掌控叛軍的這一年，也並非只在那裡吃喝玩樂花天酒地，這個人還是有些本事的，比如非常大膽地前去聯絡唐軍的舊盟友回紇，要不是政府方面及時發現，外交部門的官員力挽狂瀾，一旦叛軍和回紇聯盟真正得以實現，那麼後果還真不好說。歷史進程充滿著各種偶然性，當然最後失敗者往往都會被釘上歷史恥辱柱，成了殺父叛君的畜生王八蛋了。
史朝義向北逃竄，結果連老根據地都沒能回得去，只能半路上無路可逃自殺了事。史朝義一死，八年的安史之亂算是結束了。真的結束了嗎？我們知道，史朝義自殺的的時候，身邊已經只剩下寥寥數人，那麼那數十萬的叛軍都去哪裡了呢？當然不會說放下武器回家種地，除了一些已經在各種戰役中喪命的以外，叛軍的真正主力，都已經跟隨著一大批安史原來的手下將領望風投降給了政府。
而唐政府方面又沒有進一步清剿或者說消化掉這批叛軍的實力和能力，為求局面早日安定，只要是願意投降的統統接受，並且原地原建制就地安置，既然條件這麼優惠，叛軍們當然就不再會跟著史朝義去送死了，投降政府反倒成為了最佳選擇。
這就好像是20世紀20年代，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了嗎？成功了，至少大家都打起了青天白日旗，但桂系還是桂系川軍仍舊川軍，而且大家手裡還都是有槍的，整個形勢只能是先暫時如此，寄希望於中央加快重建的步伐增強力量，然後再一步步理順各種關係，這是一種極為脆弱的穩定，但是也沒有其它更好的辦法了。
在投降過來的叛軍中，以河北地區（今黃河以北）的幾個陣營實力最為雄厚。薛嵩被任命為相、衛、邢、洺、貝、滋六州節度使，控制河北南部；張志忠（後賜名李寶臣）為成德軍節度使，統恆、趙、深、定、易五州，控河北腹地；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節度使，控河北東部（包括今山東北部）；李懷仙為盧龍節度使，繼續控制河北北部。帝國農業、經濟最發達、人口最繁密的河北地區就統統落入了地方軍閥手中，這幾處地方此後也紛紛發展壯大，成為了著名的“河朔三鎮”。
代宗的這一“姑息”政策，屢屢被後世所詬病，認為正是沒有及時拔草除根才留下了重大隱患，但是也正像我們前面所指出的，這是形勢所迫，以當時政府方面的軍事實力和財政情況，要真想通過戰爭根本解決問題，不說八年，就是十八年八十年都未必能成功，後人的指責未免顯得過於苛刻。
不但投降過來的叛軍的向心力成問題，就是隨著戰爭進程逐步壯大了自己實力的一大批地方將領的忠誠度都不好說，而這樣一批手裡有兵的新軍閥如今也正駐紮在河南、淮西、山南幾個帝國重要的核心區域，擔任各種節度使。對於中央政府來說，局面一點也不比史朝義自殺之前要輕鬆多少。
事情還不僅如此，就在當年的七月，代宗發佈詔書下令大赦天下改元廣德，躊躇滿志準備大幹一番與民更始的時候，邊境突然爆發了幾乎滅頂的危機。如今帝國的邊境可不再是當年的西域或者三受降城那樣遙遠地區，而就是在長安西邊不遠的河西、隴右了，“十月，吐蕃寇涇州、過邠州，上始聞之”。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原來擔任防禦吐蕃重任的河西、隴右兩節度使大軍紛紛回撤關內參與平定叛亂，西邊也一下子門戶大開不設防。
廣德元年（763年）吐蕃的這一波入侵來勢十分兇猛，目標直指首都長安，先是圍攻涇州（今甘肅涇川），刺史高暉投降，引導敵軍深入關中，沒幾天的功夫吐蕃軍就過邠州（今陝西彬縣）、下奉天（今陝西乾縣）、武功（今武功縣），直逼長安，“京師震駭”。
唐代宗給打了個措手不及，“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卒不知所為”。好在代宗也算是打過仗的人，沒有驚慌太久，下詔命兒子李適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帥，前去咸陽抵擋一陣子，而自己則於丙子日“出幸陝州”，向東逃去了今天三門峽一帶。古人好面子為尊者諱，逃跑不直說逃跑，而是說“幸”什麼地方，“出幸陝州”就是逃命去了陝州，長安又一次淪陷而且還是陷於異族。
好在佔領了長安的吐蕃軍隊沒有呆多久，15天以後就撤出了長安城。史書上說吐蕃的撤軍主要是由於郭子儀等人的抗擊，但當時已經第二次離開朔方軍節度使工作崗位、賦閒已久的郭子儀，手上並沒有多少可用之兵，當然不是吐蕃對手，現在更多學者研究認為，撤軍的主要原因還是藏族同胞不太習慣關中的氣候和過濃的氧氣，引起了疾病發作身體不適，才在搶掠了一番之後揚長而去。
唐代宗一行人出了長安城，一路東逃相當狼狽，到了華州（今陝西華縣）地界“官吏奔散，不復供擬，扈從將士不免凍餒”，大家已經開始吃不上飯，眼看就要有譁變的可能。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大太監魚朝恩及時出現，率領著神策軍從陝州前來救駕，“上乃幸朝恩營”，代宗就住進了神策軍軍營，一路去了陝州，還是自己的太監比較可靠，神策軍也就此登場。
神策軍原本只是一支千餘人規模的地方小部隊，天寶十三載（754年）由哥舒翰所創建，駐紮在隴右洮陽郡，負責防衛吐蕃。安史之亂後，在兵馬使衛伯玉的帶領下，受命回到關內參加平叛，但由於這支軍隊實力有限也不是大家的嫡系，所以並不受重視。
但是當時正在前線出任“觀軍容使”的宦官魚朝恩倒是發現了這麼一支小部隊，一直就帶在身邊成了自己的武裝力量，相州之役、邙山之戰，我們都可以看到魚朝恩在哪兒神策軍就在哪兒，而這一次神策軍又跟著魚朝恩救駕有功，並且在當年十二月，一路護送代宗返回長安，可謂是立下大功。
吐蕃入侵、長安淪陷，對於代宗來說是一個意想不到的重大打擊，雖然出逃的時間並不長，但是影響十分惡劣，首先就是暴露出了長安的地緣危機已經十分顯著，外族隨時可能入侵，這就不得不派重兵防護西北門戶，無疑本來就不足的兵力又要被重新分配；
其次，中央的虛弱直接展示於天下，各路剛剛投降過來的河北叛軍當然都看在眼裡，中央權威進一步下滑；而更令代宗擔心的一點是，在自己出逃期間，屢次詔書各路軍隊勤王，但手握重兵的李光弼、僕固懷恩等朔方將領很明顯地以各種理由拖延、觀望。
中央手裡不能掌握一支像樣的武裝，所有復興大業的夢想都只能是水中月鏡中花，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在認清了這一點之後，代宗率領著神策軍回到長安，立刻以魚朝恩為神策軍正式統帥，迅速擴軍，逐步將一支地方軍改造成為了中央直屬的強大禁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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